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及其意义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思想领域内出现极少数人散布怀疑或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倾错误思潮。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立即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拥护，并先后被写入党章和宪法。四项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艰辛奋斗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揭示了保持党和国家团结稳定和发展进步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党立国的基础，是党的长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
同时，邓小平提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2]1979年9月4日，在关于修改庆祝国庆30周年大会讲话稿的谈话中，他又指出：“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3]
邓小平之所以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概念和思想，而且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有极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第一，揭批“四人帮”过程中，出现右倾错误思潮。“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造成严重损害，使党内外群众对其信心受到很大的挫伤。在揭批“四人帮”过程中，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或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从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西单民主墙”成为其宣传和活动的主要阵地。比如，有人提出要求世界各国人权组织予以支持；有人打着“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横幅游行；有人撰写文章指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诬蔑无产阶级专政。对这些思潮的出现，党内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其危险，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如果这种现象任其发展，不仅会影响安定团结，甚至可能导致党和国家性质改变。邓小平指出：“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4]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因此，邓小平认为虽然我们长期一贯坚持这四个基本原则，但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
第二，有人攻击和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其极左错误进行了批判。思想政治方向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成为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个多月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的。同时，安定团结的局面正在继续巩固，党内外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正在继续发展；党的优良传统有了很大恢复，党内外的思想有了很大解放，实事求是的作风日益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党内外千百万人的积极性；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大量的外交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但是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这些现象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做坚决斗争，并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
另外，国际上反华势力实施“西化” “分化”图谋不会改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最先觉察到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做斗争。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也高度关注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认为国际上反华势力向我国思想文化意识领域渗透各种反动思潮，极力宣传资本主义，妄图搞垮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图从未改变，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5]。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立即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拥护，并先后被写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原则。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高度，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重申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批评和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犯罪活动进行坚决的打击。”[6]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规定：“在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7]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8]。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并指出它是我们的立国之本。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确定了这一思想的重要理论地位。
2.四项基本原则的含义及内容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贯强调和坚持的四个基本的思想政治原则。它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中国走什么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由什么政党来领导、用什么思想理论来指导等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
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9]
（1）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是高于或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以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0]邓小平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11]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但是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需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其次，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由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然的优势，它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政治上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适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制度；文化上，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
（2）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无产阶级专政既是无产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工具，又是达到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必由之路。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把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有机结合，是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28年民主革命的主要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成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武器。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12]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长期“左”的错误，我们在民主实践方面做得不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3]“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4]
（3）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选择。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15]“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不要小视我们的党。……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6]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17]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邓小平强调：“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18]“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19]“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20]
（4）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辛奋斗，取得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探索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这些成绩的取得。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邓小平反对林彪、“四人帮”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改革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邓小平还从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过程中其他因素的关系，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第一，四项基本原则和思想路线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我们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21]。
第二，四项基本原则与基本路线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22]
第三，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3]1991年7月，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同志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政治保证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这个政治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都不可能成功。”[24]同时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25]。
总之，四项基本原则之间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不可分割，构成有机统一整体。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其他三项必然遭到破坏，必然会动摇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意义
四项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艰辛奋斗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揭示了保持党和国家团结稳定和发展进步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所谓立国之本就是建立国家或使国家存在下去的根源、根本或本质。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的。早在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六条标准实际上与四项基本原则本质上是一致的，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关键和灵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得出的结论。四项基本原则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政治原则，成为当代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柱。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偏离正确方向，甚至中国社会就会出现四分五裂，就会一事无成。
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正确的政治方向。列宁提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26]毛泽东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27]。他还明确指出：“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28]鉴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运行体制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改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29]这充分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这些重要思想，也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同时也蕴含着对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够保证改革开放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邓小平指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30]。“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31]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刚获得的良好局面也会毁掉。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讲道：“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32]同时，四项基本原则能够保证改革开放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延续性。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保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33]。
第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锐利武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既要反“左”，又要防右。“左”表现为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正确理论、方针、政策，右表现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左”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34]“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35]邓小平深刻分析了自由化的危害，告诫全党：“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36]他还分析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他说：“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37]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但是“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8]。因此，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39]。
注释
[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64～165页。
[2]同上书，165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552页。
[4]《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7页。
[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9页。
[6]《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0页。
[7]同上书，67页。
[8]同上书，217页。
[9]《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9～180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214页。
[11]《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62页。
[12]《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65页。
[13]同上书，379页。
[14]《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9～380页。
[1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66页。
[16]同上书，266～269页。
[17]同上书，391页。
[18]《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42页。
[19]同上书，170页。
[20]同上书，358页。
[2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8～279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3]《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64页。
[2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5]同上书，39页。
[26]《列宁选集》，3版，第4卷，407页。
[27]《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38页。
[28]同上书，181页。
[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1363页。
[30]《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99页。
[3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59页。
[32]《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07页。
[33]《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46页。
[34]同上书，182页。
[35]同上书，207页。
[36]同上书，344页。
[37]同上书，207～208页。
[38]《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9页。
[39]《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