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系官话到普通话：国语是如何统一的

中国历史悠久，而且和欧洲情况不同。在整个历史时期当中，中国政治上时分时合，文化上却一直是一个较为统一的整体，尤其以汉字为载体的书面语，自秦以降始终通行全境，避免了像西欧语言那样分化导致文化差异拉大，最终造成永久性政治分隔的局面。

但是，与高度规范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相比，汉语口语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历史上的普通话

虽然中国历史上的跨区域交流以书面交流为主，但是古人对口语的标准音也不是全然无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时就采用了当时的标准音“雅言”。而中古时期创作近体诗时更是要严格根据《切韵》系统韵书的规矩，如果出现错韵，在科考中是会被直接判作不及格的。

传统上中国人向来尊奉中原地区的方言，所以中原地区的方言也就一次次地对其他地区的方言进行洗刷。在不少方言现今的读法中还能看出这种历朝历代标准音留下的痕迹，如上海话“行”在“行李”中读ghan，在“行动”中读yin，后者即受到近古标准音的影响。

标准音影响力的大小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大体上说，越是在全国政治统一、交流频繁的时代，标准音的影响力就越强，甚至可以整体取代地方方言，反之则越弱。

但上古中古的标准音距离现在已经相当遥远，论及推广国语的历史，明朝是最佳的起点，建国伊始即发布《洪武正韵》，试图推广标准音并设立新的尺度，一扫前朝“胡风”。但是《洪武正韵》是一本相当保守的韵书，间杂有吴音影响，它记载的语音并未真正在明朝人的口语中通行过。明朝真正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话为根基的语言。

宋元以来，由于南北地方长期的隔离和政治中心变动，中国通行的官话逐渐发展成为南北两支。北系官话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中原音韵》反映的语音即其代表，而南系官话则在南方流行。

两支官话最主要的区别在对入声的处理上，北系的入声消失较早，甚至演化为双元音，而南系的入声仍然保留，如：白字，北系读bai，南系读beh；鹤，北系读hau，南系读hoh；黑，北系读hei，南系读heh；瑟，北系读shy，南系读seh。此外，两系官话虽然都有翘舌音，但在语音系统中的分布范围却不一样。如知、支、淄三字北系为知≠支=淄，后两者同音，而南系则为知=支≠淄，反倒是前两者同音。

按理说经过元朝的统治，北系应该更占优势。从其主要分布来看，华北几乎都是说官话的地方，而东南地区普遍说和官话相差甚大的六种南方方言（吴、闽、客、赣、湘、粤）。据明朝西方传教士观察，只有读书人和上流社会使用官话，北系的群众基础远远好于实际使用范围限于南京附近的南系官话，如此看来南系官话覆灭似乎是顺理成章了。

但是南系官话也有其独到的优势——南系官话保留了入声，因此在保守的文人看来远比北系更适合用来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明朝作为一个“以复古为己任”的朝代自是更中意保守的南系官话。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在当地引入了大批移民，这些移民为了交流方便也采用南系官话，从而让它有了一大片稳固的领地。随着昆曲在士人阶层中的流行，南系官话的传播更加广泛，以至于华北地区也受到了南系官话的影响。

混乱的清朝标准语

进入清朝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官方通行的标准音仍然是以南系官话为基础，但是这种标准音的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比如东南的读书人逐渐抛弃了官话，转而采用当地方言。清朝成书的《儿女英雄传》中有个非常有趣的片段：

安老爷合他彼此作过揖，便说道：“骥儿承老夫子的春风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顶感终身，即愚夫妇也铭佩无既。”只听他打着一口的常州乡谈道：“底样卧，底样卧！”

论这位师老爷平日不是不会撇着京腔说几句官话，不然怎么连邓九公那么个粗豪不过的老头儿，都会说道他有说有笑的，合他说得来呢。此时他大约是一来兢持过当，二来快活非常，不知不觉的乡谈就出来了。只是他这两句话，除了安老爷，满屋里竟没有第二个人懂。

原来他说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六个字，底字就作何字讲，底样，何样也，犹云何等也；那个卧字，是个话字，如同官话说“甚么话，甚么话”的个谦词，连说两句，而又谦之词也。他说了这两句，便撇着京腔说道：

“顾（这）叫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鸭（学）为箕；良雅（冶）滋（之）子，必雅（学）为裘。顾（这）都四（是）老先桑（生）格（的）顶（庭）训，雍（兄）弟哦（何）功滋（之）有？伞（惭）快（愧），伞（惭）快（愧）！嫂夫呐银（二字切音合读，盖“人”字也）。面前雅（也）寝（请）互互（贺贺）！”

书中的常州师爷在说“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这种《礼记》中的古奥用词时仍然使用方言，可见官话并不熟练。距离北方较近、人文荟萃的苏南一带尚且如此，更靠南方的地区官话的衰落程度可想而知。也难怪雍正因为听不懂原籍福建、广东的官员说话而下令在闽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了。

同时，新起的北京话对南系官话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北京虽然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但是自中古以降一直是华北乃至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江南士子在科举考试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大批习用南系官话的江南籍京官作为社会上层在此活动。在这些南方人的影响下，北京话虽然底子是北系官话，却深受南系官话的影响。南系官话往往作为北京话中的文雅成分出现，如北京话的剥字，南音为bo，北音为bao，前者用在文化词上，后者只是口语。还有不少字如瑟、博等，北京话更是完全抛弃了北系读音，只保留了借入的南音。

北京地区的读书人甚至搞出了一种叫北京读书音的玩意儿，只用于读书。这种北京读书音在入声方面极力向南系官话靠拢，入声字被读出似去声的短促独立声调，以供分辨平仄。

随着历史演进，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在北京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地位愈来愈高，甚至西方传教士也逐渐开始记录北京话的发音，用作教材。威妥玛拼音就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以北京音为准的拉丁拼音，这说明北京话正在逐步建立起通用语言的地位。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晚清时期的汉语标准语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新贵北京话、影响力逐步下降但实力犹存的南系官话和各地方言互相争抢地盘，情况极为混乱。

随着中国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加之跨区域交流需求的急剧增加，这种混乱局面亟待改善。

国语的确定

退一万步说，随着中国渐渐融入全球体系，对外通信变得频繁。国内无论方言如何混乱，地址写成汉字后都可以确保准确投递，但是如果是一个不通汉字的老外给一个中国地址去信，一套统一的拉丁字母表示法就相当重要了。

1906年春，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决定设置一套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系统，这套系统被后人称为邮政式拼音。邮政式拼音充分体现了晚清时代标准语的乱局：方案总体上采纳用来拼写北京话的威妥玛拼音，但又对老官话进行了相当大的妥协。

如邮政式拼写分尖团音，新疆用Sinkiang表示，天津则为Tientsin。而入声字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保留，如承德拼Chengteh，无锡拼Wusih。甚至为了区分陕西、山西这对省份，在陕西的拼写上用了非常保守、当时已经消亡的老官话音Shensi以和山西Shansi区分。在闽、粤、桂这三个方言特别强势的省份，则采用当地方言拼写，如厦门拼Amoy，佛山拼Fatshan等。

这种混搭风格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的长期贫弱很大程度被归咎于中国国民人心涣散，而语言不统一则被时人认为是人心不齐的罪魁祸首。因此民国刚建立即着手制定标准音，并于1913年经“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出一套老国音。

读音统一会讨论过程相当激烈，会员中江浙代表占了多数，甚至出现了“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中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这令北方各省会员极其不满，以“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为由，强烈要求采用一省一票制度。最终北方代表的呼声被采纳，读音统一会以一省一票的方法表决出了6500多字的老国音。

和邮政式拼音一样，老国音也相当混搭。总体上说老国音采纳了北京音作为基础，但是在中间糅合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别。而在入声的读法上，则有按照南京式的短促高音和北京读书音式的似去而短两种处理方法。此外，与老国音配套的注音字母也应运而生，这套注音字母相当流行，甚至于有人改进后用作方言的注音，如苏州人陆基就设计了苏州话用的注音字母，效果尚可。

但是老国音的推行并不顺利。老国音的杂糅性质使得其很难被人自然地宣之于口，因此推广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而对于始终处于混乱状态的民国而言，推广一种普通话显然并不是首要任务。于是在整个民国初年，主张直接采用北京话作为全国标准语的京音派始终和国音派争吵不休，甚至发生过学校老师因分属两派而互相斗殴的事件。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老国音终于被废，北京音取得了标准语的地位。伴随京音派的胜利，民国政府颁布了新的拼音标准，即所谓的国语罗马字。

国语罗马字迎合了“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思潮，因此创作目的即是彻底取代汉字。其特点是用拼写来区分声调，不加附加符号，如七、其、起、气，分别是chi、chyi、chii、chih；抛、袍、跑、炮，分别是pau、paur、pao、paw。由于难学难用，也相当不美观，因此国语罗马字在使用上非但没能取代汉字，甚至连威妥玛拼音都未能替代。只有在诸如“陕西”“山西”这种威妥玛难以准确记录其发音的情况下，国语罗马字才有一定使用价值，现代的Shaanxi和Shanxi之分即来源于国语罗马字的Shaanshi和Shanshi。

整个民国时期，标准音虽然已经制定完备，但由于战乱频仍，并未得到很好的推广，官定的拉丁方案国语罗马字更是沦为小众文人孤芳自赏的产物。不过无论如何，历经晚清到民国、包容南北的北京话彻底建立起了其语言权威，它作为全国范围内的通用语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民国常用的拼音方案如威妥玛、邮政式、注音字母乃至国语罗马字则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汉语拼音所取代，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少有人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