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却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要‘中国化’的思路，在五四运动之际就已经形成。那时，西方的学说传入中国后，思想界在学习效仿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质的，要为中国人接受并为中国文化吸收，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便开始有‘中国化’的思路，并产生了‘中国化’的概念。”[1]
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正是具有这一思路的先驱。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的方法论时就指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2]。1920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3]。除了李大钊，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也有类似的思想。恽代英在1920年曾提出，“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4]。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也曾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际，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武器，并认为这种理论要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形成。[5]
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不仅十分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6]；而且他在送走一批批学友“出洋”留学时，强调自己留在国内是因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7]。1920年，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8]。他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谈道：“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9]。这说明，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和大革命时期，就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突出表现为：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但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以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问题的处理上很不成熟，未能巩固革命的胜利，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在实践中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而且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关于调查工作》，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命题，实际上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论证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而“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这种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10]，从而明确提出了反对和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1]的著名论断；强调“向实际情况作调查”[12]和“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13]，以“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14]；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5]。由此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调查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它的发表是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
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一度占据上风，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几乎是致命性的打击。惨痛的教训，促使全党逐步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大会议。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状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后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提供了历史机遇；二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后来明确提出和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当时最为紧要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从军事路线角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教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四是会议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敢于担当、务求必胜等革命精神，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原则遵循。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的建设历史上第一次空前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站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前沿，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造工作。与此同时，1935年7月至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也提出：改变过去由共产国际集中统一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今后各国支部决定任何问题，“都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工作情况和具体条件”，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6]共产国际这一精神传达到中国共产党，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掀起了“学术中国化”思潮，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对中国化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深刻论述。如艾思奇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17]；胡绳认为，要“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另一面”[18]。这些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大命题提供了启示。毛泽东在1936年12月至1937年8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通过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着重阐明了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马列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为正式提出和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明确提出和集中表达，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并趋于成熟的标志。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实现的显著标志，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之后，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
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提出的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回答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条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观条件；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条件、必然要求和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必然产生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并不断创新的过程。
注释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38页，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李大钊文集》，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李大钊文集》，第4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恽代英文集》，上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参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毛泽东早期文稿》，554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7]同上书，474页。
[8]《毛泽东文集》，第2卷，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毛泽东文集》，第2卷，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1、116页。
[11]同上书，109页。
[12]同上书，112页。
[13]同上书，116页。
[14]同上书，113页。
[15]同上书，115页。
[16]参见［苏］莱布索恩、希里尼亚：《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316～317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英］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44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41页。
[17]参见《艾思奇文集》，第1卷，3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8]《胡绳全书》，第4卷，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8～659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