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秋白烈士

我与秋白相识是在一九二二年，最初只是文字之交。我从他的文章，猜想他是一个博学、思想锐敏、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后来，在上海大学第一次见到了他，果然人如其文：高挑身材，苍白的脸，穿一件显得肥大的竹布长衫。那时，他是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兼课教员。他与郑振铎在北京就是老相识，通过振铎，我与秋白接近也多了，又渐渐觉得，他不只具有文人的气质，而且，主要是政治家。他经常深夜写文章，文思敏捷，但多半是很有煽动力的政论文，用于内部讲演，很少公开发表。间或他也翻译点文艺作品，写点文艺短评，因此，郑振铎就拉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但那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发挥文学的天才。

一九二四年冬，秋白与杨之华结了婚，搬到闸北顺泰里十二号，组织了小家庭，正好住在我家的隔壁（我住在十一号），我们的往来就更频繁了。当时我是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支部会议经常在我家开，秋白代表党中央常来出席。他常与我谈论政局和党内的问题。他很尊敬陈独秀，但不满陈的独断专行。他和我一样对彭述之不满，认为彭浅薄，作风不正，并对陈独秀的信任彭述之有意见。“五卅”惨案发生后，陈独秀主张以发动三罢（罢市、罢工、罢课）来动员群众，制造舆论，压迫帝国主义让步；瞿秋白则认为应该更积极一些。他同我谈话时主张动员大批工人、学生连续到南京路上示威，看英国巡捕敢不敢再开枪。如果竟敢开枪，那就如火上加油，将在全国范围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怒潮，也将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声援，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他说他这意见陈独秀不同意。

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我和秋白又有一段交往。我那时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主编。这个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全部在共产党员手中，社长是董老，总经理是毛泽民，编辑部的编辑除了一个人全部是共产党员。那时董老事忙，无暇顾及这个报的编辑方针，就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当时秋白兼管宣传部，后来彭述之（他是宣传部长）到了武汉，又由彭领导。“四一二”事变后，陈独秀和彭述之多次对我说：《民国日报》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要少登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消息。为此我请示董老，董老说不理他们。我也向秋白讲了，秋白想了想说：我们另办一张报！那时秋白的工作很忙，我除了有重大的消息要找他核实或请示，平时很少见到他。不过他对于党的喉舌——报纸，始终很关注。因为《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所以国民党右派、左派都来干涉我的编辑事务，我时常向秋白诉说，因此，他早就有另办一张报纸的想法。他说：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把这个报纸交给国民党左派，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主张新的党报仍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这件事，秋白很重视，积极筹备，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

1929年，茅盾与杨贤江夫妇在日本

一九三〇年夏，秋白和之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听说我也从日本回来了，就要找我。他们用暗号代真名写信交开明书店转我收。秋白改姓何，之华改姓林，还有住址（现在记不起来了）。我和我妻（孔德沚）按地址去访问，才知道他们夫妻是住在一个普通的楼房里，楼上卧室兼书房，楼下算是客厅兼饭堂。我们到楼上闲谈，秋白问了我在日本的生活，又向我介绍了这几年国内的革命形势，他对于我以写小说为职业表示赞同。大约过了一年多，那时王明已经上台，我风闻秋白同志受到了打击，心情不好，就与德沚又去拜访他们。我见秋白瘦了，之华说他的肺病又发作了，但精神仍旧很好。秋白见了我们很高兴，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写《子夜》，他很有兴趣地问了故事的大概情节。这是一九三二年夏，我刚写了《子夜》的开头几章。我就说，下次把原稿带来再谈罢。过了几天，我带了写好的几章去，从下午一时，他边看边谈，直到六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暴动的一章，写工人的部分也谈了不少。因为《子夜》中写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到土地革命，秋白告诉我，党的政策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子夜》中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我们话还没有完，晚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遭到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间，他们往哪里去呢？我就带了他们到了我的家里。当时我住在愚园路树德里，二房东是一个宁波商人。这幢房子是三楼三底带厢房，我住在三楼，身份是教书的。秋白夫妇来后，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的，过几天就回家。之华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则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些日子里，秋白继续同我谈《子夜》。秋白看书极为仔细。《子夜》中吴荪甫坐的轿车，我原来是“福特”牌，秋白说：“福特”轿车是普通轿车，吴荪甫那样的资本家该坐“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到愤怒极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这两点，我都照改，照加。后来我们还议论了当时文艺界的情形，他对当时尚存在的“左”倾文艺思潮也持批评的态度。秋白还表示，他也想搞文学，写点东西。他也问到鲁迅，原来他还没有和鲁迅见过面，我答应为他们俩介绍。有一天，忽然冯雪峰闯来了，原来他们俩人也不认识，我只好为之介绍。我就考虑，说不定还有什么人闯来，不如让秋白到鲁迅那里去住。鲁迅那时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座公寓楼房内，这个公寓住的全是外国人，其中有少数日本人，公寓斜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因此，一般闲人都不到那公寓里去，比我这里安全得多。我就托雪峰把秋白带到鲁迅家里去，介绍给鲁迅。秋白后来就在鲁迅寓中避难，直到之华探知原来住的地方没有出事，才搬了回去。秋白与鲁迅的交往与友谊从此开始。

这以后直到一九三三年底，秋白在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他热心地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他也用化名写了不少犀利的杂文直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我与他见面时常谈论文艺问题，有时我们也有争论，但多半我为他深湛的见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折服。但是，谈到他自己，他总是十分谦逊。记得那时他写给我和鲁迅的短信中有一次署名“犬耕”。我们不解其意。秋白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的。他进而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我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全党的工作，那么，就是使犬耕田了。他这番自知之明、自我解剖的话，使我们肃然起敬。

一九三三年末，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临行，向鲁迅辞行，也向我辞行。那次，他谈了很多话，但我总觉得他的心情有点郁悒；也许这是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又要走上新的征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秋白。一年以后，我们得悉秋白被叛徒出卖了；又隔不久，传来了噩耗，得到了秋白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消息。那一年，秋白才三十七岁！

《回忆秋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