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与拼音

差点成为普通话的，是你没见过的老国音

传闻民国初立，为决定官方语言，粤籍议员与北方议员互不相让，在投票中粤语和北京话票数持平。关键时刻为顾全大局，孙中山对粤籍议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亲自投给北京话一票，才避免了更大的纷争。

还有一个与之非常相似的故事：1949年，为决定官方语言，川渝元老与北方元老互不相让，川话和北京话票数持平。关键时刻为顾全大局，毛泽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显然，这两个故事源自同一母题并且都是虚构的。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1949年之后，都根本没有过针对粤语、川话vs北京话的投票。

这类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差一点选择德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传闻。18、19世纪，大批德国人移民海外，美国是其重要选择。如今，全美人口的17.1%自称德国后裔，比例远高于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德裔遍布美国，特别在中西部有相当大的人口优势，当时也是一样——北美殖民地中，德国移民的比例高于英国移民。正因为德裔在美国的重要地位，德语差点成为美国官方语言的传闻似乎颇为可信。传闻中也有一个孙中山、毛泽东式的人物——美国首任众议院议长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为顾全大局，身为德裔的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也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1794年，一些德裔移民要求美国政府提供部分法律的德文版，该提案以42比41的票数比被否决，米伦伯格在投票中弃权，但事后评价道“德国人越快变成美国人就越好”。而民国初年制定官方语时确有争议，只是和北京话竞争的并不是广东话、四川话、陕西话之类的其他地方方言，而是人造的老国音。

由于老国音早已不再使用，一般人全然不知，自然也无法在民间的各种段子中出场，历史的本相和制造老国音的缘起也就这样渐渐被遗忘了。

秦朝开始，中国就实现了“书同文”，文化、政治上的大一统格局由此奠定，但“语同音”一直没有实现。古代人口流动性不强，地区间的交流靠着统一的文言文就可以维系。汉字本身对读音指示作用低，也让各地区的差异化读音得以保存、发展。

不过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各地方毕竟有语言上的沟通需要。同时，战乱等原因引起北方人大规模南迁，将中原一带的官话带至南方。文化上对中原的推崇，也在事实上推动北方中原官话成为地区间交流的主要方式。

到了明朝，官话已经形成了南北两支。北系官话的通行范围覆盖今天的华北大部，而南系官话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两者虽有差别，但在今天学者看来，实质上都属于北方方言，交流障碍不大。

明朝传教士利玛窦在给欧洲同僚的信件中描述：“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通。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他还在回忆录中说道：“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例如，以明朝官话演唱的昆曲就在全国流行。

明朝的官话与现在的官方语言不同，其散播以自然传播为主，真正由官方推广通用语言始于清朝。明末清初的浩劫之后，官话在全国的流行度大大降低，在远离北方的闽粤地区更趋于萎靡，这引起了雍正的不满。《癸巳存稿》记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此后，闽粤各县随即纷纷成立正音书院教导正音。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不过正音书院的教学成果实在有限。清朝已是权力最为集中的朝代，雍正无疑更是位雷厉风行的皇帝，正音书院一塌糊涂的教学成果实在是另有原因，位于福州的正音书院的失败案例可为镜鉴。

虽同属官话方言，但是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北京官话在语音上存在着差别。书院连应教仍有巨大影响的南系官话（尤以南京官话最著），还是教正在崛起的北京话都一直摇摆不定，权力再集中自然也没有用武之地。

当时既缺乏对官话的系统性整理，更没有编写体例科学的教科书。如福州正音书院因为没有师资，迫于无奈只得找了几个驻防福州的旗人。

这样的老师自然不可能会教，据记载福州驻防旗人上课头几句就是“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们都是奴才”，这样的教法只会沦为笑柄，反倒加重了当地汉族士子对北京话的反感。

普通话真正有效的推广还是在民国时期。清末民初民族热情高涨，很多人将目光投向四分五裂、有碍团结的地方方言上。1913年，民国召开读音统一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音”。

当时北京话已有很高地位，有成为全国通用语的趋势。民国初期定都北京，并没有经历传说中的投票，而是与会者同意“国音”以京音为基础，但要经过一定的修改。

标准汉语的演变

辛亥革命后，北京话因为是清廷的语言招人憎恶，但它更麻烦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于没有入声。

中古汉语中以-p、-t、-k收尾的音节即为“平上去入”中的入声。保留中古汉语入声格局的方言不多，粤语是其中之一。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国际机场亦称赤腊角机场，英文为Chek Lap Kok Airport。赤腊角三字均为入声字。在绝大多数现代汉语方言中入声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的是一个尾巴丢失，如潮州话；有的三个都混到了一起，如上海话；还有的干脆失去了短促的特征，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声调，如长沙话。

作为方言，入声的改变不会引人注意，但若是推广为国音，这就会成为招人攻击的把柄。中国传统的韵文，如诗词歌赋，往往讲究平仄和谐。中古汉语四声中，平声为一类，上去入三声为另一类，统称仄声。古汉语中平声时长较长，仄声较短，平仄有规律地交错会产生声音长短谐和的美感。人们为了追求这种谐和，在诗词创作时都非常注意平仄的使用。

平仄窜乱，被称作失格。在科举考试中出现这样的失误，不管该诗意境多好文采多么美妙，都是直接出局。虽然后世平长仄短的格局早已被打破，但规矩已根深蒂固，被视为传统文化的标志。北京话的独特在于入声消失后又派入了现代四个声调，大量入声字进了阴平阳平两个平声声调，所以平仄尤其混乱。

保守人士出于继承传统的考虑尤其不喜欢北京话，认为它会严重影响人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这造成了另一个奇怪的对立格局：北京口语音和北京读书音。一直到民国初年，老北京读书人并不用市面上的北京口语音读书，而是另用一种北京读书音。其特点在于所有的入声字都读成短促的去声，韵母上也模仿南支官话，人为重现了在北京口语中已经消失了几百年的入声。

现代这种读书音已然式微，但留下了零星的痕迹。北京话的部分多音字，如“剥”皮—“剥”削、“削”皮—“削”弱、“择”菜—选“择”、家“雀”—“雀”鸟，后一个读音正是源于读书音。

所以北京口语音并不能获得读书人的认同。著名学者傅斯年在北京学了一口京片子，却被家人指责为在说“老妈子的话”。祖籍常州、生在北方的赵元任幼时在家里说北京话，读书却被要求用常州话。一次，赵家请的北方先生把入声字“毓”读成了去声，赵父大惊失色，旋即将其辞退。民国初期确立的国音，正是在北京读书音的基础上，恢复了入声的修改版本。

但是京音势力并不买账。主张纯用北京话的京音派仍有强大力量，不少学校甚至出现了国音派与京音派的互殴。1924年，民国官方的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弦更张，决定以京音为国音。京音派胜利了，国音派主张的语音就成“老国音”了。

自此北京话取得了“京国之争”的胜利，顺利成为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标准语方面延续了民国的传统，普通话日趋强大，在不少地方已经取代了当地方言，读音统一正在从愿景变为现实。但北京话平仄混乱的毛病并没有解决。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若想写传统诗词，须逐字记忆声调，十分辛苦。

天无绝人之路。让民国时期的读书人怎么都想不到的是，后来的国人学会了一种新的旧体诗词，即所谓的“老干体”。它以豪放大胆出名，对格律要求完全不顾，押韵、平仄随心所欲。从此普通话克服了曾经最大的障碍，“续接传统有望”，老国音可以彻底退出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