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与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纠正了长期的“左”的错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不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体现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实践基础。
1.“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
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背离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任务的判断，提出并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遭遇到严重挫折，留下了深刻历史教训。
第一，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准确判断我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认清国情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认清国情的首要任务是认清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所谓“过渡时期”，更不是很快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一切工作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基本依据。同时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以及在此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脚踏实地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不清，在发展程度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提出的任务和政策脱离了国情。
第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先进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历史证明：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是合乎我国实际的。但是1957年7月毛泽东提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同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此后阶级斗争的调子越来越高，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最后导致“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发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唯物史观要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历史规律。列宁指出：“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3]，并“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水平”[4]，从而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首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状况，其次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毫不例外地起着作用，是不以任何人、任何阶级以及整个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水平，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味地追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就会适得其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味追求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以惨痛教训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
第四，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分析。他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前者采取的是专政的方法，后者采取的是民主的方法。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后，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当成两个阶级、两条战线的斗争，从而滑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邓小平强调：“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5]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不能把矛盾的性质搞混，更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第五，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阶级斗争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内阶级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思想、政治领域，集中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国际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既要反对否认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应该说，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逐渐更多地关注反修防修，警惕修正主义；关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防止和平演变以及多次阐述了怎样进行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进行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对确保党和国家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防止和平演变，确保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战略意义。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并没有错，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扩大化就错了；认为阶级斗争能够激化也没有错，错的是不讲条件或讲错了条件；认识到阶级斗争将突出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不但不错，而且是很有见地的，问题是把政治、思想领域存在着阶级斗争与存在着反对阶级弄混淆了，特别是在解决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时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方式方法。这些都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需要我们始终高度警惕的。
第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紧密相连，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反之亦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之所以会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有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主遭到破坏，法制不健全。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导致个人崇拜盛行，造成重大决策的失误，并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危害；由于法制遭到破坏，导致“无法无天”，公民的民主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6]“文化大革命”以后，以加强民主与健全法制为目标，进行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重要任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后做出的正确结论。
2.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7]。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8]。他还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9]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是后来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党逐步偏离这个中心，虽然也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其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导致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长期缓慢。
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及唐山、天津等地时反复强调，现在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会议认为，现在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邓小平针对过去工作中心转移而又动摇的深刻教训，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扭着不放，毫不动摇。1980年1月，邓小平郑重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1]“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2]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的重要原则。邓小平后来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13]
社会是一个系统，由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构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并不是忽视政治、文化等发展，而是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性和基础性地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15]
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要素，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基础的唯物史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关系的辩证法，不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的现实，也体现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毛泽东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16]他还对外国朋友说：“我们将向你们学习。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也不会发展。应该学习任何民族的长处。”[17]他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不仅提出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思路，倡导改革，而且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8]
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长期封锁以及后来“左”的错误的逐步滋长，导致毛泽东的改革开放思想在许多方面未能真正付诸实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中，我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模式，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多次谈到“改革” “开放”问题，其内容涉及各个领域。1978年9月，他提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19]。同年10月，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20]同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词中提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1]同时，邓小平还对教育改革、军队改革、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等做了诸多论述。
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也包括对外开放在内。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22]“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3]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
虽然把“改革”和“开放”放在一起，提出“改革开放”一词是在1984年（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24]），但是改革开放思想提出的标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说过：“我们党的十三大将要重申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不但要继续下去，过去搞得不够的还要搞得更大胆一些，而且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25]邓小平还说：“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26]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为实行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体现了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坚强决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不断完善，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段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概念，但是既包括改革思想，也包括开放思想。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27]。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进行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配套改革的同时，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28]。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
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事物发展内外因相互作用原理，实现了马克思曾设想的“开放性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和新视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党对改革开放思想的探索逐步深入，并不断赋予其丰富的时代内涵。比如，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包括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全面改革；改革开放要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开放要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等，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思想。
注释
[1]《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52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548页。
[3]《列宁选集》，3版，第1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同上书，8页。
[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68页。
[6]《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3页。
[7]《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文集》，第7卷，216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218页。
[10]《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28页。
[1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49页。
[12]同上书，250页。
[13]《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0～371页。
[14]《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08页。
[15]《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8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275页。
[17]《毛泽东年谱》，第2卷，6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41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381页。
[20]《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35～136页。
[21]同上书，141页。
[22]同上书，132页。
[23]同上书，133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959页。
[25]《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44页。
[26]《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37页。
[2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38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