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出版始末

鲁迅逝世后，我们就与许广平商量要出版一部最完全的《鲁迅全集》，包括所有未刊印过的著述、日记、书简、墨迹等。当时组成了一个小型的编委会，有蔡元培、周作人、许寿裳、台静农、沈兼士等，我也在其中，并推许广平总其成。鲁迅生前曾手拟《三十年集》总目，把生平著作依年代先后分编为十卷，许广平提出不变动鲁迅手拟的目录，另外再增编译著、书简、日记等续卷若干卷。当时即着手书信的征集，同时与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事宜。因为《古小说钩沉》和《嵇康集》是鲁迅亲笔楷书的抄本，日记和书简也是鲁迅手迹，希望能影印出版；而大量的影印只有商务能胜任。多亏蔡元培的介绍，商务总算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并订了契约，但提出了严酷的条件。可是不久上海战争爆发，商务的印刷厂在战区内，影印之议付之虚建，整个计划也就停顿下来。到了鲁迅逝世一周年时，出版全集的事才重新提出，并决定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来担负编辑之责，但实际上编辑工作只有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少数几个人在做，因为其他许多人都离开了上海。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我在香港收到许广平从上海寄来的信。她说，《鲁迅全集》已经编好，原来与商务印书馆订有出版契约，但现在上海商务总店因工厂焚于战火，不能再承担印刷，要我与商务的香港分店接洽，看他们能不能承印。又说，原订契约包括大量影印，不知香港分店有没有把握。她希望我去见一次蔡元培（蔡当时在香港），请他再帮一次忙，另外还要请蔡元培为全集写一篇“序”。信中附了二份全集的《总目提要》和一封给蔡元培的信。

四月十九日我拜访了蔡元培，他一口答应为全集写“序”和为全集排印事帮忙，并写了一封给商务香港分店经理的信，请我直接找那位经理去交涉。我一看经理的名字——黄访书就笑了，原来他是我的老同事，二十年代他在商务编译所的英文部工作。

后来我就与黄访书为出版《鲁迅全集》交往了几次。他除了在叙旧时十分热情外，一谈到出版全集就哭丧了脸。他说，香港的出版业你不是不知道，除了报纸多，出版书籍是极希罕的，我这个分店虽有一个小印刷所，却没有出几本书，主要是销售上海和内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现在这《鲁迅全集》有二十卷，印刷装帧的要求又高，还有那么多的影印件，你说我那小小的印刷所能承担得了吗？实在抱歉，我没有这个胆量。契约是总店订的，还是由总店想办法罢。我写信同许广平商量后，又向黄访书提出，假如不影印而全部排印，香港分店能不能承担？他仍旧摇头。隔了一天，他开了一张假定在香港排印所需费用的细目单来，数目大得吓人。他一项一项地同我计算，证明香港的印刷费比上海高得多。他苦笑道：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文化落后而文化活动的费用却高得出奇。就算我那小印刷所能够承印，全集在香港出版也是得不偿失的——质量不能保证，经济上也完全不合算。我看他千方百计地推托，也就放弃了努力。

六月初，蔡元培如约把《鲁迅全集》的“序”写好了，并送来法币一百元作为一部全集甲种纪念本的预约款。但是全集的印刷却早已回到了上海，而且也与商务印书馆解除了契约，因为既然不出影印版，也就不必去麻烦商务印书馆了。

《鲁迅全集》最后是由胡愈之主持的复社承担了印刷出版和发行工作。不过排印时要先付排印费，数目还不小。当时打算采取售预约券的办法先收回一部分钱来，但排印工作又不能等钱收到了再开始。这时，大革命时代在武汉十分活跃的黄慕兰已改名黄定慧，她的丈夫是上海《每日译报》的发行人，不过实际上出面活动的是黄定慧，因此，《译报》与上海进步文化界的关系搞得很密切。她知道了出版《鲁迅全集》遇到的困难后，就提出由她来担保向银行开个支付户；这样就解决了排印陆续付款的问题。黄定慧为了全集的出版，还来过香港，和我见过面，叙过旧。

我在看到许广平寄来的全集《总目提要》后，曾去信建议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义写一《全集发刊缘起》，与《全集总目提要》一起提前刊登在《文艺阵地》上，以扩大宣传。很快许广平把《发刊缘起》寄来了，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便登在五月底出版的《文艺阵地》第三期上（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三期《文阵》脱期了）。在这一期上还登出了出版《鲁迅全集》的整版广告。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在上海朋友们的努力下，以空前的速度在八月份就出齐了。我买了一套精装本，可惜后来在战乱中丢失了。

《在香港编〈文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