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能简化为拼音文字吗

民间一直以来都有呼吁恢复繁体字的声音。2015年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要从文化传承角度适度恢复繁体字，理由看似非常有道理——繁体字更有文化内涵，如“親”和“愛”，分别有表明了其某种特质的“见”和“心”，意蕴深长，优于简体字版本。

这不是“部分恢复繁体字”的呼声第一次在两会中出现。2008年，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曾经联名提出恢复繁体字，他们认为繁体字是中国的根，为了文化传承，就算不使用也要认识。

这些提案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使用功能和文化传承的方面力陈繁体字的优越性，而这也正是多数主张恢复繁体字的人格外看重的因素。

实际上从使用角度来看，简体与繁体的功能性差别非常小，根本谈不上取代与否，历史上汉字演变经历了从 、金文、篆文到隶书、楷书的过程，它们并没有功能上的本质差别。与之逻辑相似，却更有讨论价值的，其实是彻底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这个争论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并在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出现前后达到高潮。

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文字均为拼音文字，汉字是主流文字中唯一一种没有演变为拼音文字的。从功能性方面反对汉语拼音化的理由中，同音字多可能是最有道理的一个，这也是汉语和其他主要语言相比非常鲜明的特点。

汉字简化若纯用拼音，容易导致歧义，甚至会造成现实经济损失——韩国修建京釜高铁时，由于防水、放水读音相同，均为방수（bangsu），在不标汉字的情况下，工人竟误把水泥上的防水字样当成了放水，导致大量混凝土枕木龟裂。

更有人喜欢引用赵元任教授的游戏之作《施氏食狮史》来讲述拼音化的不可行：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施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如果用拼音的话，就会出现所有文字拼写都相同的一幕：

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表面上看，汉语的同音字确实很多，光是一个yi的音节，就有几百个常用字和次常用字。如果使用拼音，“意义”“异议”“熠熠”“意译”“翼翼”就全都变成一个写法了，确实会产生很大的不便，这样看来，似乎汉字的地位无可取代。

不过，现代人的难题在历史上早已有了解决方法，用不同的拼音文字来书写汉语早已有之，它们也都有不错的使用效果。现今最早用大段拼音文字记录的汉语可能当属唐朝时吐蕃汉人用藏文拼写的汉语。

吐蕃曾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帝国，极盛期曾北进控制塔里木盆地，东边频频侵扰唐朝，并于公元763年一度攻陷长安，唐朝被迫请回鹘帮忙才把吐蕃人赶了回去。

从公元781年开始到公元848年，河西走廊长期被吐蕃盘踞，直到归义军兴起才摆脱了吐蕃的桎梏。众所周知，河西走廊是长期讲汉语的地方，但吐蕃百余年的统治相当程度上藏化了当地汉人，诗人司空图甚至有“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感慨。

敦煌为河西走廊的文化中心。由于吐蕃腹地文化水平较低，吐蕃攻陷敦煌后借助汉人善造纸的技能建立了抄经所，强迫汉人用藏文抄经，敦煌就此成为藏文经卷的主要传抄地，当地汉人也多通藏文。

这其实就是一种汉字拼音化的改造。藏文字母不仅被用于较短的应用文中，颇多较长的文本也用了藏文字母拼写，譬如下页图所示的这份敦煌经卷中，有一段藏文字母拼写的《游江乐》民歌全文：

春风细雨沾衣湿/何时恍惚忆扬州/

南至柳城新造口/北对兰陵孤驿楼/

回望东西二湖水/忽见长江万里流/

白鹤（鹭）双飞出溪壑/无数江鸥水上游。

尤为有趣的是这一文本写成的年代已是归义军时期，文本正面即为汉文抄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说明了敦煌汉人可能并不觉得汉文相对藏文就特别好用——虽然官方恢复了汉文的使用，抄经的任务不再必须使用藏文应对，但这不妨碍他们继续用藏文字母拼写汉语。

这个改造的例子延续时间有限，随着河西走廊慢慢摆脱吐蕃影响，用藏文写汉语的做法也渐渐消亡。而且唐朝敦煌方言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它的语音较为复杂，同音字较少，因此藏文拼音这种特殊写法使用起来具有更高的识别度。

中古以后，汉语的语音体系剧烈简化，同音现象骤增。但即使如此，也并不一定非要依赖汉字来消除歧义。近现代时期，也仍然有用其他书写形式书写的汉语。人们在不依赖汉字的情况下不仅仍能满足基本的交际需求，还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复杂的文学作品。

元明清时期，中国整体文盲率高，尤其是在远离文化中心的西北地区。但是人们生活中总有对书面语的要求，如学习、通信等，西北某些回族人为了克服不识文字带来的不便，从阿拉伯字母中取材，创制出了一种被称为“小儿锦”的文字。

小儿锦也称小儿经，大体上就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当地汉语方言。由于地域和个人差异，拼写法上往往也稍有不同。阿拉伯字母本身在表示声调方面乏善可陈，小儿锦也不区分声调，幸好西北陕甘地区的汉语声调体系本就相当简单，并未造成严重不便。

而在19世纪中叶之后，陕甘地区一部分回族人迁居中亚。他们被当地的突厥语民族称为东干人，他们说的汉语也就成了所谓的东干语。

东干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通汉字。在20世纪中叶，苏联为他们创制了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实质上就是一种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汉语。

这两种文字都较为忠实地记录了口语。由于不标声调，也存在类似小儿锦的弊端，但他们创造性地发明了不少解决方法——口语中遇到歧义时，往往会以其他词语替代，虽然这样做有时会造成书写文字和口语的差异。这就好比文字上很少有人会避免使用“期终”，但在口语中则颇有些人会说“期末”以避免和“期中”相混淆。

东干文的使用者并不局限于日常生活的交流，还在新文字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文学形式。由于距离较远，他们对于汉语文化中雅正的诗词歌赋较为陌生，而且不指望科举功名，也并无需求，所以他们的文学和自己的生活更贴近，并富有族群特征。这种差异可能会让汉族人难以理解。

东干文豪亚西尔·十娃子（Ясыр Шывазы）的诗歌是东干文学的代表作品：

Бый хўтер 【白蝴蝶儿】

Тэйон җошон, бый хўтер， 【太阳照上，白蝴蝶儿】

Ни тэ гощин. 【你太高兴】

Ни лян җин гуон фадини， 【你连金光耍的呢】

Чиди чун фын. 【骑的春风】

Йисыр ни до тяншонли， 【一时你到天上了】

Зущён бый юн. 【走向白云】

Йисыр зу до хуайүанли. 【一时走到花园里】

Ба щян хуар вын. 【把鲜花儿闻】

Җяр хуардини, вә канди， 【拣花儿的你，我看的】

Ниди щин го. 【你的心高】

Дусы ниди да хуайүан， 【都是你的大花园】

Ни ющир луә. 【你有心儿落】

Ни лян хун хуар фадини， 【你连红花儿耍的呢】

Тэёнйибан. 【太阳一般】

Дын нидини мо җүхуар. 【等你的呢毛菊花儿】

Щүәбый модан... 【雪白牡丹】

Нисы чунтян, гуон зоди 【你是春天，光找的】

Хуар кэди вон. 【花儿开得旺】

Зун луәбудо, хўтер-а， 【总落不到，蝴蝶儿啊】

Җин фуершон. 【金树叶儿上】

在当下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看来，这首所谓的诗恐怕都有些过于通俗，但是文学根植于语言使用者的环境之中。东干人只是语言上选择了汉语，他们的习俗、环境迥异于中原，对文学的理解自然也相当不同。在他们看来，这是一首真正的好诗。

历史上的案例对当下争论的借鉴意义毕竟有限，虽然汉字在功能上有被取代的可能，但对汉字体系的彻底放弃会造成巨大的文化断层，而繁简的区别远不能说可以产生这么重大的文化影响。

对于一个熟悉简体字的中国人来说，从识简到识繁并非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20世纪80—90年代，大陆的大量音像产品来自港台地区，可并没有太多人抱怨片子的繁体字幕看不懂。

恢复繁体字对接续传统的有效性更是值得怀疑，就算以繁体字进行基础教育，也未必就能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真正的差别或许主要在于对古文的体系的理解，无论是用简体还是用繁体，未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对于文言文的理解其实都非常有限。普通人突然学会繁体字，也不可能就摇身一变，成了“龙的传人”。

当下，简体字在中国已经全面铺开，擅动文字体系的益处相当有限，而且很可能需要支付类似韩国高铁事件的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但是，繁体字作为自汉字隶定以来几千年稳定使用的传统文字，社会不妨对其多点宽容，在非官方的场合对使用繁体字（如店招等）的限制可以放宽。

至于和中国港台地区乃至韩国等使用繁体字地区接轨的问题，语言学家郑张尚芳的意见颇有参考价值：将并（並、併）、后（后、後）等简繁一对多的情况加以小范围的校正，以使简体、繁体能够建立固定的一对一关系。如此一来，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简体、繁体都可以非常方便地互相转化。

东干文等案例的最大启示或许是无论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功能性上都并非不可替代。从实用角度来说，即使是改造为拼音文字，也总能有合适的手段出现。但文字的使用从来都不是规划的产物，它镶嵌在使用者的具体环境中，汉字能不能有简化字，可不可以简化为拼音文字的讨论，或许本就不适合以提案的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