第一章 推动官话革命，统一全国语言

20世纪的第一个春天。红松花已经盛开，泰山之巅仍覆盖着皑皑白雪。一天黄昏，一个和尚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到达了清王朝的东北海岸。暮色初临，他在烟台港下了船。码头上一片嘈杂，却压不住响亮的笛韵歌声。在这个不久前被英国占领的地方，英国战舰往来巡逻，探照灯有规律地来回扫过突入海中的岬角。和尚沿着海岸线匆匆而行，他那布满灰尘的僧袍中藏着一份将永远改变汉语世界的文件。

后来见过这位行脚僧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他能做出如此惊世之举。他相貌普通，鼻子宽宽，两颊凹陷，严厉的目光正好与他紧抿的嘴唇相配。这张严肃的脸不怒自威，长长的胡须如同罗盘的指针一般笔直地指向下方。岁月使这张脸变得圆润，却磨不掉它的冷厉。若说这位和尚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和他谈话时，他可能听起来有点急躁易怒，不像一个立誓修行、无嗔无喜的人，倒像是因壮志未酬而深怀不甘。

其实，这个衣衫破烂、满面风尘的人是个假和尚，他用的名字也是假的，他的真名是王照。若有人问他从何处来，他就说自己刚从远方的台湾岛来。台湾岛地处遥远，许多北方人对其一无所知，也就信了他的话。几个世纪以来，横行中国南海的海盗把台湾岛当作大本营。他们藏身于岛上的崇山峻岭之中，在山里的无人地带与土著部落和政治落难者为伍。后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后，于1895年割走台湾。台湾岛因此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许多人不请自来，到此避难。

王照其实一直在日本藏身。过去两年间，他是朝廷重金悬赏的钦犯。清王朝实际的掌权人慈禧太后亲自下令要以叛国罪将他捉拿。可是，王照归乡的愿望压倒了对被捕的恐惧。他计划先到山东，然后辗转回到家乡——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他白天在野地里打盹，夜里借着星光赶路，最多一夜走15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他没有行李，也不走大路。为坐实和尚身份掩人耳目，王照带着一个布包袱、两件佛事法器和一根红漆铁禅杖。需要进食饮水时，他总可以到村子里去化缘。有的时候他感到绝望无助。山路崎岖，陡峭难行，走上几步就得停下来喘气。大山绵延，一望无际，如同无尽的坟场。王照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咬牙爬山。在山中行走很久都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连一片草叶都没有，只有劲吹的山风和暗淡的日光。在任何情况下，这段旅行都算得上漫长而艰难。对一个遭通缉的犯法之人来说，更是堪称步步惊心。

王照有意不带西式皮箱，以防被当地百姓看到后引起他们的仇外情绪。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震中，这场正逐渐壮大的运动因参与的农民作战时使用的拳术而得名。义和团成员腰系宽带，头裹布巾。他们相信法术，声称对敌作战时刀枪不入，对西方人恨之入骨。近几个月，义和团成员正在破坏铁轨和电缆这些外国入侵的可恶证据，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王照从未想过触犯法律。恰恰相反，他是真正的儒生大吏。王照忠于朝廷，在紫禁城上朝从未缺席过一天。在许多同僚或躺在中国往昔的荣耀上睡大觉，或大声疾呼革命的时候，他提倡进行改革。王照是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号召者之一。他们之所以发起这场后来被称为“百日维新”的运动，是因为他们日益感到中国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为了保护国家免于被外国碾压或被陈规旧习压垮，王照支持宪政维新，改革教育，建立国家工业基础，实现军队与邮政现代化，革新国家科举制度并根除帝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的弊病。但是，他并未建议颠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帝制。

虽然中国的末代王朝——清王朝在戊戌变法后坚持了近15年，但王照这样的人清楚地看到，中国亟须另辟蹊径，以求在20世纪得以生存。在对外政策中，维持现状不再有效，也不再可行。西方既然来到了东方，就不会离开，即便不是真的派兵入城，也会大量输入它的新思想。时钟无法拨回。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它能够适应时代变化，重振自己的地位吗？

汉语似乎是中国适应时代的一大阻碍。在谈判桌上面对外国人的时候，对于“权利”和“主权”这类含义丰富的概念，中国人找不到现成的汉语对应词，因此被谈判对手视为野蛮、劣等。所有中国人固然都用汉字，但不同地方的中国人说的口语大不相同，粤语等大方言下的小方言多达数百种。语言的作用如此之大，冷眼远观鸦片战争的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评论说，这场战争不是关于成箱的鸦片和不公平贸易的，而是围绕着言辞及其含义爆发的。若说中国无法与世界沟通，那是因为中国自己境内的沟通也困难重重。

亚当斯不知道的是，语言对现代中国而言将成为生死大事，将成为确保中国这个国家免于灭亡的中心武器。王照代表着中国重新崛起的努力，他在努力洗刷自己的罪名，正如他的国家在忍辱负重、发愤图强。他塞在怀里带回家乡的那本小册子承载着中国在语言学意义上的命运。老大帝国巨变在即，数十年内忧外患已经撼动了它的根基。中国人的世界和语言将要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王照决心投身到这场巨变中去。

1900年的中国风云激荡。中华大地笼罩在惶恐焦虑之中。一个早期的例子是19世纪末开始流传的一张后来被称为“国耻图”的图画。画中列强的符号化身皆在瓜分中国。俄国熊埋伏在黑龙江流域，一点点从中国北方和东北向南挪。日本的帝国旭日盘踞于它在东北新获得的落脚点。在南边，英国斗牛犬和法国青蛙对沿海几省虎视眈眈，它们的竞争一直蔓延到印度支那。一只凶猛的美国白头雕正在往菲律宾和太平洋降落。

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后50多年来，列强对中国大肆破坏、劫掠，占据了中国大片市场。随着西方列强的竞争蔓延到欧洲以外，对权力和资源的贪婪渴求吸引着西方人来到这片当时被称为远东的富庶封闭的土地。中国人不了解外来蛮夷的世界观，又对自己的世界观过于自满，结果在这些不速之客手中付出了惨痛代价。20世纪降临时，中国人对外国人恨之入骨。人们提到“洋鬼子”无不咬牙切齿。帝国多地爆发了一连串爱国运动（包括义和团运动），国家几乎陷入瘫痪。各种谣言借着过去对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敌意如野火般迅速传播，说西方传教士鸡奸中国孩童，挖取孩童的眼球，还残杀妇女、毁坏庄稼。虽然这类故事多是凭空捏造，但是现实存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剥削的证据令人们愿意相信这些故事。在国外，各种排华法案（第一项这样的法案于1882年通过，最后一项直到1943年才废止）保证了廉价华工的供应，却不给华工获得公民资格的机会。即使在中国本土，某些受外国管辖的公共场所也不准中国人入内。

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那关键的几十年间，许多有心的中国人看到，世界正日益分化为赢家和输家两个集团。报纸报道了波斯、埃及和印度这些古老文明如何在崛起的欧洲面前一个接一个倒下。中国以前的朝贡国，语言与汉语关系密切的越南正在进行反法斗争。定居在德兰士瓦（Transvaal）的布尔人在和英国殖民者作战。随着美国巩固了它对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的控制，太平洋正成为新的世界舞台。若抵御不住压迫者，就会丧失使用母语的权利。1864年，俄国镇压了波兰起义后，把俄语强加给波兰人，切断了波兰人与自己母语的联系。中国的报刊上刊登了关于波兰奴隶的报道以警国人。

清王朝外交失败，维新不成，腐败猖獗，面对百姓贫困和饥民遍地的现实束手无策，帝国因此而愈发虚弱。动乱四起，有义和团运动，也有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地区回民起义。中国北方和东北的大片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饥荒和瘟疫。同时，中国人口到19世纪中期增加了3倍，本就稀少的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传教士报告说，饿疯了的农民撕下棉袄里的棉絮往嘴里塞，或剥下树皮当饭吃，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人们会把死去的亲人，包括孩子的尸体吃掉。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农民起义渐成燎原之势，乡村地区日益凋敝。

20世纪初的种种情形无不表明中国的未来堪忧。但是，正如一些朝臣和辩士在报纸上和策论中所写的，中国自救犹未为晚。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领导的1898年戊戌变法聚集了一群学者和官员，提出了改进治理、教育和防务的建议。王照是这群人中的一个。维新党思想进步，有时对西方抱有友好态度。他们提倡对制度和政策开展温和改良，以图帮助中国恢复稳定，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中国遭遇惨败之后。甲午战争之败促使许多中国人冷静地直面中国不仅技术落后，而且内部腐朽的现实。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作为使节、留学生和特使出行欧美。那里的电灯、电报、蒸汽机车和公共电车、务实教育、政治制度以及注重个人自由和现代化的文化令他们惊叹。报纸头条煽动民众对外国人的恐惧，说洋鬼子乃万恶之源。头脑冷静的观察者却指出，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外国人，而是出了别的问题。纠正这些问题需要看清中国的内部形势。戊戌变法迫使当权者考虑放弃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接受西方学问的一些重要内容。

康有为这位头脑聪明的广东儒生在朝堂上怀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试图对皇族成员打一派，拉一派。同为广东人的梁启超少年老成、志向远大。他先是追随老师，后来自己也成为思想领袖。他们两人的意见得到了26岁的光绪皇帝的认可。这位年轻君王甚至实施了他们的一些变法建议，表明他准备抵抗他那掌握重权的姨母。可是，慈禧太后很快即怀疑变法可能会直接削减她的权力，于是叫停了变法，下令逮捕参与者，并将皇帝幽禁。王照害怕性命不保，遂逃亡日本。

戊戌变法运动被慈禧太后镇压了下去，但变法精神已传播开来。重新审视之下，从裹脚、封建主义到儒教等自古以来的传统开始受到质疑，其中汉语书写系统遭到的攻击尤为激烈。西方对汉语的看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字曾经为中国人所尊崇礼敬，为邻国所借用模仿，现在却似乎成了笨拙落后的东西。哲学家G. W. F.黑格尔（G. W. F. Hegel）把汉字排除在对历史的研究之外，因为“那种书写语言的性质本身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汉字被视为天生不合乎逻辑、不利于抽象思维。开口说汉语首先要龇牙咧嘴，露出凶相。“他们的牙齿排列和我们不一样，”德罗莫尔（Dromore）主教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以外科医生式冷冰冰的兴味如此评论道，“上排牙突出，有时压着下唇，或至少压住向里撇的下牙牙床。上下牙很少像欧洲人一样对在一起。”汉语的声音更是难听：“那是一种从腹腔发出的叫声，光靠描写难以确切表达。”

邻近国家也确认汉语不合时宜，就连曾经使用汉语的国家都这样说。中国的近邻、不久前在中国霸占了殖民地的日本开始减少自己语言中的汉语词汇，并尝试实现文字罗马化。此举旨在摆脱汉字主导的书写系统，也意味着承认使用字母语言的西方更加优越。中国人自己也清楚地看到，汉语书写系统是对现代化的阻碍，它不能帮助中国走向世界，反而拖了中国的后腿。电报和其他形式的标准化通信把全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一起，而这些技术都建立在一个中心前提之上：要有一种由26个语音字母组成的语言，这些字母放在一起组成单词，而这些单词朗读出声时听起来基本上要与组成它们的字母合并起来一模一样。不用罗马字母的语言劣势显而易见。

有些人担心悠久的中华文明已垂垂老矣，无力推陈出新。汉字不仅非常难学，更令人心惊的是，在教室及广大社会中维持这种书写系统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现代学科的基础是冷静的抽象推理。中国若想通过揭开西方财富和力量的秘密来与西方公平竞争，语言是获取这方面知识的关键。汉字成了翻译和舶来知识的必经之门。

很快，中国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开始担心，学习汉字甚至可能有损身体。他们对刚引进的西方解剖学知识，特别是关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知识略知皮毛后，害怕长期死记硬背会损伤智力。对智力衰竭的恐惧很快催生了保健补药的巨大市场。从学生到商人，大家无不对“艾罗补脑汁”和“威廉医生专治面色苍白的粉药丸”趋之若鹜。上海的黄楚九是营销天才，他给艾罗补脑汁起了“艾罗”这个外文名字，因为他觉得这样听起来比较高级。在他的推销下，艾罗补脑汁热销全国。在当时中国的药店里，这些补药和各种中草药放在一起出售，是人们抵御现代化压力的日常必备。

汉字不仅跟不上历史变化，而且似乎代表了中国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有些人甚至觉得也许应该完全抛弃这个书写系统。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属于第一批敲响警钟的人：“汉字之奇状诡态，千变万殊，辨认之困难，无论改易何状，总不能免。此乃关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辈亦认为迟早必废也。”王照发誓要拯救中国于绝境。他怀揣着一本全国统一语言的注音字母表，决心将中国从毁灭的悬崖边拉回来。

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王照降生在一个武将之家。他家的显赫地位是一刀一枪搏来的。王照的祖父是一员猛将，弓马娴熟，曾在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勇杀敌。王照祖父在战场上的勇猛被传为佳话，他对军中将士的袍泽之情更是赢得交口称赞。对麾下士兵，他训练时严厉至极，但在战斗中和他们如兄弟般并肩杀敌。一次战斗中，英军的一颗子弹打穿了王照祖父的头盔，他浑身浴血，当场阵亡。他手下的士兵不肯自己逃命，企图从敌人那里抢回他的尸身，结果无一幸存。敌人为了泄愤，将王照祖父的尸体卸下四肢，砍成碎块。王照的祖父因忠勇报国被赐予清朝大臣的最高谥号，他的家族也被赐予富贵荣华。

王照幼时父亲便自尽身亡，他由叔叔抚养长大。他发奋读书，没有上战场建立功勋，而是在朝堂上崭露头角。王照步步高升，成为负责宫廷典礼仪式的礼部主事，这是个稳当的职位。王照的祖父喜欢写字吟诗，虽远不比杜甫和李白这两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但他生前让孙子牢牢记住了学问的重要性。王照自然而然地继承了祖父的诗书家风。他作了许多诗来抒发胸中块垒，也许有的诗句平淡无奇，却字字发自肺腑。王照流亡日本期间与当地的文人学子交往唱和，写了246首诗诉说自己的经历。他自认为是个忧郁的爱国诗人：

伤心禹域旧山河，

猎猎寒风海岸过。

行李两肩天压重，

万山影里一头陀。[1]

1900年春，王照在崎岖的乡间跋涉，脚上磨出了疱，衣衫汗尘斑驳。促使他咬牙前行的不是诗歌的慰藉，而是士兵的自律。这位“孤僧”完全不似文弱书生。自年轻时起，王照就出了名地体魄健壮，哪怕是数九寒天，他也只穿着短裤短褂在室外练武。朋友和邻居记得他的孔武有力，更记得他的公平正直。他们常常讲到王照遇到一位以卖字为生的落魄年轻人的故事。凛冽的寒风中，王照看到那个可怜的小伙子蜷在街角破桌边，桌上摆着笔墨，以极低的价钱卖字鬻文。王照请那个年轻人吃了一顿热饭，听说他想读书参加科考后，又慷慨地赠给他一大笔钱，让他把书念完。众口相传，那个感激涕零的年轻人多年后发达了，对王照报了恩。

王照回家途中的经历与当年在朝堂上天差地别。他在土路村道上遇到的老百姓都贫穷困苦、大字不识。男人的识字率不到30%，女人的识字率更是仅有2%。王照看到了愚昧的后果，也认识到农民要改善生活，就必须学会识字。他怜悯那些农民，却又不禁嫌弃他们粗鲁野蛮、不明事理。从他的旅行日记中看得出他对他们的不屑：王照听到百姓把粮食歉收归罪于德国人在殖民地青岛修建的现代铁路，因此他对那些迷信的村夫野叟嗤之以鼻。

王照在小酒馆里冷眼旁观，看着村里的先生把酒碗重重地顿在桌子上，不问自答地预言未来。他们说，今年冬天的严寒冻死了几百号人只是开头，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在他们云山雾罩的忽悠下，村里的愚夫愚妇都相信戊戌变法成功了，发生了革命，康有为现在坐了龙椅。在这些地方，消息来得很慢，经常误漏百出。每当王照对村民这种无稽之谈听得不耐烦时，就打断与他们的谈话，假装突然入定，敲打木鱼，应和着木鱼声诵经。王照对穷苦大众的关心与他作为儒生的观点并不矛盾：只有开明的现代教育才能拯救中国这些愚昧的灵魂。此事虽非关存亡，却是实际问题，可以有具体的解决办法，而这个办法，就掌握在他手中。

王照对识字救中国念兹在兹。流亡期间，他完成了他心目中的救国之法：一本题为“官话合声字母”的薄薄小书。这就是他一直揣在怀中的那本线装小册子。他想用它来帮助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站起来，建起一座沟通和理解的桥梁，甚至延伸到他们痛恨的外国人那里。王照立志实现中国语言和中华民族的双双振兴。他想利用汉语来达到现代的一个目标：统一。他写下汉字的62个基本组成部分来代表发音，创造了一套注音系统来显示一个整字的读音。

中文识字通常靠看不靠听，高度依赖视觉和触觉感知。小孩子记住汉字形状和笔画的唯一办法是一笔一画、不厌其烦地反复抄写。这个学习过程需要好多年，甚至会用去大半生的时间。学习汉字所需的耐心将书写发展成为一种静思的艺术形式，书法家因此而备受尊敬。王照和少数其他语言改革者一样，具有前瞻眼光，对加速学习汉字的过程采取务实态度。为改善汉字的表音能力，他们创立了一套单独的系统，由汉字中比较简单、能够表音的不同部分组成。王照谈这个问题的口吻非常民主，令人惊讶：

吾中华之文字乃天地之首创……揭宇宙之精髓奥秘，远胜他国语文。然世界各国之文字虽则浅陋，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故能政教画一，气类相通……而吾国则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有文人一格，占毕十年或数十年，问其所学何事，曰学文章耳……望而不前者十之八九。稍习即辍者又十之八九。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举凡必不可少之知识，无由传习，故而不谙政治、地理、治者与治于人者之关系，或华衰而世界兴，抑或反之。

王照希望通过大大减少花在学习复杂文字上面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一个自16世纪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一直阻碍着东西方互相理解的难题。那时，传教士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以便记忆。他们为了与当地的中国人交流，只能用西方字母记录下在街上听到的奇怪发音。传教士制订的罗马化注音表质量参差不齐，既不系统，也不标准，而且只适用于他们所在的地区。中国各地的不同方言多达数百种，在北京胡同里记下的发音拿到广东的港口根本不管用，正如把巴黎人说话的声音记下来，拿到马德里没有人懂。

王照还在东京时，面向一群中国留学生推出了他的《官话合声字母》第一版。去日本访问并看过此书的中国官员欣赏书中的创意，但这样的官员屈指可数，无法为此书提供多少支持。王照等人看到日本在台湾岛的“蛮荒之地”开展的“识字实验”比较成功，增强了信心，相信官话字母能更胜一筹。王照返回中国时，满怀希望和忐忑。他立志为人民创造一种新的交流方法，究竟能否壮志得酬？他怀中揣得严严实实的宣纸上写的是以一种统一语言为基础的一整套注音系统。若得到广泛采用，此法可提高识字率，减少中文的书写时间，使学说汉语更加容易。

中国的语言向来多种多样，因为中国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公元1世纪，一位名叫许慎的学者最早对地区方言做了研究。他不畏辛劳，调查了人们日常口语的不同形式。这位早期词典编纂者费时20多年，根据他与从帝国四面八方来到京城的兵士和官员的谈话列出了大约9000个字条——而他的调查离完整还差得远。19世纪下半叶，中国官员知道欧洲各国成功地用本国语替代了拉丁语，于是对汉语的口语和文言之间的巨大差别愈加担忧。字母语言被赞为现代社会的火车和汽车，而汉语文字却被比作远远落后的老牛破车。汉语的低效触目惊心。北方人与南方人无法交流。被派往乡村地区的京官把赴任的经历比作去往异域。官员们为履行放赈或清点人口等职责，使用朝堂上的语言彼此沟通。这种官员用的语言后来被称为官话。

官话不是普通百姓的语言。许多老百姓只会简单的算术，不能读也不会写，只能在卖东西的单子或契约上按手印。王照这样的人认为，多数国民不会读书写字是阻挡中国进步的巨大障碍。语言障碍超过所有其他问题，可谓中国的落后给日常生活造成的最亟须解决、最显而易见的后果。

在王照看来，办法很简单：首先要帮助人们认识并严格按照发音用符号记下自己所说的话，然后帮他们跨越方言、地域，可能还有国家的界限彼此沟通。理想情况下，一套书写系统就能达到目的。王照相信，他的官话字母一定会成为适用于全中国的现代汉语标准。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接受他的系统。

时值5月末，王照已经跋涉了近两个月，满身肮脏、疲惫不堪。外国列强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步步紧逼，马上就要占领王照的故乡天津。王照本来要直奔天津，不过他先向南绕道上海去看望一位老朋友，即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他可跻身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之列。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对中国感情深厚，1884年曾发表一份报告，建议在中国每个省会都建立高等教育机构。李提摩太致力于解决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是少数几个深刻了解中国语言问题的外国人之一。他同情戊戌变法，敦请朝廷采纳字母书写系统，不要感情用事，死抱着繁复累赘的汉字系统不放。在外国人备受怀疑的那个时代，李提摩太作为清王朝信任的朋友，成为宣扬西方进步观点的有影响力的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为变法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逃脱助了一臂之力。

王照去找他无疑是想向他请教。他拜访李提摩太时，已经和康梁二人闹翻。变法运动之初，他们似乎站在同一战线上。变法者都同意，统一语言文字是中国存亡之关键。康有为曾设想把世界上所有语言都收集到一个圆形大厅中，由学者和语言学家开展研究，如同研究博物馆陈列的古老珍稀物种一样。梁启超力倡在王照之前已经提出的提议，鼓吹必须在中国来一场语言革命。

王照逃去日本6个月后，与康梁的同盟关系破裂。王照在接受一家日本报纸采访时和盘托出，揭露了康有为对朝廷密谋的歪曲谎报。他指控康梁二人偷了他的私人信件，说他们不是睿智的领袖，而是“害人庸医”。他毫不讳言自己对他们“恨不得徒手杀之”。王照能敏锐地分辨汉字字音，圆滑含蓄却非他的长项。

李提摩太供职于“在华传播基督教和通用知识会社”（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该会社是首个将西方书籍引进中国的机构。王照在李提摩太的办公室里等待时，一定觉得与逃亡之前相比恍如隔世。变法运动从开始到失败，李提摩太始终参与其中。王照还在礼部做小官时，就听从了李提摩太关于建立学部的劝告，将其作为第一步，向着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来教授现代化汉语这一目的进发。李提摩太曾提出一套基本上套用西式字母的字母系统，但王照希望找到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的中国自己的注音系统。先征求可靠盟友的意见无疑是审慎之举。

李提摩太同意见他，王照被引入里面的房间。王照没有自报姓名，而是问李提摩太认不认得他。险遭杀头、仍被通缉的他衣衫褴褛、满面风霜，一定看起来比他41岁的年纪苍老得多，就连王照的家人见到他都可能觌面不识。王照此来有明确的目的。他可以用五六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自己去了哪里、想干什么。可是，他首先需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同时又必须严格保密。他不发一言，伸出一只手，手掌朝上，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手掌上写下了两个汉字，先是“王”，然后是“照”。这是中国文人用文字彼此沟通、互致敬意的方式。他虽然未发一言，表达的意思却很清楚：王照回来了。

戊戌变法运动遭到粉碎，康有为也被打倒，但变法精神不死。无论能否得到李提摩太的帮助，王照都要重拾变法者的事业，实现他心之所系的官话革命。王照和李提摩太见面后，去拜访了劳乃宣这位19世纪晚期中国文字与教育改革运动的突出人物。王照想看一看原来的变法主张哪些能够保留下来，考虑自己如何东山再起。他仍在推敲琢磨他的官话字母，需要听取劳乃宣这种领袖人物的意见。另外，他还需要找个地方整顿休息。

终于到达天津后，王照找到了远亲严修。身为大儒的严修官拜学部左侍郎，在城东有一处安静的宅子。王照在严府住了一年有余。那无疑是“百日维新”以来他过得最太平的一段日子。他在严府庭院中散步，在花园假山旁闲坐，心里琢磨着如今朝廷中比较得势的大臣中哪些人能够帮忙。1901年10月，他终于冒险回到了他3年前逃离的北京。映入他眼帘的北京城面目全非、疮痍处处。前一年6月，王照在山东农村遇到的义和团开进了京城。慈禧太后一改以前对义和团的镇压，把他们仇恨的怒火引向住在京城中的外国人。义和团成员手持长矛大刀，烧毁了教堂和火车站，还抢掠了天安门东边的外国人居住区。

混乱和破坏持续了55天。意大利、美国、法国、奥匈帝国、日本、德国、英国和俄国以此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北京，烧杀掳掠。暴力肆虐失控，朝廷却无力平定，于是在世界以及本国民众眼中丧失了仅存的一点信誉。中国被迫同意向八国赔款4.5亿两白银。北京被划出8个外国占领区，也就是使馆界，界内所有中国居民都被驱离。使馆界面积大为扩展，形成了外国在中国的特区。这对中国而言是奇耻大辱。

当王照踏入京城时，肯定因它昔日辉煌、如今蒙尘而痛心。他从东门入城，帝国中心尽收眼底。因为皇宫离得不远，所以城门附近到处可见出入朝廷的王公大臣。街上热闹繁忙，小贩、闲人、人力车、外国人和外交官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在帝国中心的心脏地带忙忙碌碌，想一展抱负。王照也不例外。

王照是来见李鸿章的。李鸿章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任直隶总督长达25年。彼时他执掌大权，见证了中国与西方列强最激烈的冲突和数十起动乱。几乎每一项重大不平等条约的谈判都有他的参与，包括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860年《北京条约》、1876年和英国人签署的《烟台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1895年《马关条约》，以及不久前与派联军占领北京的八国签署的1901年《辛丑条约》。在这些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李鸿章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既要安抚外国侵略者，也想抵抗压迫中国的西方。如果说李提摩太是传递西方学识的渠道，李鸿章就是中国外交技巧活生生的体现。王照若能得到李鸿章的帮助，在朝中就有了一位重要盟友。

可是王照有所不知，李鸿章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到一个月，这位中国末代王朝最伟大的名臣就会驾鹤西归。王照前来拜谒时，李鸿章派了自己最亲密的心腹在装潢华贵的客堂里接待他。王照有些失望。他觉得鼎鼎大名的李中堂应该亲自接见自己，自己那些话不想告诉一个亲随。二人落座上茶后，一开口就话不投机。王照后来回忆说，那位亲随问道：“大人远渡重洋回归故里，必胸怀救国宏略。务请不吝赐教，鄙人必转呈中堂大人。”

王照对以为靠一招就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想法嗤之以鼻，但还是谈了自己的意见：

吾国之大弊在四万万民众不解知识……吾国二十万功名加身之学子，其效用竟不及日本五千万受普通教育之百姓，空谈“宏略”有何用？官府须首重小民之初等教育……亟须创造一种文字，可令操不同方言之人互相沟通，俾使言文一致。

亲随听后颇为不快。他语带讥刺，对王照是否言无不尽表示怀疑：“此话似非大人口吻。大人定然胸有宏略，惟不屑告与卑职所知矣。”王照冲口而出：真蠢材也！他强忍着一拳砸在镶嵌螺钿的桌子上的冲动，拂袖而去。可能他的官话字母注定要无闻于世了。李鸿章本来是他最后的机会。王照垂头丧气地返回天津，躲在严府继续钻研。

王照人回了国，却并未感到结束流亡生涯的释然。他无法静下心来享受严府的宁谧。看着水墨画卷上崇山峻岭、云雾缭绕中形单影只的人物，他本应想起中国的文人雅士自古以来喜欢避世隐居，为求心境平和不惜挂冠致仕。可是，王照不甘于安静无聊的生活。他后来抱怨说：“烦闷中即一醉而不得也。”

严家居于祖宅已300余年，传承11代。宅子旁是邻居的南瓜园，王照从所居客室的花格窗看出去刚好看到那个瓜园。除了有时和严修聊天以外，没有人来打扰王照。他通常把时间花在夜以继日反复修改他的新字母上面。

严修和王照一样热心教育改革。不久后，严修在自家后院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小学来实验自己的教育理念，他成为女子教育的开创者。这所小学成了直隶省新式学校的模范。严修看起来比王照温和许多，既不咄咄逼人，也不疾言厉色。他在京城翰林院供职近十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也沮丧失望。但和王照不同的是，他只是退回天津，以一介文人之身继续寻求改革。那些年间，严修实施了一系列提议，逐渐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王照到来时，严修也在为关于中国前途的问题殚精竭虑。他们二人肯定经常长谈，严修常来看望王照，家中婢女被严令不得对外人提及这位秘密客人。

潜心研究官话字母的王照始终坚守1898年他和皇上的共同信念：中国虚弱乃因语言误人。国人识字率低，各地方言不同。此种情况致使治理不力，与列强谈判落于下风，跟不上外部世界。中国能否增强国力、重振大国声威，全看能否实行简便的口语和文字。

有些人同意王照对问题的分析，但提出了不同的办法。厦门的基督徒卢戆章研究出了第一套由中国人为一种中国方言制定的拼音系统。他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包含55个音标，代表厦门人讲的那种南方方言。有些音标采用罗马字母来表现汉语的发音规则。为研究发展这套音标，卢戆章几乎破产。他的儿女后来埋怨父亲把家中生计都浪费在了语言学实验上面。

卢戆章之后有蔡锡勇，此人是中国驻美国外交使团的一名随员。他根据美国人凌士礼（David Philip Lindsley）发明的一种如同速记的快速书写法，发明了用于中国一大方言闽南语的拼音方案，并撰写了《传音快字》。速记法是伊萨克·皮特曼（Isaac Pitman）1837年为英语发明的，这种书写系统使用专门的简化符号来实时记录谈话的音素、单词和短语。

许多人后来认为，对汉语真正的创新者是沈学。据见证者说，这位才华横溢的上海医科学生发明的精思巧妙的方案原稿是用英文写的，但保留下来的只有发表在一家中文刊物上的方案序言。沈学投入了全部精力宣传他的《盛世元音》，在当地一家茶馆免费宣传讲解。他28岁即英年早逝，死时一贫如洗。

王照在一个重要方面与众不同。他认为应该给予民众识字的力量，让不同方言的使用者能够彼此沟通。但归根结底，王照想为全体中国人确立一种标准语言——北京官话。他意识到语言统一至关重要，是提议将北京官话作为国家标准语言的第一人。北京官话后来成为今天中国人讲的现代汉语（或称普通话）的基础。在王照看来，要想提高识字率，必须同时实现语言的统一。若能用同一套语音系统把中国数百种方言统一起来，就如同拆掉了中国自己的巴别塔[2]。然而，王照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先要面对中国用了好几个世纪的发音系统，那是被统称为反切注音法的一种按音识字的方法。

直到王照的时代，中国任何正经读书的学子都必须掌握用以学习汉字读音的反切注音法。此法初次出现于公元3世纪，一直用到20世纪早期。每个汉字都是单音节发音，所有音节都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声母”（音节开头的辅音）和一个“韵母”（音节发音的剩余部分）。初学者需要借助作为发音字典的韵书。韵书中列出的每个字都通过把另外两个比较常用、常见的字切开后并在一起来“标出发音”。将一个字的“声母”加到另一个字的“韵母”上，就显示出了所列字的发音。例如，要查明“東”（东）字的发音，先在韵书中找到“東”，你会看到书中说此字的发音是“德”的声母（{d}ek）和“紅”（红）的韵母（h{ong}）的结合。

这个办法使用两个已知字的部分发音来拼出第三个不认识的字的发音，就像（5-3）×（1+1）=4。如果你只是想要答案的话，这个算出4的办法未免太复杂了。

古老的反切注音系统解决了许多难题。例如，7世纪晚期大乘佛教经文传入中国时，这个注音系统解决了梵文发音的翻译问题。可是现在它本身却成了问题。学会这套注音系统需要好几年的死记硬背，而且它现已不再准确，因为人们的语言习惯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变化。例如，现代汉语中“德”字的发音不再是“dek”，而是“de”。不同方言的发音也相差很大。

汉语拼写系统严重过时。同时，在对外国人敌意浓厚的大环境中，西方字母又被投以怀疑的目光。必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王照等人认识到，需要一套对汉语来说能起到字母的作用，却又不简单照搬罗马字母的系统。王照客居严修府上的那几个月里，任务异常艰巨。他的努力开启了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求索，要为一种标准汉语找到完美的音标，使汉语最终成为一个实用、好用的工具，以重振它往昔的辉煌。

一天，王照坐在严府他的书房里，仍在审视声母—韵母拼写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时值1902年夏末，空气中已经有了一丝秋意。阳光照在邻居瓜园里的大南瓜上，映得书房的窗纸一片橘红。面对怡人美景，王照却无心闲坐，也无暇欣赏。他忙着试验每个字的不同声调，先是一声，然后是二声，接着又回到一声。同时，他也在思索如何最好地将这些不同的声调收入他的汉字注音系统。目前似乎哪个办法都不合适。就在此刻，严修一头闯了进来。

严修努力秉持着儒生的教养，却抑制不住满腔兴奋，举起了一本书：“汝自忖妙意独得，却未曾读此书！”他举起来给王照看的书是一本破旧的韵书《音韵阐微》。这本1715年奉康熙皇帝敕命编纂的官方韵书编制得一丝不苟，14位编修辛劳了11年才于1726年最终完成。清王朝有好几个皇帝喜好编字典，康熙也不例外。康熙和其他清朝皇帝没有把满语作为征服者的语言强加给中国广大民众。他们认识到最好让满人实现与多数人口的同化，即汉化。1892年，一位美国传教士一语中的：在语言上，“被征服的汉族彻底击败了征服者”。康熙皇帝还下令编纂了《康熙字典》，相当于汉语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字典”一词即为《康熙字典》所造，意思是“字的典籍”。《音韵阐微》与《康熙字典》不是一类书，目的也完全不同。《音韵阐微》改革了旧有的反切法，加入满语发音来反映现代语言发音，也就是京城人说的北方白话的发音。关键是满语使用的是一种字母。西方字母主要分为元音和辅音，满语则不同，其发音基础是辅音—元音组成的音节（例如，pa、pe、pi、po、pu，而不是a、e、i、o、u）。满语能够以非西方的方式记下汉字的发音。

王照拿到《音韵阐微》，读罢大喜：“余不禁绕室雀跃！世间居然有此物耶！余自此可以此书为据，不惧为人责为无中生有矣。”

满语给官话提供了一种实质上使用合声来注音的办法，把两个字合在一起发出一个音节。这个办法非常有用，王照甚至将其纳入了自己著作的标题中。此法与反切注音法不同，不需要把两个不同的字分开重组。合声根据当时中国北方流行的白话口语，用字母表示汉字发音。难怪王照觉得这本奇书与他正在做的事如此合拍。

这一发现令王照干劲倍增。他使用改进过的工具，按照新的想法继续琢磨官话字母，终于在1903年提出了新的一版。他的官话字母由50个声母符号和12个韵母符号组成，总共62个音标。须知汉语所有音节的组成都包括开头的辅音（声母），和配合辅音完成发声的音（韵母）。王照的50个声母借用了日本8世纪在汉语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音节文字“假名”，但做了进一步简化。12个韵母直接来自满文的12种字母和音节。《官话合声字母》能迅速而准确地将人说出的话记在纸上。它使用的符号从汉字衍生而来，但拼音功能与字母语言一样，拼法一般能清楚显示字的发音。若用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来表示“東”（dong）的发音，只需从由汉字衍生而来的50个声母中拿出一个音标，再从以满语为基础的12个韵母中挑出一个与之相结合：把声母do和韵母ng放在一起就成了。

改进后的官话字母立即得到了承认，被誉为里程碑式的成就。当然，严修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严修不仅是慷慨的朋友，而且是翰林院编修，是省级教育改革的重要推手，并将很快跻身新成立的学部要人之列。到1906年，王照的官话字母开始在全国一半以上省份用于学童的汉语课本，课本涵盖的题材多种多样，从植物学到对外关系无所不包。

只北京一地就有大约20所学校专教官话字母。传授字母的对象不仅是学童和文盲，还有军营中主要从农民当中招募而来的士兵。梵蒂冈图书馆收藏着一本1904年出版的《对兵说话》珍本。该书表明，这套易于使用的字母也被用来宣传爱国主义，敦促士兵守纪节俭，遵行上峰教诲。但是，尽管《官话合声字母》名声日盛，但作者的名字却不能宣之于人，因为根据法律王照仍然是逃犯。只要与他有明确关联，就免不了受到连累。《官话合声字母》作者的身份瞒得铁桶也似，有人还以为严修是真正的发明者。

王照冒着被抓的危险回国完成了官话字母。现在字母大获成功，他却因此活动更加受限。王照在严府住得心浮气躁起来，要回京城去。他在北京一条安静的胡同里找到一处地方，成立了官话字母义塾。他亲手把自己手册中的每个字、每条示范和每幅插图刻成印刷课本用的木版。王照仍然使用假名字，蓄了发，剃了须。被称为赵先生的他尽量不公开活动。所有面对面的教学都交给一位他所信任的旧日门生去做。王照本人不露面，只躲在屏风后面倾听授课情况。

朋友们告诫王照千万小心，但他觉得自己住在偏僻的小胡同里，又是在幕后活动，应该比较安全。然而有消息传来，说原来一起参加戊戌变法的一个人被告密者出卖，被官府捉拿。那人立即被判刑，遭杖毙。这下王照担心起来。他知道很多人想让他坐牢，甚至落得更坏的下场。

王照还有一件烦心事。有骗子盗用他的官话字母却逍遥法外，令他深恶痛绝。有个人在王照的官话字母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冒用王照的笔名予以出版。另有人干脆全部照抄。王照在回忆录里写到，高阳县有个人玷污了他的名声，谎称官话字母的原理是另一本韵书提出的。王照与他当面对质时，那人毫无愧色，反而诬指王照是抄袭者。

不管是亡命日本，还是默默无闻地辛劳，王照都心甘情愿。但他不能容忍抄袭或讹诈，这是他的底线。他写道：“余憬然猛省，他人肆意压榨，因其知余为法外在逃。”他决定夺回对官话字母的所有权，以确保官话字母得到恰当的采用和传授，危及性命也在所不惜。

1904年3月初，王照主动来到气派的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衙门求见。九门提督那桐掌管着北京城所有九座城门的安全，任何进城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王照一旦进了他的衙门，无论死活，都不知道能否再出来。那天晚上，王照没有回家。朋友们猜想他可能正在受刑，被逼承认犯下了反对太后和朝廷的大罪。

预审能拖上好几个星期，刑讯逼供是家常便饭。巡捕五营统领衙门按规矩要审查王照的案子，看是否需要进一步裁定。如果裁决包括流刑，就要提交刑部复核定谳。白天变成黑夜，黑夜又转为白天，日复一日。王照的朋友们在外面紧张地等待他的消息，害怕有噩耗传来。

王照走进衙门后，被引入正厅后的西院，有一个仆役专门侍候。他没有受到审讯，而是在一个摆放着书籍、茶具，甚至还有棋具的房间里受到盛宴款待。显得紧张不安的反而是九门提督。那桐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如何拼命转着脑筋，琢磨该把王照怎么办，该找谁商量。这个案子太重要了，不能按正常程序处理。那两天，那桐每天一大早就去他在颐和园的熟人那里讨主意，还直接求助于可达天听的内阁总理大臣。太后不在京城，这给了那桐谈条件的机会。他们在是关押王照还是放他走的问题上讨论多时。最后，总理大臣提出可保王照不死，但不能答应他完全免罪，总要做出法立如山的样子。三天后，王照被正式逮捕。判决很快出来了：终身监禁。

王照现身和被押的消息瞬间传得沸沸扬扬。报纸挖出他过去做的事情，添油加醋，哗众取宠。舆论众说纷纭，但总体来说是同情王照的。他在失败的戊戌变法中不就是个小角色吗？他不是仅算得上追随康梁的二等甚至三等人物吗？朝廷刚刚将戊戌变法中王照的一个同党处以极刑，还经得起又一次公众大哗吗？王照去国流亡7年，不是已经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代价吗？真的应该把他和杀人犯以及匪徒一起关在黑牢里吗？

尽管外界一片同情支持之声，但王照仍被定为康党余孽，作为要犯关押起来。各家报纸试图跟踪他的状况，以便随时告知大众。可是被打入天牢就等于进了暗无天日的迷宫。囚犯只有靠行贿才过得下去，但王照来衙门自首时身上带的一点银钱已经用光。不给狱卒塞钱，犯人连一个月都难以支撑，更别说是终身监禁。棋枰和美食都不见了踪影。王照被关进霉味扑鼻的牢房，第一夜连被褥都没有。后来更是每况愈下，给他的牢饭馊臭到连牲口都不吃。关心他的友人和支持者想送些钱给他，可就连银锭都打不透天牢的高墙厚垒。

王照住的牢房就是那个和他一同参加变法的人被关押并被杖毙的地方。“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尿臭熏天的牢房中，王照坐在散乱于潮湿地面的稻草上。牢中不久前发生的死亡和痛苦的情景与气味尚未散去，意志坚强如王照者，也极难做到不灰心绝望。王照一生中经历过大大小小各种抗争，此刻却孤立无援，但是他依然坚忍顽强。王照通过传话人告诫自己的西方朋友不要插手：“徒令余死之愈速也。”大部分时间中，王照都被关在牢房里，但偶尔会让他去狱中的一座寺庙，那是被判死刑的囚犯求神、赎罪的地方。王照在一首诗中写道：

狱神祠畔晓风微，

乳鸽声声戴暖晖。

因果寻思多变相，

幽明近接暂忘机。

闲观狱卒施威福，

偶对阶囚镜瘦肥。

谁道此中生意少，

榆钱柳絮绕衣飞。

也许王照心念的“变相”使他暂时忘记了自己身陷囹圄，思绪飞越高墙，回到了他热爱的官话字母上面。他若是长留狱中，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就难以竟其全功，无法在全国推广。他仍需确保他的国家向着语言统一的目标前进。如果他能活着出去，他不会把余生花在与友人品尝佳酿、欣赏晚霞上面，而是要继续一往无前地战斗。

两个月后王照出狱，令所有人为之惊愕。他获得了太后的赦免。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前夕，大赦了戊戌变法的所有参与者，只有康有为和梁启超仍被列为钦犯。大赦或许是为了影响公共舆论，或许是慈悲之举，又或许是因为总理大臣自己出了件贪污的小丑闻，急于引开公众的注意力——到底是何原因并不重要。王照的支持者因他绝处逢生而欢呼雀跃、如释重负，王照的反应却平淡得近乎漠然。他后来叙述这段经历时说：“人谓总理大臣为余获释奔走甚力，余似应亲往拜谢。余坚谓：‘自此余为庶民，故誓不欲面见为官之人。’”对王照来说，哪怕简单的致谢也是违心之举。王照终于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夙愿了。朝廷许他官复原职，他却敬谢不敏。他全心全意致力于推广官话字母，在后来几年使之达到成功的顶峰。

最近的研究表明，王照为自证清白，私下活动奔走，比他承认的多得多。他给那桐写了一封表达感激的信，在信中把这位官员想听的都写了出来。那封信原封不动地上呈了朝廷。王照在信中解释说，自己“因一时糊涂”误入了康梁一伙，直至到了日本才真正明白他们的谋反意图，却为时已晚。他自行逃亡已显得有犯罪之嫌，而朝廷发布的通缉令更坐实了他的犯罪。王照还在信中巧妙地提及他的家族如何忠君报国：他的祖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英军作战勇猛非凡，他的一个兄弟在镇压义和团时死亡。王照自诩满门忠良，都是为了国家奋力抵抗西方侵犯。他自己也是忠良之一。他不正是在继承家风，为国家救亡而奋斗吗？他把自己描述为受害者，恳求朝廷怜悯，希望获得自由，以加倍努力完善他的语言系统。他和国家一样，都是弱者。如果他能够成功推行语言革新，通过简化文字、确立全国通行的语言使广大民众能识文断字，也许他最终能够使清王朝恢复应有的荣光。

王照被赦免后的那几年，官话字母日益普及。与此同时，中国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扩大到了撕裂的程度。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主张反而落于保守。现在众目所瞩的是年轻的孙中山。连续数年，孙中山在秘密帮会的帮助下，在全国各地发起起义和运动。此时，似乎唯有他能领导中国走向新的未来。孙中山出身于一个以务农为生的家庭，在英国和位于火奴鲁鲁（Honolulu，又称檀香山）的美国学校接受教育。他是位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平易近人又气度威严。不久后，孙中山将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为维系处于崩溃边缘的帝国秩序，各界用尽了各种办法。慈禧太后施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人们要的远不止换汤不换药的表面文章，他们要打倒统治者。孙中山四处宣传，动员民众，提出了革命纲领。他呼吁驱逐鞑虏。还有人要把统治者屠光杀尽。宣传革命的演讲无不提及族裔仇恨，但当务之急是把中国初生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成果从外国人手中夺过来，这才是革命成为全国上下男女老少共同事业的原因。中国的铁路是用外国贷款建造的，土地权也不平等。为了动员民众，孙中山手下的人走上街头，进入车间，用拳头擂着讲台控诉外国对中国的种种不公。一个人在演讲时切掉自己的手指，以血写下誓言。另有一人跳入大海，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激励国人的决心。暗杀清廷官员、秘密下毒、引爆炸弹成为新的抗议手段。革命口号满天飞，公开和暗地里的暴力闹得人心惶惶。中国正飞速奔向数千年统治形式的大终结。

1911年10月发生在湖北省的一次起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时刻。因为中国铁路系统收归国有一事，已经爆发了多次抗议，很多人被逮捕。在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中，革命党人等待着时机，但汉口市突发炸弹意外爆炸事故，迫使他们提前发起行动。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一些人遭到逮捕，被迅速处决。但镇压无济于事。长长的导火索已经点燃，将引发最后的大爆炸。

南方的起义此起彼伏。到11月末，23个省和地区中有15个宣布脱离清王朝完全独立。中国两千年的皇朝统治终于落下帷幕，被共和国取而代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政治革命，也是一连串变革与斗争的序章。

民主是什么样子？它将带来哪些变化？对这些问题，跟随孙中山推动中国进入民主时代的革命者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他们坚定地拥抱不确定的未来。回首当时，许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个失败，因为革命者推翻了旧秩序，却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计划来填补空白。革命使中国获得了新面貌，在国际上有了新身份，但也开启了军阀混战和革命领袖权力斗争的时代。现代中国诞生的阵痛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文字也是一样。王照一心要将基于北京话的官话字母确立为全国语言统一的标准。为此，他的方案必须击败与之竞争的偏重南方方言的方案，否则就只能回头使用古汉语的声调。王照制定官话字母之时，其他人仍在辩论是否应废弃汉字，改用罗马字母之类的注音系统。到1913年，大家清楚地看到，中国这个新国家需要有自己的国家标准语言。中华民国成立后，明显不再容许公开发表废除汉字的言论。在这一变化发生之时，王照提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构成官话字母基础的北京话变成了国家标准语言的一个选择。要使自己一生的奋斗成果千秋永存，王照还需做最后一搏。

1912年12月，末代皇朝终结不到一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来制定“国音”。读音统一会从全国各省召集了80位专家，王照也在其中。不过，多数代表来自通常被认为属于南方而非北方的江苏地区。王照对此心有不满。

1913年2月中旬，与会者在教育部庄严的大厅里开会。教育部所在地原来是一处皇家宫殿，里面依然残存着过去注重科举和诗词歌赋的教育制度的影子。庭院深深，厅堂栉比，朱红廊柱和雕栏画栋留下了昔日幸运的少数精英手执毛笔的记忆。代表们来此要祓除那褪色过往的最后一丝痕迹。他们要共同努力，将汉语从书本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用语。

至于日常用语的最佳形式，每个代表都觉得自己的方言最好。每个人都为自己家乡的方言摇旗呐喊。广东代表想用广东话（粤语），四川代表力推四川话。形势对讲南方方言的代表有利。就代表比例来讲，讲南方方言的代表占多数。

仔细研究了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6500多个样本后，代表们开始讨论标准读音应以哪个地理区域为准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大家各执己见。由于长时间争执不下，参会人员越来越少。耐久力不够的人应付不了这种场合。有些人身体较弱或患有当时的常见病肺结核，经过几周的争吵僵持，再也支持不住。有些代表累病了，只得退席。还有人在激烈的辩论中被对方逼得张口结舌，窘急之下甚至吐血。王照因一坐数日，痔疮严重发作，咬着牙才坚持下来。他后来骄傲地回忆说，血浸透了他的裤子，顺着脚踝流下来。只有顽强坚毅的人坚持了下来。

一位南方代表恳求说，若是不用某个声调，南方人的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另一位南方代表争论说，真正的国音标准必须侧重南方话。为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当场唱了一段戏作为示范。王照对这种装腔作势的举动嗤之以鼻。在国音问题上，没有道理让国都所在的北方让步。距教育部不到半英里处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圣公会教堂。王照在那里另外召集了一次会议。教堂墙壁厚重，是线条简洁的盎格鲁—撒克逊建筑风格，顶上是著名的三层宝塔式的钟楼。王照在这里组织了反击。他确定的新规则从细节上改变了计票方法。根据新规则，每个省无论派多少代表，都只有一票。这个办法不仅消除了南方代表在人数上的优势，而且把优势转到了讲官话的北方省份一边，因为讲官话的省份数目更多。王照偷改规则的做法引起其他与会代表大哗，但为时已晚。

有件事在象征和实际意义上都标志着王照此番粗暴操作的高潮：他挽起袖子追打一位南方代表，将他赶出了房间。讽刺的是，引得王照暴跳如雷的正是方言的音调。那位代表用浓重的南方吴地方言对邻座说起“黄包车”。听惯了北方官话的王照正好坐在几个座位开外，此话听在他耳中，很像是那位南方代表骂他是王八蛋。把各地代表召集起来开会正是为了消除这种语言上的误会。王照从座位上跳起来要揪那人的领子，把那个可怜的人追出了会议厅。后来，这一段留在人们记忆里，成为在教育部那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发生的最激烈的一幕，长长的走廊里逃跑者急促的脚步声淹没在王照的如雷咆哮声中。

那位遭到殴打的代表吓得不敢回来开会。最终，北方官话成为国家注音字母真正可行的发音格式。时至今日，南方的香港人或广东人被问起来还会说，若非发生了那次灾难性的交锋，被选作国语的会是粤语，而不是北方官话。那样的话，现在世界就得努力掌握中国南方方言粤语那多种多样的声调，而不是干脆利落的普通话。

历经改朝换代和五六次规模相当大的起义之后，王照仍旧坚持他推广官话的初心。他一直坚持到这项工程的完成，即使他自己的字母注定不会持久。1908年发明的一套本土注音符号开始日益得到接受。这套符号由著名学者章太炎发明，源自古老的小篆字体，最初包括36个声母符号和22个韵母符号。这些新的注音符号特意保留了汉字要素。这种对汉字完整性的坚守与当时一些人的大声呐喊背道而驰，那些人鼓吹采用世界语，或者采用受日本假名启发的简化注音字母，例如王照的注音字母。章太炎的注音符号经过修改后俗称“波泼摸佛”。这个组合词由最终包括了39个注音符号的字母表中的前4个（波、泼、摸、佛）构成。“波泼摸佛”和过去的反切法一样，主要是把汉字分为两部分（声母和韵母）。它压倒王照的官话字母，在1913年的大会上得到通过，成为“汉语注音符号”。不过，它保留了王照关于注音文字的重要概念。至于王照，他和他的字母一样，在为汉语注音事业筚路蓝缕之后，逐渐隐退。20世纪20年代晚期，年事已高的他回首往事不无悔意，在一首诗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斗争：

奔赴万余里，

崎岖二十年。

知交多作鬼，

鞞鼓尚连天。

镜有盈头雪，

家无一亩田。

那能情自已，

强说谢尘缘。

王照晚年的生活默默无闻。他在北京城西北角的净业湖畔[3]造了一座小屋。净业湖曾经是文人雅士的流连胜地。在夏夜的烟花下，在春节的爆竹声中，他们载酒泛舟，吟诗赋词。如今，湖底肥沃的泥土滋养的荷花依然亭亭地盛开在平滑如镜的湖面上，游客却寥寥无几。不过，这丝毫不减王照从这片景色中获得的愉悦，他从书房向外眺望，也沿湖边杨柳岸散步，尽管他现在腿脚越来越不灵活了。可能王照从这片湖水褪色的过去中看到了繁忙的烟台港的影子，那是他的巨大努力开始的地方。

后来数十年间，关于中国从帝国转向共和国那一段动荡历史的谈论和故事总少不了王照的传奇。他的功绩受到一些人的歌颂，但他最终还是消失在公共视野中。记得王照当年那种激烈执着的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对他的赞佩，虽然他们也说他是个难打交道的人。也许对王照最好的描述是他在一封信中对自己的总结。在他74岁卒于肺部感染两年前，他曾给一个和他一样致力于文字改革的人写信。王照在信中反思了自己的过去，以他特有的坦率写道：

人多无自知之明，余尤甚之。近来回思以往，自青年至中年再至暮年，余之最大缺失在不知容恕之道。余始终摒绝他人，友朋日少，举步维艰，直至无力无助……此乃余至死之憾也。

但是，王照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因为他为了完成使命不惜一切。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国不迈出改革境内交流方法的第一步，就注定永远被现代世界甩在后面。王照知道，他的努力仅仅是汉字革命这一长期进程的开始。把这个进程推行下去还需要众多聪明能干、心志坚定的人持续奋斗。推广官话后，汉语原则上实现了全国口语的统一。这是个开端，但中国依然远远落后，下一场战斗要决定汉字如何走向世界。就在王照在1913年的会议上和人大打出手时，美国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开始感觉到下一场战斗萌生的苗头。书写正在走向机械化，发明中文打字机的全球竞赛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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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小航文存》所载《庚子行脚山东记》。——译者注

[2] 出自《圣经·创世记》。传说人类联合起来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相互间不能沟通，致使人类各奔东西。——译者注

[3] 今天的积水潭一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