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版《生存》
序言
一九七二年，我三十二岁，撰写并出版了你手上的这本书。它引起了轩然大波，还像他们讲的那样，旋即成了畅销书，令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大吃一惊。加拿大作品，有意思吗？在当时的读者群中，加拿大作品，即使在加拿大，大都默默无闻。在行家眼里，它常被视作无聊的玩笑，自相矛盾，让人大打哈欠，或被当成虚拟甜甜圈中的那个空洞。
《生存》一书试图扭转这样的加拿大文学观，展示出它的改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诗集的销量一般在几百册，小说卖到上千册，就非常不错了。但是，在那个十年，世界日新月异。四十年代的战争和五十年代的枯燥乏味之后，加拿大重新对自身的文化表现出兴趣。一九六五年，加拿大议会开始热情地支持作家。在魁北克，“平静革命”(1)带动了文学活动的兴盛。在加拿大其他地区，很多诗人通过在咖啡馆和其他公众场合的朗读脱颖而出，更多的短篇小说家和长篇小说家为人知晓。一九六七年世界博览会在蒙特利尔的成功举办，让加拿大重新树立了民族自信心。加拿大文学的读者稳步增加，到了一九七二年，具有评判力的读者群希望更多地了解加拿大文学。运气、天时和好评三者合力，《生存》“一夜成名”，我本人瞬间变成了神圣的怪物。“现在，你成了众矢之的了，”法利·莫瓦特(2)对我说，“他们会向你瞄准的。”
他真有先见之明！谁能怀疑这一不起眼的文艺作品竟然一路攀升，震惊了一些前辈和高人？如果该书就像当初预想的那样卖出3 000册，便不会有人在意，岂料它出版后仅一年，竟然卖出了30 000册，这在当年可是一个大数目。突然间，加拿大文学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有几位学者曾经在这块被人忽视的南瓜田里耕耘多年，觉得受到了冒犯，因为一个小毛丫头竟然摘取了一个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南瓜。而那些坚信加拿大文学不存在的人，也觉得受到了冒犯，因为我指出了的确有南瓜可供摘取。在《生存》出版后的头十年，我觉得自己活像游乐场里供人射击的机械鸭子，没被射中的我仍然嘎嘎叫着，因此无人赢得那个大熊猫奖品。
这些年来，我饱受了各种非议，从资本主义迷信到共产主义宣传，再到没有成为马歇尔·麦克卢汉(3)的追随者。我写这本书，或者说，组装成这本书时，沿用了前人的著作和同代人的观点，这让我更像是集成者，而非唯一的作者。当时，我丝毫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毕竟，我是一个诗人兼小说家，不是吗？我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评论家，而仅仅是一个参加义卖的烘焙松糕的女性，用农家小作坊的产品，为一项有意义的事业聊作募捐罢了。
这项有意义的事业就是阿南西出版社。这家由丹尼斯·李和戴夫·戈弗雷两位作家在一九六六年创办的小型文学出版社，就像那些年成立的诸多小出版社一样，解决了新人新作缺少出版机会的难题。阿南西兼容并包，其作者包括奥斯丁·克拉克、哈罗德·索尼·拉多、罗奇·卡里尔、雅克·费隆，到了一九七一年，该出版社已颇有作为。同年，我的大学老朋友丹尼斯鼓动我加入了它的董事会。十一月的一个阴天，我们这个超负荷劳作的低薪小团体，惶惶不安，愁对着赤字刺目的收支平衡表。出版规则第1条：除非你出版等量的园艺书籍，小型文学出版社很难不背上债务。即使你的作者侥幸成功了，较大的出版社也会以高酬将他们挖走。小出版社总是为别人打开方便之门，自己却被关在门外。
为了偿付账单，阿南西出版了一系列使用方便的自助指南类书籍，销量不错。克莱顿·鲁比和保罗·科普兰合著的《法律宝典》告知读者怎么排除亲戚的继承权，怎样避免被分居的配偶强夺财产，等等。《花柳病》是首批性病普及书籍，详细解释了不受人欢迎的黏液和刺疣，尽管艾滋病在十年之后才暴发。我们发现，这样的书籍比我们首批推出的诗集旺销。
《生存》被视作另一种读之轻松的书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游历加拿大，朗读诗歌，带着装有拙著的箱子，朗读完后就卖书。那时，罕有书店出售加拿大文学书籍。听众问我最频繁的两个问题是：“加拿大文学存在吗？”“假使存在，和英美真正的文学相比，是否只有二流水平？”在澳大利亚，他们称这种态度为“文化怯退”；在加拿大，则被称作“殖民心态”。在这两个国家，以及在世界上众多小国家，就是有种倾向，认为文化上的胜景佳地不在本国，而在他处。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间，我碰巧在约克大学教书，为一位休年假的真正教授代课，惊见加拿大文学竟被纳入了课程内容。我不得不想出一条捷径，以便我和学生轻松操作。我先前接受的学术训练让我形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趣味。我从未正式学过加拿大文学。（这并不奇怪：我读书时，加拿大文学也没什么人教。）我发现，做这个课题的前人凤毛麟角，也没有丰富的现成材料。当时，有出版社有意将已有的加拿大小说印成平装本出版，麦克勒南&斯图亚特出版社、麦克米兰出版社首开了先河。没有他们，我将难以授课，也真的难以写出《生存》。
回到阿南西的会议上来。“嗨，我知道了，”我模仿影星米基·鲁尼喊道，“我们来做一本‘花柳版’的加拿大文学！”我解释说，为普通读者出一本手册，服务于我在旅途中遇到的想更多了解加拿大文学却不知从何处入手的人们。这本书不是为学术界而写，不设脚注，不会用“另一方面”之类的语言，至少不会多用。它会有一个附录，列出其他书籍和音乐制品，人们到书店就能买到。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想法，因为过去的加拿大文学作品已经绝版，现在的加拿大文学作品被束之高阁，和印有加拿大美丽秋叶的日历放在一起。
我们现在想当然地认为加拿大文学自成一体，已为世人所公认，但是在过去，加拿大文学并不总是不证自明的存在。为了证明其存在，我计划中要出的书要证明如下几点：首先，要证明有加拿大文学，它的的确确存在。（这个激进的提法在本书问世后，引起了众多的争鸣。）其次，加拿大文学并非仅是英美文学的无力翻版，它包含的法语文学作品，也并非仅是法国文学的分支。加拿大文学具有殊异的内涵，为其自身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所独有。这也是一个激进的提法，尽管按照常识，这种提法也不过是常识而已。如果你是一个北方国家，岩石密布，水域广袤，气候寒冷，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却族裔繁多，而且南邻一个虎视眈眈的大国，难道你的所思所虑不该和此大国有所不同吗？或者不同于那个人口密集、历史悠久的蕞尔小岛？它一度称霸海洋，近年来才失去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你会认为这三个国家互不相同，不是吗？三十四年后，此时此地，为了说明教授加拿大文学的理由，你仍然必须从同一个公理开始：1．加拿大文学存在。2．它独具风采。
再次回到阿南西出版社的会议上来。董事会一致认为，加拿大文学不会像性病刺疣一样令人着迷，但尝试一下也无妨害。接下来的四五个月，我开工写书，每写好一章，就交给丹尼斯·李编辑。随着他蓝色铅笔的点点划划，提议中一百来页的手册增加到了近250页，更加结构流畅，方向明确。阿南西出版社的其他数位同仁也加入了这个集体项目，研究各种资料，核实信息，给予反馈。大家群策群力，与其说是在写书，倒更像是创作一出大学活报剧(4)。
这本书的副标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表示我们无意于包罗万象、设立交叉索引的全面研究，诸如一九九七年出版的1 199页的《牛津加拿大文学导读》，无意于对这个或那个作家进行系列研究，也无意于收集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或详析文本。我们的做法，类似于艺术史学家尼古拉斯·派夫斯纳在《英国艺术的英国性》一书中所做，或者类似于文学批评家莱斯利·费德勒对美国文学的考察，即指明文学的一系列特征和主题，比较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环境中的不同体现。我曾在哈佛研究生院跟随佩里·米勒研习美国文学，十分熟悉这条路径。
比如，在美国传统中，金钱表现为圣眷或天意，从清教徒到本杰明·富兰克林，到梅尔维尔的《白鲸》，再到亨利·詹姆斯，以及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概莫如此。作家处理起这个主题来，时而一本正经，时而愤世嫉俗，时而带有悲剧感，时而暗含讽刺性，就像交响曲中的主题，以不同的音符和速度呈现，并随着时代和环境而改变。十八世纪的富兰克林当然不是二十世纪的菲兹杰拉德。然而，这个主题始终占据支配地位，你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持久的文化情结。
一九七二年问世的《生存》一书，认为加拿大文学持久的文化情结是生存。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英语区，还是在法语区，天气因素——比如暴风雪切断电力——往往就足以引起生存之虞。在魁北克地区的政治生活中，生存素来是显而易见的主题，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则表现为对法语能否存活下来的焦虑。在加拿大其他地区，人们的焦虑更加广泛，从恐惧被大树压倒，到害怕被冰山毁灭，再到周围社会令你窒息的感觉。
因此，《生存》以这样一个基调开始，统辖加拿大文学中的其他主题，这些主题要么在用于比较的文学中根本不存在（比如，英国小说中几乎没有印第安人），要么确实存在，但处理方式不尽相同。加拿大“移民故事”包括流亡的保皇分子、被逐出家园的苏格兰人、爱尔兰饥民、二战后迁来的拉脱维亚人，以及之后的经济难民，和美国的移民故事截然不同。没有一个加拿大版本的故事会说：移民真心实意想进入加境，因没更好的选择才最终落脚美国。在我撰写《生存》时，只有通过“地下铁路”(5)从美国逃跑过来的奴隶，才会把加拿大视作乐土，其他人罕有此感。如今，众多移民把加拿大看作理想的目的地，可见世事大变矣。
《生存》指出，一九七二年前的传统并非什么令人振奋、盲目乐观的欢呼，恰恰相反。至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文学多少还是毫无生气的混合物。一些解读不力的评论家认为，我在倡议保持加拿大文学的这种状态。其实不然。如果这本书要表明什么态度的话，那更像是：你在这儿，你确实存在，安于此处，加把劲，不要唉声叹气了。正如艾丽丝·门罗(6)所说，“随心所欲，承担后果。”或者，如《生存》最后一章所写，“脚下踏着荒地，强过一脚踏空……传统的存在未必埋没你，也可用以准备新的征程。”
《生存》首版后的三十四年间，发生了诸多事情。在政治上，魁北克问题、国家的失控，以及一九八九年《自由贸易协定》形成的美国主导地位，并非这本书中的危言耸听，而是日常的现实。众所周知，加拿大没有拥抱单一的“身份”，与其说是一种失败，不如说是一种相当勇敢的有意拒绝。在莱斯特·皮尔逊总理任期的国旗辩论会上，一些人郑重提出加拿大根本用不着国旗，可谓是反弹琵琶出新意，回忆起来颇有趣味。在文学批评领域，地域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政治正确、话语占有、身份政治，全都粉墨登场，留下了各自的印迹。来自各种族裔背景的文坛新秀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故事。有关女性的那章，倘若现在写来，会完全不同。“失败的艺术家”那一章，在当时是适宜的，因为那时加拿大罕有成功的艺术家，而今此况不复存在。“原住民”那一章的情况亦是如此。在一九七二年，大概除了女诗人波琳·约翰逊外，土著作家阙无，少有的那些创作的也仅仅是传记类作品。现在，原住民中，涌现出了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短篇故事能手。
技术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昔日受人奚落的抱树环保狂，变成了今天受人尊敬的代用能源领袖。妖魔似的自然界，尽管仍然能致人死命，现在则更多被认为是受到了人类的威胁——首版《生存》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过去对加拿大身份的提问——“这里是哪儿？”，已被“我们是谁？”所替代。在学术界，“话语”和“文本”成了取代“争论”和“书本”的新名词。“使……成为问题”（problematize）已作为动词使用。一度时髦的形容词——“后现代主义的”（postmodern）——逐渐失去风光。
世事沧桑，岁月流逝，《生存》一书显得古怪过时了，书中的一些愿望已经获准，一些预言也已成真。然而，书中关注的中心仍在我们身边，仍然必须面对。我们真的有别于其他任何人吗？如果是，有何不同？值得保存这份不同吗？
人们经常问我，要是现在写《生存》，我会做哪些修改？我常会开玩笑地说，自己会加些章节，分别写加拿大战争小说、加拿大幽默小说、犯罪小说之类的类型小说。我肯定会多加关注莫利·卡拉汉、休·麦克勒南，噢，还有玛泽·德拉·罗奇。还有其他作家。然而，我真正的回答是——我现在无心重写《生存》了，不需要了。我原来想证明的，毫无疑问已经得到了证明。没有什么人会再严肃地争议加拿大文学不存在。我还有第二个答复：就是我无力重写了，不仅因为我大脑僵化，还因为现在出版的书籍数量、范围和品种都多得让任何重写绝无可能。莫迪凯·里奇勒著名的嘲弄之语，“仅在加拿大闻名世界”，已经不再好笑。许多加拿大作家现在真的闻名世界。
昔日小丘似的加拿大文学，已经隆成大山。渥太华大学加拿大研究院是一个英法双语机构，它列出在外国共有二百七十九个加拿大研究中心，法国二十个，美国六十五个，德国十六个，印度二十二个。加拿大作家定期在国外出版作品，荣获国际大奖，签署影视改编合同。对于人口仅相当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或墨西哥城的国家来说，我们岂止是表现出色，简直是蔚为奇观。加拿大作家在国内外大获成功，给了我们这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起步者一个最大的惊喜。
这是加拿大，一个差异纷呈的地方。这的确是加拿大，一个地毯之国。艺术家脚下的地毯刚刚铺好，就被抽走了(7)。我们还没有走出旧日的狭隘——木秀于林，小镇必摧之。人们，至少是政府决策层，似乎没有明白如下事实：即出版、书籍发行、阅读和写作互有联系。加拿大是一个奇怪的国家，爱国主义总是遭到猜疑，就像在任何领地，你过于冒尖，就会触犯帝国的中心，导致生意受损。
但是，这又另当别论了。本书包括了首版《生存》的内容，删除了它已经过时的附录。《生存》属于它自己的时空，此前，此后，在其他地方，都不太可能诞生。它承担的特殊使命，就是引起大家就作者看重的一个话题，各抒己见。它做到了，尽管作者从此不得不几番避开口舌之争。《生存》另一个特别的动力，源自小型文学出版社的生存策略。怎么把这样的企业维持下去？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你要“献血”？我的回答一如既往：一个国家如果要具备社会的自觉和正常运转的民主，就需要听到自己的声音。我针对文学的回答也一如过去：小出版社频频开启了作家通向未来的大门，关上它，一时还能捞到大鱼。但渔夫皆知，一旦湖中尽是大鱼，没有成长接力的鱼苗，麻烦也就产生了。
在困难时期，加拿大多数的小型文学出版社仍然会自问首版《生存》中提出的问题，加拿大这个国家也在问。几乎每年，主流杂志上都会登载特稿，诸如《加拿大：二十年后消失？》《加拿大应该并入美国吗？》。我们加拿大人，竟然带着这样忧郁的快感，思量我们未来的消失。同时，民意调查显示，我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己的加拿大性（这个词在一九七二年开始使用了吗？），我们和南方邻居继续保持意见分歧。《加拿大流行文化之旅》和道格拉斯·库普兰的《加拿大纪念品》这样的书，说明了我们对自己的地标兴趣犹浓。
首版《生存》问道：我们生存下来了吗？
一九七二年，《生存》以这个问题完美地结束了全书，现在亦如此。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2003年10月于多伦多
注：该序言的另一版本首载于Maclean杂志第112卷，第26期，1999年7月1日。
(1) “平静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发生的一场现代化的改革运动，使魁北克在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
(2) 法利·莫瓦特（Farley Mowat，1921-2014），加拿大作家，以纪实文学和科普写作闻名，著有《从不嚎叫的狼》《鹿的民族》和《联队》等。
(3)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著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等，提出“媒介就是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著名论点。
(4) 一种以应时性、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形式，就像“活的报纸”。
(5) 从19世纪初期起，许多人秘密解救美国南方种植园的黑奴，将他们带到美国北方的自由州和加拿大。这些拯救黑奴北上的路线，就叫“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
(6)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 ），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2013年获诺贝尔奖，成为首位折此桂冠的加拿大作家。
(7) 此处化用了一个俚语，pull the rug out from someone's feet，指突然不再支持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