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二卷):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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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9—197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49—1976年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前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续社会主义改革时期。新中国历史包括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地论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这是我们撰写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

我们认为,毛泽东主席逝世、 “四人帮”被粉碎、 “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停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本卷开篇阐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设想和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下限定在1976年10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开始转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6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52年新民主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围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展开。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确立的基本共识。 《共同纲领》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是这一设想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以“进京赶考”的姿态,在新中国初期即开展了全党的整风、整党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并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在全社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随着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党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对新中国社会性质和特征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提出了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和道路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得以顺利展开。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195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指导,实施“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积累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实施,中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提出了“第二次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步走战略构想”,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方面探索与执政党建设理论,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结晶。

1956—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时期,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正确与失误两种趋向,其中,建设成就和成功经验“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2]。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变化,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开始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党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树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阶级斗争被扩大化和绝对化, “左”倾错误逐步升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断努力纠“左”,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相应成果,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所深化,提出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事业和理论得以发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亚、非、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在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纷争中赢得了主动。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重大曲折,以阶级斗争为纲、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4]。需要指出的是,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 “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5],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趋向的不懈努力始终坚持着,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在艰难中前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为中国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特别是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军队等各方面的全面整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注释

[1]《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载《人民日报》,2013-11-08。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1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同上书,144页。

[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142页。

[5]同上书,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