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周汝昌致刘心武
（1992年3月25日）

心武同志：

札到多时，因小恙，又开政协会，故迟复为歉。您的论文我很佩服，认为这很重要！原想写一读后感，刻因忙乱还写不了，故先草草数行致意。您的见解极有价值，引起我许多思绪。您的文章也很好，但建议选用词语宜再多加锤炼，且力求避俗（时下流行“气味”）。您既有新解以为贾珍之惜可卿非仅“色”饥之事，中含深义，那么又何必加之以“超级色狼”这样的词句？此种易伤文格文品。又如，两次特书“红学家考证出更衣遗簪……”，似含讥讽。不知缘何而致此？窃以为更衣遗簪等情之背后仍可暗示大有内幕别情，未必即与您的新见构成“对立”“抵触”！与您研红推诚竭悃，不敢以世态相对也。务乞朗照。

周汝昌拜上

1992年3月25日

附　周汝昌《善察而能悟》

近日得读刘心武同志一篇佳文《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以下简称《出身》），觉其见解甚有价值，为之欣喜，也引起我自己久蓄于怀的一些思绪。此文也许有人只以“假设”视之，甚且评为“大胆”；但其作者并非信口开河之流可比，他有论据，有创见，有体会——一句话，他表现出对曹雪芹的独树一帜的超妙笔法深有所悟。这种笔法，如拿一般的传统小说、西方小说的有关理论观念来看它，是不能理解，也不会“承认”的。但事实是“客观存在”，无视、不理、反对……都不能说成是科学态度。

《出身》作者认为：秦可卿的出身，不但并不寒微，而且实甚高贵；其所以托词为养生堂抱养之女，盖有“真事隐去”（按：雪芹在京家住崇文门外蒜市口，若往东南行，正有一处养生堂，亦名育婴堂），其论证要点有四——

1.秦氏托梦的内容，皆涉重要政治干系。此绝非一名“抱婴”之女所能知能言。

2.写其居室陈设，笔法独特，一般只解为暗示其淫乱，实则隐写其身份高贵（所喻者皆贵妃、公主一类女流）。

3.选棺木，用的是“常人不可”的“败了事”的“老千岁”——康熙大帝的某位失势的皇子，败于雍正之手，干连曹家的政治大事主角人物——所遗。

4.秦氏不过是贾府一个重孙媳，何以位居郡袭的北静王会亲来吊祭？其中大有缘故了。

论证很细、很周，但要点由此四端可窥大略。

我觉得，心武同志的看法是大有道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他提出，秦氏为阖府上下所有人所喜爱，除了她本人的人才出众，还有另外的缘由。我看也是对的。

清代制度非常严厉：太监不经许可，寸步不准出离宫外，否则处死无赦。那么，秦氏之丧，为何“大明宫”太监头儿戴权也“鸣锣开道”地前来吊唁？那个时代，如无特殊缘由，这是“礼法”上万万不能有的事，“荒唐言”在乾隆年间能骗信了几个阅书人乎？

事实上，贾府后来事败，罪状中就包含着“窝藏罪家之女”。妙玉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为仇家（权势）所逼，才出的家（当时的出家，并非“色空”“消极”“迷信”，多是政治避难，“绝君臣之义”——雍正“批评”他的对手的“名言”！），她随师父逃到了北京，躲入了贾府这个庇护伞。后来的史湘云，也属于此类——她们本来都是要“入宫”给仇敌贵家做奴婢的人。

北静王单单在吊秦氏丧时，回顾他与贾府是“同难同荣”，故不以“国礼”为限——即可以不拘宗室贵胄与内务府包衣（奴仆）人家的区别。什么叫“同难”？就是在同一种政治大案中同属罪犯的历史经过！

《出身》指出，脂砚斋“命芹溪删去”〔注〕了秦可卿故事的原稿达四五叶（双页）之多，不仅是“为亲者讳”，实也“为尊者讳”——这桩“本事”如果公开了，会给曹家带来灭门之祸！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雪芹原著的巨大无比的“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涉及几百口男女命运的特大悲剧，单单由秦可卿口中道出。何也？何也？难道不应当思索一下吗？这部书，难道是一部“爱情”甚至“淫书”的眼光“心光”所能认识的吗？

删去的“天香楼”一段情节，讳莫如深。“天香”者何？“天香云外飘”，又道是“国色天香”。这也绝不是一般比喻桂花的事了——此香来自天上，非人间之凡种也。雪芹善于用常见词语作字面，而内藏深一层的含意。大约这也是一个佳例。

刘心武同志是从一位小说作家的立足点与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他未必看得上“红学”这门学科。但他却由于寻觅雪芹的笔法特色与奥秘而写出了这样的论文。这个事例极饶意味。

“红学”并不是一种“怪物”，更不是人为地硬造的，它来自雪芹的笔下与“纸背”。

〔注〕“命芹溪删去”，并不是“长辈令晚辈”。《红楼》中凤姐可以“命”贾琏。此乃当时八旗人字法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