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绳纹·弥生·古坟时代

约前七八千年—6世纪中叶

日本最早出现建筑艺术可以远溯到原始时代。绳纹时代的生产经济活动，以狩猎和捕鱼为主，人们居住的主要是竖穴式住宅，一部分是堆石式的居住模式，还有以天然洞窟而居者。从北海道到九州已发掘的一万多个绳纹时代的建筑遗址来看，多为贝冢，次为泥炭层或堆石，分别有洞窟、竖坑、竖穴等形式。已发现的绳纹早期茨城县花轮台的贝冢居住遗址，在长方形平面，出现由中央部位四根主柱、沿周围配置十二根支柱支撑遮蔽物的“切妻式”模式（屋顶为人字形、山形、坡形结构的房屋）的雏形。这是至今已发现的日本最早建筑遗址之一。

弥生时代，从中国传入铁器和农耕技术，结束了绳纹时代的狩猎、渔猎生活，居住建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圆形、长圆形、半圆形、长方形、不整方形等多种形式，而且已有部分建筑贴近或突出地面。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大和平原中央——唐古地方，发现了大小数百个竖穴式的居住建筑群，内中由木柱支撑，柱与柱之间架设椽木，承载茅草屋顶，屋顶贴近地面。门廊由门前延伸而出，打破室内与室外的界限，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弥生时代后期，以建在水田前的静冈县登吕聚落遗址为最著名的居住建筑模式，它平面是长圆形，周边镶上木板，外侧盛土，台基是石板地，立有四根主柱，比竖穴式建筑更接近地面。现在还残存一些建筑用材，说明这时期开始向平地而居发展。

在这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高台式的土仓库，由四根、六根或八根柱子支撑简单的斜屋顶，搭配木板山墙，并有梯子和防鼠的简陋设备，以作收藏谷物之用。奈良县出土的弥生时代的线雕图案土器，香川县赞岐出土的铜铎、铜镜图上，也都可见这种原初高台建筑的家屋模型或图案。还有静冈县的登吕遗址、山木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建筑。它们与中国南方某些地方出土的汉代冥器上的高台建筑图案十分相似。有的日本学者认为，这是上古祖先从中国南方迁入的同时，也将居住建筑形式传入了日本。

古坟时代，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逐渐合一，出现宗教政治权力的统治者祭司——“王”的雏形，于是住宅建筑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一般庶民仍然是以竖穴居住为主，但已开始出现外观比较高级的住宅，而且除了单层，还有二层楼阁。据3世纪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奴国“有二万余户”；不弥国“有千余家”；投马国“有五万余户”；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可七万余户”。此处的邪马台国女王者，即卑弥呼女王，文学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所称的神功皇后，实际上是祭司。其“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还明确记载着此时倭人已“有屋室”“有邸阁”。这是有文字记载的3世纪前半叶日本古坟时代建筑的状况。从考古发掘的三重县、神奈川县和宫崎县出土的家形埴轮（雕塑陶烧家屋形土器），奈良县佐味田古坟出土的家屋纹镜，都实证了这一记述。从出土文物来看，神奈川县久里浜出土的家形埴轮是草葺圆屋顶，比较简单，是庶民的居屋。三重县石山古坟发现的二十具家形埴轮，其建筑模式比前者复杂一些，上层是人字形，下层是四角伸出的双层房顶、堆砌土墙，但仍是“切妻式”住宅的形式。这时期还有“入母屋式”和“寄栋式”两种建筑模式，前者上层是人字形，下层是四角伸出的双层房顶；后者是四面坡屋顶。宫崎县西都原出土的家形埴轮则更加复杂，中央是最大的主建筑，两侧是附属建筑，类似后来贵族住屋的“寝殿式”，属高级的住宅模式，可以推断是当时王者（祭司）的居所。

飞鸟时代

592—710年

这一时代，在政治上国家统一，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奴隶制，确立了古代国家的形态。在宗教方面，这时期佛教传入以后，将此前对太阳神、自然神的崇拜等种种原始宗教整合，创造了自己的信仰体系，称作原始神道。《日本书纪》就记有：“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在日本建筑史上，确立日本建筑艺术性格并长期保持这种性格的，是始源于古坟·飞鸟时代的原始神社建筑。

最早出现的神社雏形是由山峰岩石和海边石矶构成的“磐境”，即“神域”，由此过渡到颇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神社建筑——鸟居。它最早是用来标志祭神的地域，以获得空间的一种表象的方法。据说，现存最早的鸟居是嵯峨神社的黑木鸟居。在奈良时代以前的神社建筑无直接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是日本最古神社建筑之一的大神神社（后改称伊势神宫）。飞鸟时代前后建成的较早的神社还有岛根的出云大社、大阪的住吉大社等神社建筑群，初步展现了神社建筑艺术的自然、清洁、单纯、质素的美。其后日本古代各种建筑模式，都继承了这些日本神社建筑艺术所具有的特色。

这个时期，日本还传入中国佛教的建寺制，大兴寺院建筑，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一大特色。在推古天皇四年（596年）由苏我马子于奈良县高市郡建成法兴寺（又称飞鸟寺）。其后，随着圣德太子大兴佛教，盛行建造佛寺，至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年）已建起寺院四十六座。现今只残存法隆寺的金堂、五重塔、中门及回廊，以及法起寺的三重塔。当时佛寺的建筑模式，是采取“伽蓝配置法”。规模较大的佛寺，在伽蓝境域筑有围墙，四面开门，南大门为伽蓝正门，域内配置金堂、讲堂、塔、中门、回廊。一般佛寺，只配置金堂和塔。四天王寺的伽蓝配置法比较有代表性，故又称“四天王寺式伽蓝配置法”，是典型的中国佛寺的建筑模式。白凤时代的佛寺，现存的只有天武天皇九年（680年）始建的药师寺及三重塔，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寺院，其伽蓝配置法与飞鸟时代的不同，南大门、中门、金堂、讲堂呈一直线，塔东西两座，配置在回廊内侧，成为天平时代伽蓝配置法的先驱，故称“药师寺式伽蓝配置法”。

飞鸟时代吸收中国隋唐时期的建筑模式，走向多样化。除了寺院建筑外，出现城郭、宫殿、庭园等建筑模式或其雏形。《日本书纪》就载有传说中的垂仁天皇“积稻筑城，坚固不破，称为‘稻城’”的记录。当时这种“稻城”，主要用来抵御敌人的弹石的进攻。皇极天皇三年（644年）苏我虾夷大臣在家外也筑“城栅”，还在亩傍山东部挖池筑城，建兵库。小国分立时代，这类城郭也多起来了。同时，当时寺僧各派纷争，寺院也围上坚固的筑垣，作临时城郭之用。推古天皇的丰浦宫和舒明天皇的冈本宫为日本宫殿建筑的肇始，其结构仍以本土简素的建筑风格为本。之后，至皇极天皇始以唐制为规范，建十二门的板盖宫。还有，早在6世纪末期至7世纪初期，已在皇宫中建造了须弥山和石桥，这些成为日本庭园艺术的雏形。

奈良时代

710—794年

元明天皇于和铜二年（710年）迁都奈良，在仿照中国唐都长安都城制大兴土木建设新都平城京、新宫殿，同时将飞鸟时代兴建的诸大寺院也迁至新都，开始建立“官寺制”。首先将飞鸟时代最早兴建的法兴寺以及兴福寺、药师寺、大安寺迁至奈良，它们与最著名的东大寺、西大寺、法隆寺并称“南都七大寺”。这时，佛寺建筑在此前的伽蓝配置法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和发展。由东渡扶桑的中国唐僧鉴真于天平宝字三年（759年）亲手创建的唐招提寺和正仓院宝库，是奈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寺院建筑，具有唐代佛教建筑的某些特征。唐招提寺与东大寺、正仓院宝库这三大建筑，凸显了奈良时代独特的建筑风格，集中代表了奈良天平时代建筑艺术的精华。

奈良时代弘扬佛教达到了顶峰，同时宣扬神也是本地佛，菩萨为救众生改变面目而垂迹（即所谓“本地垂迹”），达到了神佛融合，在神社的领域内也开始修筑寺院。比如，空海大师在丹生都比卖神、高野神等的镇座山地上创建的金刚峰寺，还有石清水的八幡宫、京都的八坂神社、滋贺的日吉大社等，也吸纳了佛寺的建筑元素。当时无论神社建筑或寺院建筑，都发生了变化。

佛寺建筑则完全模仿中国寺院建筑物沿中轴线左右分布的建筑结构，飞鸟时代于596年建成的法兴寺门楼、佛塔和主殿等都是这样一种沿中轴左右对称的结构，且是瓦葺屋顶。佛塔也采用偶数多层的、柱梁系统的结构形式。所不同的是，中国佛塔是多角形砖石结构，而日本佛塔则采用方形木造结构，塔的层数为偶数，仅存在微妙的差异。

然而，于此半个世纪后兴建的弘福寺，打破了这种沿中轴线左右分布的对称性。圣德太子亲自设计的法隆寺、天武天皇至文武天皇时期兴建的药师寺等，起初也是左右对称的形式，其后经过长期的吸收和消化，这些佛教建筑于半个世纪后扩建或重建时，以塔和金堂配置于左右，打破了严格的对称性，代之出现非对称性的架构。此外，还兴建了北法相宗的清水寺，立有本尊的十一面观音立像，平安时代修建成为观音灵堂，本堂前架有濒临悬崖的舞台，即著名的清水寺舞台。

这个时期，寺院也先后出现莲花池式和净土式庭园，颇受中国山水园林文化的影响，以自然风景为主体，不仅有水、池、岛、树、桥，还有亭、台、楼、阁。经过长时期从精神和形式两方面对中国庭园建筑艺术的消化与融合，日本逐渐形成本民族的庭园审美意识，即通过多种多样的具象或抽象的建筑艺术，表现出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其美学原则是顺从自然，造化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宫殿建筑方面，7世纪下半叶初期，齐明天皇重建冈本宫，天智天皇新建大津宫，改芭茅草葺屋顶为瓦葺屋顶。其后，天武天皇于飞鸟地方兴建净御原宫，盖太极殿、太安殿、内安殿、外安殿、朝宫、后宫等，以显示其辉煌、宏伟，这是模仿中国宫殿之始。到了7世纪末期持统天皇建藤原宫和8世纪初期元明天皇筑平城京城和宫殿，则大多仿效唐制十二门、十二堂和内里各殿的整然配置，以及朱柱、白壁、瓦葺的宫殿建筑模式。皇室贵族的宅邸建筑也发生了变化，趋于豪华。奈良时代神龟元年（724年），圣武天皇即位，太政官奏请“板屋草舍乃中古遗制，难造易破，空费民财”，乃敕许庶民住宅也造瓦屋，唯初时能建造者仅少数富裕人家。直至这一时代，某些地方庶民仍竖穴居住，比如长野县盐尻市平山聚落遗迹就是如此。不过，从奈良时代起，庶民已开始摆脱竖穴而居的旧俗，以平地居住建筑为主了。

在白凤时代兴起的原始的城郭建筑，使之具有规模的，是飞鸟时代天智天皇为防守西边边陲，于天智天皇三年（664年）在太宰府筑“水城”，并相继在各地筑有椽城、稻积城等，大多利用山势，筑土垒、城楼，称作“山城”。这种最原始的水城、山城等，是一种利用自然环境造城郭的建筑方法。

平安时代

794—1192年

到了平安时代，从奈良的平城京，迁都京都的平安京，实行摄关政治，逐渐完成向庄园制的封建社会的过渡，在文化上实现了和风化，在宗教上实现了“神佛融合”，迎来了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作为新的平安京的都城和宫殿建筑，其发展规模比平城京宏大得多。京都御所，虽经历朝的变迁，但至今仍可窥见当年的旧影。其中紫宸殿和清凉殿以及内里的诸殿社都是按照日本的古制建设，白木结构，铺木板，扁柏树皮葺屋顶，保持其简素和清纯，是纯日本式的建筑。此外，还建有与皇室有关的神泉苑、冷然院（后称冷泉院）、朱雀院等重要宫殿，内中有正殿、配殿、池、庭、阁、回廊、中岛等，整体呈对称性，称为寝殿式建筑模式。所谓“寝殿式”，就是正殿位于中央朝南，左右对称建配殿，正殿与配殿之间用回廊相连，南面庭院造池子，四面筑围墙，东西开门。这是模仿中国院落的建筑模式兴建的。贵族住宅也以寝殿式最为普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平安时代中期的寝殿式，开始打破中国式的左右对称的建筑结构，形成非对称性的格局。这种寝殿式的建筑模式，已在平安时代后期的贵族住宅建筑中普及。代表性建筑就是宇治别墅的平等院及作为佛寺的凤凰堂，那是一座极乐净土的宫殿。庶民住宅，则仍以切妻式为主。现今关西地方仍然可见类似这种建筑模式的民宅遗址。这是当时住宅史上，贵族住宅与庶民住宅不同的一大特色。

平安时代的佛寺，配置在都城东南和西南两侧，称东寺和西寺，大殿是参照中国式双层屋顶和多支柱的建筑模式，并流行建造阿弥陀堂和佛塔。二寺保持当时的对称的位置，其建筑遗址现几乎已无保存，现在只有东寺（又称教王护国寺）残存的室生寺金堂和五重塔，其建筑形式都是十分简单、轻快和素朴的。随着宽平六年（894年）日本停止出派遣唐使，日本文化包括建筑艺术从汉风化逐渐实现和风化，新兴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寺院，大都营建在山地上，规模都较小，伽蓝配置法也再没有保持奈良时代受汉风建筑影响的那种左右对称性。这时代表性的建筑，是高野山的金刚峰寺和比睿山的延历寺，它们的建筑物非常简单，仅用作修行的山寺。根据《法华经》所称的多宝塔记载所示，延历寺建筑一层宝塔——法华塔，这是日本佛寺建筑中第一次出现这种多宝塔的新模式。继延历寺之后，金刚峰寺也建筑了多宝塔，总高约四十六米，是日本最大的多宝塔。天台、真言二宗佛寺的多宝塔，成为平安时代后期流行的“宝形式”的阿弥陀堂的始祖。所谓“宝形式”，是当时佛堂屋顶的一种形式，屋脊集中在屋顶中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由于密教之一的“修验道”的发达，修行者都在山中修行，以念咒祈祷为主，所以佛寺设在深山的悬崖上，其中鸟取的三佛寺投入堂是少有的遗存下来的建筑之一。

当时权贵者大都皈依佛门，盛行建寺，有名的建筑，首先是藤原道长的法成寺、其子赖通的平等院凤凰堂，其次是醍醐寺五重塔、法隆寺大讲堂、中尊寺金色堂、法界寺阿弥陀堂、净琉璃寺本堂等。尤其是平等院凤凰堂，集殿宇、寺庙、庭园于一体，气魄宏伟。

当时，神社建筑出现了各种形式，有正殿、配殿、回廊、楼门，景观整齐。其中著名者，比如京都的北野神社（又称北野天满宫）、日吉神社，广岛的严岛神社等，含有寺院的要素，比较接近寺院的建筑模式，前殿与正殿之间由中殿连接，出现了称为“权现式”神社建筑模式的雏形，以祭祀“权现”即菩萨化身的日本神。至今这种典型的神佛融合的建筑模式倾向，仍是神社殿宇的主要特点之一。

在庭园艺术方面，附随贵族住宅的庭园建筑已定型，少不了池、桥、岛，还敷设庭石，修筑假山，种植树木、花草，整体配置自由，不拘一格，庭园意匠面目一新。当时出现了专业的造庭者。这一时代，在庭园艺术中出现了著名的“枯山水”，是石庭的一种俗称。著名的枯山水庭园艺术有龙安寺的方丈南庭、大德寺的大仙院。

平安时代初期，继承奈良时代的城郭建筑，先后筑有岩手的胆泽城、北方的志波城、山形的城轮栅，但现今只残存遗迹，据考古挖掘推断，城郭遗址都是正方形，这是共同的特色。一般城郭主要建筑物位于中央部，城轮栅则比较特别，四面设栅，四面中央开门，四隅建楼。

从整体来说，在平安时代，日本文化实现日本化的同时，日本建筑也实现了日本化，它在造型和布局上，坚持日本民族的审美原则，不仅是建筑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也凝聚了日本风土与人情。平安时代既是日本文化史的鼎盛期，也是日本建筑史的高峰期。

镰仓时代

1192—1334年

进入12世纪的镰仓时代，建立了一个武家政权和公家（朝廷）政权并存的体制，打破了平安时代贵族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恢复平安时代末期中断了的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文化走向多样化。在建筑艺术上也反映了这一时代新的精神，一方面发展传统的和式建筑模式，比如，滋贺的石山寺多宝塔、兴福寺的北圆堂、莲华王院本堂（俗称三十三间堂）等都保持了和式的建筑样式。

另一方面，继飞鸟、奈良时代第一次模仿中国唐式建筑高潮之后，第二次开始积极引进中国在禅宗影响下的南宋建筑样式，修缮东大寺，兴建镰仓的圆觉寺舍利殿、京都的南禅寺，以及由荣西创立的最初的禅宗寺院——建仁寺，继赴日宋僧兰溪道隆重建建长寺之后，从南亚印度引进天竺建筑样式，兴建了东大寺南大门和钟楼、兵库县的净土寺净土堂等。以上三种模式的并存与折中，成为新时代寺院建筑的特征。其中和式与唐式建筑模式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建筑艺术。尤其是镰仓时代末期，武士皈依禅宗，南宋的禅宗建筑模式，以京都、镰仓为中心，普及全国各地。比如，东京的正福寺佛殿、岐阜县的永保寺观音堂、山梨县的清白寺佛殿、和歌山县的善福院释迦堂、山口县的功山寺佛殿等，都是以建长寺的禅宗建筑模式作为规范的。

这时期，神社在社殿的配置上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基本上保持平安时代的基本模式。贵族住宅建筑，以皇居、御所为中心，仍沿袭平安时代的寝殿式建筑模式，几乎没有采用左右对称的形式，也省略了配殿。随着贵族势力的日渐式微，再没有兴建大规模的贵族住宅，而且也越来越简素化。根据贵族歌人藤原定家的《明月记》所载，他的住宅规模只有寝殿和附属中门廊而已，由此可见一斑。新兴的农民出身的武士的住宅，一般推断与贵族的寝殿式不同，似乎像藤原定家住宅那样简单的形式。在庭院建筑方面，也是沿用平安时代的意匠，没有新的突破。整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建筑艺术很少有著名的建筑物，也没有平安时代那样繁荣。

室町时代

1336—1573年

室町时代前后，下层武士对镰仓幕府理政不善十分不满，被废黜的后醍醐天皇联合旧武士和僧兵建立南朝。另一方面，足利尊氏将军则组织新兴的地方武士集团，拥立光明天皇，建立北朝，形成南北朝长达半个世纪割据和连年内战的局面。这时期，禅宗更广为流布，并走向日本化。建筑开始受到禅宗“无中万般有”的文化精神的影响，继承了本土原初神社建筑简素性的传统，并发扬光大。同时，武家大多是农民出身，长期受稻谷的熏陶，加上当时黄金产量大增，对金黄色产生浓厚的兴趣，建筑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也以此为审美价值取向，以显耀其权力的辉煌。这一时期展示了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

室町时代后期，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由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掌握政权，统一全国，分别以安土城和伏见城（俗称桃山城）为根据地，故史称安土·桃山时代，这是日本建筑独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改此前以佛教建筑为中心，而是将重点转移到城郭建筑和大名（封建领主、武士）住宅建筑上。自德川幕府发布《一国一城令》以来，最初大规模的城郭建筑，是始于这一时代织田信长兴建的安土城，丰臣秀吉修筑的伏见城和大阪城，直到德川家康建筑的江户城，以及聚落第、名古屋城、姬路城等。短短几十年间，兴建了百余座城郭，这在日本建筑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是，这些城郭，有的在战乱中被毁坏，有的在火灾中化为灰烬，有的因年久失修而变成残垣断壁，尽化作飘逝的尘埃，或成为苍凉的废墟。至今稍保存完好的有代表性的城郭建筑，是姬路城，还有次要的犬山城、丸冈城、彦根城、松江城、弘前城等。其他名城，是其后重建的。

这个时期大名的住宅建筑，可以与平安时代的寝殿式贵族住宅建筑媲美的是书院式建筑，追求规模宏大，具有豪华、绚丽与潇洒的风格。西本愿寺中的飞云阁、能乐舞台、书院、唐门，以及大德寺的唐门，是其代表建筑。其中比较特殊的是京都鹿苑寺的金阁和慈照寺的银阁。在住宅建筑中，前者多少保持了寝殿式的样式，后者则吸收了禅宗的简素性。金阁和银阁就代表着豪华与简素两种相反的建筑风格倾向。这充分说明，当时日本建筑艺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

当时主要的阶层，是新兴的大名和都市豪商。茶室建筑到了安土·桃山时期以书院式的样式最为突出，建立了面积较大的四铺半席的黄金茶室，而且茶具也由黄金制作，以炫耀其权力与权威。最具代表性的书院式茶室建筑，是小堀远州建造的大德寺龙光院中的密庵和孤篷庵忘筌。到了后期，茶室建筑一反这种书院式的建筑风格，推行了草庵式茶室建筑，以简素和非对称性为基本特色。主要表现在：首先，茶室面积狭小，只有二铺席乃至一铺半席；其次，原木结构、土墙、草葺人字形屋顶，整个建筑结构体现了禅的精神。

桃山·江户时代

1573—1868年

中世纪后期，连年战乱长达一个世纪。建筑艺术从整体而言处于停滞的状态。到了织田信长统一日本，建筑事业才得以复兴。至江户时代，町人阶层代替武士统治阶层掌握了经济权力，趋于讲求实际。首先，废除了幕府发布的《一国一城令》，没有再建新城郭，多着力于修复旧城郭。其次，禁止修建奢华的大名住宅建筑，除江户初期德川家康兴建了京都的二条城的“二之丸御殿”，再没有建造豪华的书院式住宅。即使是上流贵族住宅，也改以实用为宗旨，采用“数寄屋式”，即草庵式茶室的样式。有名的数寄屋式住宅是京都的桂离宫和修学院离宫，凸显了简素和纯雅的建筑风格。

而在神社建设方面，则完成了权现式的模式，修建了追求奢华和浮艳的日光东照宫。寺院建筑也按此样式营造，主要增建有东大寺的大佛殿、知恩院的山门、东寺的五重塔、清水寺的本堂、延历寺的中堂和大讲堂、善本寺的本堂等。此时，除了效仿我国明代的佛寺建筑模式，兴建了长崎的崇福寺、宇治的万福寺，别无其他寺院建筑样式。同时，按照古式再建或修建神社，也几乎没有出现新的神社建筑模式。一般庶民的住宅，为木造结构，草葺屋顶，屋顶两端葺瓦，这是大和民家的特色，并且已经类型化。

这一时代的建筑艺术的经典作品，一是以京都的桂离宫为代表，追求原始的自然性，呈现至简至素之美；一是以日光的东照宫为代表，注重人工的装饰，展现豪华壮伟之美，两者呈现出诸因素的对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建筑审美观，形成了明显的两大对立的建筑体系。

从日本古代建筑艺术发展史来看，它的最大特色是：既吸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又与中国以红墙绿瓦为主体结构的建筑艺术完全相反，主要以木结构为主体，摒弃一切虚假和不自然。日本古代建筑艺术，是在本国风土中经年酿造出来的美，是将素材置于自然中再组合，在至纯的自然、至真的简素中，展现其臻于极致的美。

明治维新以后

1868年以后

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已经开始接触西方文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确立资本主义的体制，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掀起“欧化”风潮。在建筑方面，接受钢筋水泥结构、以炼瓦和石造的弓形式西方建筑形式，与江户时代以前的传统木造结构迥异。比如，东京的赤坂离宫及其庭园、东京车站、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是很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佛寺建筑和神社建筑也运用西方的建筑模式，东京的筑地本愿寺本堂、石川县的尾山神社的神门，最具典型性。大规模建筑的教堂自不待言，许多公共建筑、住宅建筑也都采用西方的建筑模式。其后逐渐消化西方建筑形式，开始在某些方面采用和式，比如，东京歌舞伎座在保证近代的功能和设施的基础上，运用钢筋水泥造及瓦葺屋顶的西方建筑模式的同时，正面的玄关则保持唐门的形式，出现了和洋折中的样式。神社和佛寺建筑大多在保持传统的基本要素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

概括日本建筑史的发展轨迹，日本建筑形式，远古在本土自发生成，飞鸟时代吸收中国隋唐建筑形式，镰仓时代输入中国宋代建筑形式，明治时代引进西方建筑，并不断吸收、消化，走向“和风化”。其他时期日本建筑都是独自发展，形成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建筑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