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转轨时期应付通货膨胀的基本对策

一、改革滞后的恶果

不可否认，现阶段中国遇到了一些经济困难，比如说，财政赤字的扩大、通货膨胀的存在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经济困难。困难是怎样产生的？简单地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导致财政收入少，而各种支出又难以减少，于是就会有财政赤字。在经济运行机制尚未转换的大环境中，一些地区与部门扩大投资规模，必然造成投资规模过大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可见，造成财政困难和经济困难的深层次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尤其是企业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

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前面一再指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这种情况不改变，企业既没有自我约束机制，又没有自我成长与积累机制。企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无效益投资就得不到抑制，投资规模过大的现象也就难免。这正是企业体制改革滞后对当前财政困难与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有人也许会说：“企业体制怎么没有改革？不是实行承包责任制了吗？”但承包制之下，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是有限的，企业不能真正地自负盈亏。也就是说，企业经营机制不可能通过承包而转换。承包制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改良、一种松动，而不是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制度。企业体制改革的滞后直接反映于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滞后。只要企业体制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财政状况显然无法好转，有效供给也显然难以增长。

关于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在形成通货膨胀中的作用，有人曾反问道：“投资体制怎么没有改革？不是已经由单一投资主体的体制改为多元投资主体的体制了吗？”实际上，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并非投资主体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而是投资主体是否承担投资风险，投资主体是否具有自我约束机制。迄今为止，投资体制改革尚未触及这一核心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投资主体转为多元化之后，反而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说，在多元投资主体的格局中，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已拥有较大的投资权，并有很强的扩大建设规模、生产规模的冲动，而它们却又缺乏自我约束机制，结果投资规模过大而投资效益较差的情形就难以避免了。不妨以香港的投资为例。香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到处修高楼、修公路，还兴建机场，建造隧道，投资规模相当大，而且几乎年年如此。为什么在香港没有听说“投资膨胀”呢？因为那里的投资主体是承担投资风险的，无效益的投资是投资主体竭力避免的。只要投资讲究效益，即使是多元投资主体，问题也不大。可见，关键不单纯在于投资规模有多大或投资主体是否多元化，而在于投资主体是不是承担投资风险，投资是不是有效益。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在形成通货膨胀中的作用，也有人这样反问道：“金融体制怎么没有改革？不是已经从单一的金融机构变为多元的金融机构了么？信贷资金管理方式不也从过去的高度集中化转为相对分散化了么？”同投资体制改革一样，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并非金融机构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也不在于信贷资金管理方式是高度集中的还是相对分散的，而是中央银行是否独立行使货币供应政策，专业银行是否改变为商业银行。然而迄今为止，金融体制改革尚未触及这一核心问题。

正因为金融体制改革尚未涉及这一核心问题，所以在金融机构走向多元化和信贷资金管理方式走向分散化之后，反而会带来新问题。这就是说，虽然金融机构多元化了，但从事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还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受到行政部门的种种干预。而在地方政府有强大投资冲动的条件下，信贷资金管理方式的分散化使得信贷规模难以控制，使得无效益投资得以存在。尤其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尚未真正成为没有盈利动机的中央银行，也就无法真正行使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银行职能，货币政策的推行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前一段时期中国人民银行下面的分支机构还投资办经济实体，这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对当前中国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影响，也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