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卷思想历史发展的重要特点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点，在一个时期表现多维，在不同时期表现更是不尽相同，人们对此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概括。但是，斗争性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1]可以说，斗争性深深融入马克思的生命，也深深融入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在生命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会遭遇各种曲折，要经历各种斗争。就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而言，斗争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伟大成果。列宁主义是在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2]。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列宁表现出坚定的原则立场、持之以恒的革命战斗精神。
首先，列宁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视作自己的历史命运。列宁的历史命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他的一生是捍卫、传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生。在马克思主义备受攻击的1908年，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3]。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的1916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您瞧，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从1893年起便开始这样。庸人们的仇视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言和’。”[4]列宁在这里讲了两个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历史命运。两者的命运息息相关。这说明，列宁反对错误思想的斗争，是由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的[5]。
19世纪90年代初，当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在俄国泛滥时，青年列宁就与之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在这之后，各种机会主义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粉墨登场：崇拜“自发性”的经济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伯恩施坦主义，主张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孟什维主义，“跪着造反”的经验批判主义，崇拜资产阶级合法性的取消主义，充当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士的社会沙文主义，主张“超帝国主义”论的考茨基主义，诅咒十月革命的“早产论”，等等。这些机会主义虽然形式不一、主张各异，却有着一个共性，即它们往往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名义上是要“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实则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同它们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较量。斗争的结果表明：列宁不负历史交给他的使命，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机会主义，奏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胜利的命运交响曲。
其次，列宁总是以革命战斗精神捍卫马克思主义。对于一切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列宁总是满怀革命的义愤，以革命战斗精神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例如，他在1908年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谈到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这本经验批判主义论文集的看法时说：“每篇文章都使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经验批判论者、经验一元论者和经验符号论者都在往泥潭里爬。”“这太不象话了。”“我宁愿受车裂之刑，也不愿加入宣传这类东西的机关报或编委会。”[6]他表示要着手对经验批判主义哲学进行批判。经过艰苦的理论准备和理论创作，他在不久后便出版了充满革命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列宁对于论敌过于刻薄，喜欢嘲弄人。这种观点有失公允。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毫无疑问，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列宁。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是列宁的一贯主张。列宁对待同志是很友善的，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他的批判确实非常尖刻，毫不客气。这一点，从列宁对各种错误思潮和机会主义的措辞便可略见一斑。列宁多次指责机会主义者，说这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或“玩弄马克思主义”、或“糟蹋马克思主义”、或“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或“冒充马克思主义”和“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列宁嘲讽散布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的《俄国财富》，称“其实质是打着新幌子偷运旧垃圾”；将马赫主义比作“一个穿着用斑驳陆离、刺人眼目的‘最新’术语作成的小丑服装的主观唯心主义者”[7]，其“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8]是“无头脑的哲学”、“蛆虫”理论、“折中主义残羹剩汁”[9]；揭露蜕变了的考茨基“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认为苏汉诺夫等所谓的“早产论”者，“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唯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10]。犀利的语言、辛辣的嘲讽、无情的批判，无不渗透着列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激情和战斗性。
列宁也有常人一样的感情。在遭到列宁批判的人当中，有许多原先是革命队伍内部的人，其中不少人与他有交情。与这些人进行论战，列宁并不感到愉快。1897年，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说，“在自己人中间展开论战是不愉快的，所以我尽量缓和语气，但是，如果闭口不谈分歧，那就不仅仅是不愉快的，而简直是有害的了”[11]。列宁立党为公，战斗为公。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反对各种曲解，他义无反顾，毅然抛弃一切个人的好恶。为此可能要牺牲友谊，要忍受痛苦。1924年4月，克鲁普斯卡娅曾生动地描述了列宁为了坚持原则，与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断绝政治关系时心灵上所经历的痛苦。她写道，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发展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帮助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他来说，普列汉诺夫身上是带有光环的，同普列汉诺夫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分歧，都使他感到万分痛心。就在分裂之后，他仍然密切注意普列汉诺夫所发表的言论。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当已经清楚地看到同马尔托夫等人的分裂不可避免时，他是多么难受啊。“整个夜晚我和他坐在一起，感到心里发怵。”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对人们的私人感情，往往使他感到分裂是无比痛苦的。她感叹，假如他对人的感情不是那么热烈的话，那么也许他不会那么早就心力交瘁了[12]。尽管如此，列宁在原则与私人感情两者发生冲突必须做出抉择时，他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原则，在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行动中抛弃一切个人的好恶。他说：“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政策的各种尝试进行斗争。”[13]列宁深知，自己将会因此得罪人，会招致打击，但他毫不畏惧。他说：“在报刊上进行斗争，会招致新的埋怨，引来不少打击，但我们可不是那种害怕打击的脆弱的人！希望不受打击的斗争，希望没有斗争的分歧，那是幼稚天真的想法。”[14]
（二）在两条战线同时展开坚决斗争
在这一时期，列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一方面，列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脱离实际来对待理论、空谈理论。在俄国，自1903年起，普列汉诺夫开始摇摆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并逐渐成为教条主义的代表。这些教条主义者在俄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不顾客观实际，总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并以此来规定实践。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后，他们根据过去的认识，力图在关于俄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认为资产阶级将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按照这种理解，无产阶级只能尾随着资产阶级去搞民主革命，农民在这场革命中将无所作为。列宁指出，如此机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他辛辣地讽刺说：“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5]列宁认为，在当时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将在民主革命中起主要作用并为进一步革命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如果离开对俄国独特而复杂情况的具体分析，“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设计俄国革命的道路，那只能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16]。
列宁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借口实践的发展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党内的机会主义。例如，他在1891年就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偏离理论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批评说：“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17]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成为反对这种日益“成熟”、泛滥的机会主义的旗手。
如前所述，19世纪90年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及俄国经济派借口时代已发生了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彻底的“修正”。对于这种背叛行为，列宁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唯有发展才具有生命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关键是怎样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列宁在批驳经济派对“正统思想”的诋毁时，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所说的正统思想决不是指单纯地解释马克思”[18]，“把某种东西奉为信仰，排斥批判的改造和发展，是严重的错误，然而要改造和发展，‘单纯地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想在不同的方向上改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派想始终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改变了的条件和各国当地的特点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派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第一种人因此指责第二种人是折中主义，在我看来，这种指责是完全有根据的。第二种人称第一种人为‘正统派’，使用这个用语时决不能忘记，这个用语是论敌在论战中提出来的，‘正统派’并不拒绝一般批判，而只是拒绝折中主义者的‘批判’”[19]。对于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第二种人，列宁质问道：“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党人伯恩施坦周围、在这一时期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给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借用一些落后理论的片言只语，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无休止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党人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实行让步的理论。”[20]这是对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以及其后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者的有力呵斥。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的修正主义，不管怎样变化其具体形式，提出什么具体主张，都有着一个共性，即它们往往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借口时代的变化，打着“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篡改它的基本原理，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变成对资产阶级无害的神圣的“偶像”。列宁时刻高度警惕着这种来自右边的机会主义，一旦露出苗头、表现出倾向，就坚决与之斗争直至胜利。
综上所述，在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都是错误的。教条主义固守理论而轻视实际的变化，修正主义借口实际的变化而否定理论，二者处于对立的两极，但两极相通。修正主义打着“发展”的旗号从右面篡改马克思主义，而作为修正主义泛滥的一种反动或一种惩罚，教条主义从左面曲解马克思主义，两者都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事业造成了伤害。正因为如此，列宁对它们总是双拳出击，左右开弓，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对修正主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列宁实现了理论与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三）对东方的斗争前景充满希望
在这一时期，列宁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发展规律时还将视线特别关照到东方，并对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发展前途寄予厚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中就明确指出：“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他敏锐地觉察到：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亚洲风暴盛行及其“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他满怀希望地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恢复亚洲的旧的农奴制度，不能铲除亚洲式和半亚洲式国家中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21]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将世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东方国家，认为：“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22]列宁的前一预言，早已变成现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取得的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列宁的后一预言虽还未成现实，但已初步获得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3]。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05-05
[2]对列宁主义发轫何时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列宁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参加革命活动的1887年；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列宁发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1894年，《列宁选集》中文四个版本（1960年版、1972年版、1995年版、2012年版）也均以此文作为第1卷第1篇；还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列宁发表《怎么办？》的1902年。我们认为，第一种看法确定的起点偏早，现在尚未发现列宁此时的论著；第二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我们也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认为还可以追溯至1893年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该篇是《列宁全集》第1卷第1篇；第三种看法确定的起点偏晚，《怎么办？》实际上是列宁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而不是其起点。
[3]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
[4]列宁.列宁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82。
[5]许征帆.时代风云变幻中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318。
[6]列宁.列宁全集：第4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82。
[7]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71。
[8]列宁.列宁全集：第1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
[9]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3，76，58。
[10]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6。
[11]列宁.列宁全集：第53卷.2版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9。
[12]回忆列宁：第1卷.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53—755。
[13]列宁.列宁全集：第46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15。
[14]列宁.列宁全集：第4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62。
[15]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
[16]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2。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4。
[18]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9。
[19]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9—260。
[20]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4。
[2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7。
[22]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3版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6。
[2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