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新闻历史
多打深井 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
方汉奇 曹立新
曹立新（以下简称曹）：今年年初，《新闻大学》邀请有关专家，组织了一次“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文章发表后，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对于这次笔谈，您有何评价？
方汉奇（以下简称方）：《新闻大学》组织这次笔谈很有意义。近年来，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有兴旺发达的一面，也有被边缘化和淡化的一面。后者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教学方面，一些高校新闻院系不太重视新闻史课程——课时能压缩就压缩，课程能合并就合并，有的学校将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合成一门课，课时也有所减少；在研究方面，新闻史论文的发表数量也相对较少，一些学术刊物的版面较多地集中到热门专业和热点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大学》发表这组文章，表明了刊物的主持人对新闻史研究的重视和支持，既检讨了新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探讨了新闻史研究的多种模式，相信对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会有所促进的。
曹：对以往的新闻史研究进行反思甚至批判，早就开始了，《新闻大学》组织的这次笔谈，与以往的反思有何不同？
方：对以往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进行反思和批判，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出现过。目前的反思，与前面几个回合不完全一样：不是在原地盘旋，而是螺旋式上升，因为新闻史研究已经达到和此前比较起来相对较高的平台。现在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在从事新闻史研究的组织和交流工作，有600多家学校的新闻院系在开设新闻史课程，有大批新闻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研究和撰写中外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经过20年发展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次反思是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新的高度上产生的，目的是推动新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曹：在尝试新闻史研究新模式方面，李彬等人主张新闻史研究应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和视野，希望形成一种新新闻史，对此，您有何评价？
方：李彬的观点，我赞成。过去的新闻史研究，就与文化史、经济史研究有过结合，但更多更紧密的是与政治史、思想史的结合。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是宣传工具——这些观点长期渗入新闻史研究者的头脑之中，新闻史的写作也彰显了这方面的内容。结果，新闻史往往被写成党史中的新闻事业部分，很多地方与党史、近现代政治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内容相重合。毫无疑问，新闻史与阶级斗争史肯定有关联，各种阶级都会利用报刊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西方新闻史上也存在过政党报刊时期。可是如果只从这个角度研究新闻史，就过于狭窄。所以，李彬提出新闻史研究要向其他学科学习，是对的；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是必要和有益的。新闻学本来就是一门边缘学科，与众多学科有交叉关联。在学科分类上，新闻学曾被划入文学、法学和社会学，说明新闻学与众多人文学科的关系密切，应该广泛借鉴。这种借鉴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充实我们的内容，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水平。
曹：的确，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彼此借鉴，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近年来，媒介、传播研究渐成热点，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已在这方面做出了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对《新青年》的研究、政治系许静[2]对“大跃进”时期政治传播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对《独立评论》的研究等等。新闻史学者也能做类似的出色研究吗？
方：这就涉及“报刊的历史”和“历史的报刊”这对命题。报刊可以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文学、法律、军事等各专门史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这些专门史研究所需要的大量材料都保存在近现代报刊之中。“历史的报刊”，就是通过研究报刊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报刊的历史”，则是研究报刊本身的发展规律，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报刊的历史。研究报刊的历史也会涉及政治、思想以及影响媒介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但是新闻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媒介本身。现在媒体多元化了，不仅局限于报刊，还包括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至少五种。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媒体自身的发展规律。
曹：从“历史的报刊”到“报刊的历史”，也就是从“说什么”到“怎么说”，这种意思的最早表达，是否可追溯到王中先生说的“新闻史不仅要研究‘宣传了什么’，尤其要研究‘怎么宣传的’”？
方：王中所做的历史上的个别报刊的研究就是“报刊的历史”的研究。他不仅研究“竖‘三民’”宣传了什么，尤其关注了它们是怎么宣传的，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是如何采用迂回宣传的艺术，利用报刊为他们的革命事业服务的。“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王中是在被打成右派，被迫离开了新闻理论教学研究岗位和被赶到资料室从事资料整理工作以后，才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他的“竖‘三民’”系列论文完全摆脱了当时主流的报刊史写法，与同时期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迥然不同，不仅表明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也显示了他多学科的知识积累。王中的尝试为后人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曹：王中先生似乎是个“另类”。有人认为，在20世纪的新闻史研究中，先后形成了以戈公振先生为代表的为民办媒介进行合法性论证的研究模式和以您为代表的为无产阶级专政媒介进行合法性论证的研究模式，您本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方：戈公振的新闻史研究较少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中国报学史》出版于1927年，戈公振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租界，较少受到国共两党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意识的影响，他的《中国报学史》基本是按照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写的。他将中国报业史划分为官报、外报、民报和当代几个部分。划分期限的方法虽然可以讨论，但基本上是符合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的。戈公振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从事著述时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在《中国报学史》中提到的共产党报刊，数量有些不足，但基本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并没有以党报为中心。戈公振后来的思想是追求进步的，他的《从东北到庶联》说明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还是寄予希望的。但这些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并无反映。
至于无产阶级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我不能算代表。我是1953年暑假末调到北大新闻专业开始正式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工作的。报到后只有一个多星期的备课时间就开讲。古近代部分还有点现成的材料可以应付，现代部分特别是党报史的部分只能现炒现卖现准备。大体上是按照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提供的主线，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看报刊原件，弄清基本轮廓，勉强敷衍成篇。也没有印成讲义公开发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模仿苏共报刊史模式编写的中国新闻史教材，应该是1959年完成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编写的那部《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主要的作者是李龙牧、黄河、刘爱芝、丁树奇。后来黄、刘去了人大新闻系，丁、李去了复旦新闻系，同时也把这套编写的模式带到了两校，他们才是你说的那种模式的代表。我长期从事新闻史的教学工作，也参加过一些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深受他们所写的那部讲义和苏共报刊史的影响，只能算是这一模式的追随者。
曹：说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20世纪末完成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您以前说，该书管10年，10年后应该调整补充和修改。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应该做哪些调整补充和修改？
方：《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由50位作者通力合作，写了10年才完成的，是一部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成果。它的下限设在1987年，后来出版的我和丁淦林、黄瑚、薛飞合写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下限设在2000年，离现在分别有20年和7年了，我国新闻事业近年取得了很大的新发展，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如果可以改写的话，将有大量的内容可以补充进去。但是，新闻史的研究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也有好处，有利于对一些史实的介绍和分析进行“冷处理”。目前，对这部通史进行改写的条件还不成熟，目前的研究都只是为下一部通史的编写工作做铺垫，不妨先集中精力，多做一点积累和准备的工作，假以时日，新的通史一定会出来。我希望新的通史将不再是“半解放的脚”，而是彻底摆脱旧的模式的影响、完全解放了的“脚”。
曹：在反思中，也有人认为，新闻史研究重在探求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史实的介绍，其成果只是一些“史料汇集”。您同意这种看法吗？如何处理史料考证和规律探求的关系？
方：新闻史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恩格斯说过，没有第一手材料，“我就飞不起来”。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引用了1 500本书，还有大量调查。没有史料，只能说一些抽象的想当然的话，只能说一些从概念到概念的话，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好处。现在的新闻史研究，并不是史料太多，而是史料不够。因为史料不够，有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当然，从事新闻史研究，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停留在史料汇集的阶段，是不够的，那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真正有价值的是，应该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探寻资料背后的含义。只有“史料的汇集”是不够的，否定史料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对的。有了新的史料，才能在研究上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比如，关于巴黎和会采访，我们以往都认为胡政之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访和会的中国记者。可是，最近《胡政之文集》出版后，我们发现胡政之本人早已说过，和他同时采访这次和会的至少还有另一位中国记者张君劢，只是没有进入会场而已。胡政之的这段文字登在当时的《大公报》上，我们没有查原文，不知道，由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新发现的这一材料，就帮助我们推翻了旧的说法。所以，说史料是基础，不可也不应该忽视。
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前辈总是为后来者搭桥铺路。对于年轻的新闻史工作者，您有何寄语？
方：我希望年轻的新闻史工作者，要有比较好的文史功底，比较广阔的知识面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修养；博览群书，关心和本专业有关的新观点、新资料、新事物，真正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事半功倍。另外，还要有坐得住冷板凳和甘于寂寞的精神和见贤思齐而不是见异思迁的执着精神。
曹：您对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有什么期待？
方：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面上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据说“通史”类的新闻史教材目前已经有五六十种之多，其中很多属于重复劳动，再投入力量，近期内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希望大家多花一点力气改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多做个案研究，指的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报人的个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开拓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原载于《新闻大学》，2007（3）：14。曹立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
[2]许静老师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