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常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过程中，总结中国的实际经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从中国实际中得出的新的思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和新形式。这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结为一体，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包含了上述两个方面及其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昭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这些基本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四卷本研究的主题和要旨。
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及其统一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作四卷：第一卷：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第二卷：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第三卷：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到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第四卷：1992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体系而言，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特征就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1]。作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构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石。没有基本原理，就没有这一理论体系；不坚持和发展基本原理，就不能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2]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破除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或外国现成经验的有害的做法和错误的思想观念，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光辉旗帜，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精神支柱。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就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得到进一步弘扬。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实践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即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化”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特征，深刻地蕴含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之中。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对事物“过程”的重要意义作过深刻论述。他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伟大的基本思想”[5]。事物的“过程”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事物本身和作为对事物反映的思想都处于历史的“过程”之中。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就成为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还是理论逻辑问题，抑或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问题，实际上都是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恩格斯晚年把“历史史实和发展过程”的结合问题，提升到党的思想方法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6]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方法论要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为出发点的。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为背景的，是以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展开的。
自20世纪初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相继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二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三大历史性转变，既有社会根本制度的变迁，有经济社会运行体制的变革，也有两者的并举和交错。这三大历史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创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这些“历史性变化”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社会危机四起、战乱频发，人民苦难深重、民生凋敝，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探寻。自此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70多年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8]。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9]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对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理论思潮和学说的反复比较鉴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探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直面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毛泽东总结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0]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此“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践证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1]。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行，写就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新篇章。
肇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更是以第三大历史性转变为社会和时代背景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历史潮流，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推进社会和时代发展、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光辉旗帜。
在回顾新时期以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进程时，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12]
回望历史，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3]牢牢把握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紧紧扣住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过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主要思想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在1938年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4]，1942年又提出要追求一个“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15]的要求，这两个重要观点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特征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密切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汉书·河间献王传》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理解，这就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6]“实事求是”这一旧典，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内涵。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深相结合”中，还体现于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相结合”中，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7]。这两个方面的“深相结合”，紧密相连、相互辉映。如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强调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1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基本方法，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得到新的运用和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思想，这里的“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千百年来，“小康”或“小康之家”一直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殷实宽裕的生活的一种说法。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进行思考时，总结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国情，将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和百姓的民生追求融为一体，赋予浸染着深厚传统文化意蕴的“小康”一词以全新的时代内涵。1984年3月，邓小平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9]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理论，都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广大人民群众耳濡目染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形态。
党的十八大后，在谈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习近平提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20]的新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沃土。习近平提到：“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21]这里提到的“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和“献身精神”等方面的精神与美德，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
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他提到：“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所有这些思想和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蕴含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粹，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的思想文化源泉。习近平作过这样的释义：“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23]深刻理解“修身”、“齐家”、“平天下”古训的寓意，能够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意蕴及其密切关联的理解。中华传统美德中积淀的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源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和结合，是同思想文化的“转化”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24]要在牢牢把握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使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思想文化精华结合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中，形成具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样式。
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从这一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5]。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过程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面向实际，着力在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实践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1942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时，陈毅撰文阐释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时，就对这种理论自觉作了这样的表达：“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26]毛泽东开辟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工农红军建设的理论、社会调查的方法，“如实”于中国的实际，是以中国特殊的国情为背景的，因而是“创获”于中国实际的“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正是这些基于中国社会独特实际的问题，“倒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的理论创新。这就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7]
正是“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正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样的一些道理，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8]。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更是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没有照搬苏联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指出：“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29]体现于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性的理论贡献就有：实事求是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农民作为主要革命动力理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理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理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等。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变革特殊实践中理论创新的成就更为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体现的独创性的理论贡献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这些创新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既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过程的科学反映和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和凝练。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时，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深刻地蕴含着中国特殊实践中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3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藩篱，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科学命题和主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探索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路径。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32]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特殊贡献作出的第一次正式评价。
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33]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的第一次正式阐述。
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34]这是在党的章程中第一次明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显著标志。
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是“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是“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四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五是“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35]。这五个“创造性地解决”，是习近平对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36]的高度评价，对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内涵的深刻阐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科学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不失时机地推进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走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37]。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科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38]。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主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新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并对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作了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社会背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实践基础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标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内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主题和实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39]。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标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内涵，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社会历史性转折中的接续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及“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时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40]在马克思看来，对一个事物形成和发展的“科学分析”，总是从这一事物发展过程的既定结果开始的。正是对历史过程“事后”的思索，才能够理解事物演化的来龙去脉，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也才能够厘清事物从萌芽到当前状态的环节及其过程，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趋势。这种“从后思索”的方法，对于系统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及其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结合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4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的共同理想的生动的、深刻的概括。
“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从后思索”的思想升华，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主题的历史意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梦的追求，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我们的先辈，几代杰出的共产党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中国梦的思想内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奋起抗争、历尽艰险，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42]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革命和建设为主题的。在不同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梦的追求都有非常形象、直观，也非常深情、透彻的表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社会进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部署。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了全面开放的新局面。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改革、共克时艰，取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明显成效，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43]
中国梦是对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对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一种宣示，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时代色彩。中国梦表达的是一种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理念，更多的是一种自信自强的精神和力量的激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从“三个自信”的高度增强对中国梦的理解，对于彰显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有着深刻的意义。
“中国梦”是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凝练，是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和个人未来的美好憧憬，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现实力量。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选择“中国梦”这样一个既简洁又能够充分表达奋斗目标的说法，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中期目标，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目标都包含在其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44]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接续的基本主题，也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主题。
在重大战略思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重大战略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新境界。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45]。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坚持。“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6]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47]。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上，江泽民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48]进入新世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49]这一论述，深化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回答的基本问题。邓小平首先提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0]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这一基本问题，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当今时代特征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本质要求、主要任务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等重大问题上，“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51]。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和解决。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形成合力、全面发展，提高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深度。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首先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52]的思想。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顺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就要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思想，强调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要“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53]的重要思想。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全过程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把发展看作是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大问题。他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54]的结论，从思想观念上和政治意识上解决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为什么需要快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十分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紧密地联系起来。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这四个战略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结晶。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总”的新概括。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对“三个总”的内涵及其理论意义作了深刻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注入新的内涵。他认为，“这‘三个总’的概括，高屋建瓴，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深刻领会和把握这个新概括，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和要义”[55]。
“总依据”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总布局”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牢牢抓好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总任务”表明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
“三个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战略思想的新的概括、新的回答。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党的十八大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提出了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这些目标要求，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相衔接，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一致。全党全国要同心同德、埋头苦干，锐意创新、开拓进取，共同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而奋斗。”[56]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其时代化、大众化是并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理论品质、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理论本质的。这三者之间，“中国化”是根本过程，“时代化”和“大众化”分别反映了这一过程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三者结合在一起，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要求的概括，也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概括。
“时代化”，在根本上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成为体现和弘扬时代精神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形成过一系列能够解决重大实践问题、能够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和理论，根本上就在于深刻地把握了时代变化的脉搏，准确地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精神。
紧紧扣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时代发展和时代主题，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这其实就是“时代化”的过程，即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思想来理解时代的变化，这是“时代化”第一方面的含义。“时代化”第二方面的含义是，解决时代发展的根本问题，形成时代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形成新时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时代化”达到的结果、目标。所以“时代化”的基本含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这个时代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发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新时代的新形式。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着更加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21世纪时代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时代化”的新要求。
“大众化”，在根本上就是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真诚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大众化”，不仅在于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还在于采取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使之更广泛地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实际、适合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适合于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新的时代特色。只有这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重要的是“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57]。
“大众化”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另一方面也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所运用，这是“大众化”的结果。只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才能“化大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掌握群众后，才会成为群众手中的武器和思想，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所运用，这是“大众化”的结果。没有“化大众”，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人民群众就不会买账，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理论与实践过程之中，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历史进程之中，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接续推进的思想精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与时俱进，首先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的科学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一样，具有显著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上，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另一方面“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58]。这两个“必须”，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阐述。这两个“必须”，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两个显著特点的概括，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反对和澄清各种违背和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观点思潮的过程，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不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理论探索的艰辛过程。这两个显著特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全部过程之中。
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59]这里提出的两个“一定”和三个“着眼于”的论述，是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思想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精神，也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必然呈现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之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先后对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作了探索，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一起，构成围绕基本命题展开的“五个基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在理论上成就的再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映射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生动刻画。
党的十二大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之后，党的十三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60]。联系党的十三大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肯定：“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61]党的十五大提出，“根据这个理论和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62]
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提出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这就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显然，“这些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63]。最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把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总结中连为一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结为一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上的历史和理论相统一的逻辑。
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基本命题时，邓小平就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4]这就是说，蕴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命题之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党的十七大从“结合起来”的意义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核心和主线作了十个方面的概括。这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起来”，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65]。“结合起来”这一言简意赅的表述，既深刻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的本质意蕴，又集中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根本内涵。“结合起来”这一高度精练的表述，刻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内在统一的精髓和根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探索，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视域和认识境界。党的十八大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这一“基本要求”包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八个方面。[66]因此，“基本要求”是“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深刻总结六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67]。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为切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演进的理论逻辑有了新的理解，对蕴含于这一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有了新的体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中，江泽民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68]面对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发展，胡锦涛指出：“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6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探索中，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新篇章，是至关重要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程中，习近平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同志一定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任务，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这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我们要为之付出全部智慧和力量。”[70]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必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愈加宽广，必将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愈加璀璨，必将谱写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愈加恢宏的时代乐章。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不久，习近平就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71]习近平思想中，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时常是与对历史、未来的探讨结合在一起的，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真谛。
习近平这一思想方法与马克思提出的“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思想方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和时代新篇理解的重要方法论。马克思提出的“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的思想方法，是思维中再现事物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内在联系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72]要认识事物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规律，就应该站在这一事物的完成现状上研究其最初形态，从最初形态的“征兆”上理解和把握完成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历史总是再现为现代史。人们总是站在现代视角来回顾和理解历史、思考和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的。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形态上回溯历史，才能够更为深切地揭示中国社会主义过程的未来趋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正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历史经验”不仅昭示当下“现实需要”的由来，而且预示“现实需要”的未来走势；不仅是现实的鉴镜，而且是未来的映照。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过程的分析中强调：“一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73]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这一“历史的评论”，也是马克思认为的对经济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路标”的探索。
这里讲的“历史路标”，是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历史探索的一种形象说法。马克思认为，他对经济学所做的“历史的评论”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74]。马克思认为，在经济科学探究中，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理论本身的发展问题，即理论是“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的问题，也就是理论逻辑的问题；二是理论发展在历史视野中的再现问题，即理论“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历史逻辑的问题。“历史路标”或者说“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75]所揭示的，就是历史、现实和未来链接的内在逻辑。“历史路标”不仅明示了前人探索的印迹，还留下了前人探索中的智慧和勇气；不仅揭示了理解现实的基础，还留下了继续探索的台阶；不仅显现了未来发展的路径，还留下了接续前行的经验。
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十分看重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历史路标”，他指出：“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二十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此得出“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76]。回溯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得以呈现，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性得以凸显。回溯历史，理论就能以此为基础而赓续，现实也能以此为平台而前行。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77]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既有过去“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也有现在和未来面对的“硬骨头”和“险滩”，更需要我们有历史、现实和未来相通的理论视域。如习近平强调的：“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78]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内在解析。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趋势来看，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79]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进程中，开拓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历史路标”。
注释
[1]习近平：《中国共产党90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载《学习时报》，2011-06-28。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同上书，1471页。
[1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5、796页。
[1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6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1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3]同上书，49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9页。
[15]《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
[16]《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1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4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8～65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54页。
[20]《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载《人民日报》，2014-02-24。
[21]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03-03。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70～171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69页。
[24]《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1-01。
[2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1～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陈毅：《伟大的二十一年》，载《解放日报》，1942-07-01。
[27]《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
[28]《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4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4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4页。
[32]《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52～953页。
[33]《刘少奇选集》，上卷，333～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1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89～690页。
[36]同上书，687页。
[37]同上书，691页。
[3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3～7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5～36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9页。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3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9～70页。
[4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7、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292页。
[47]同上书，213页。
[48]《江泽民文选》，第2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9]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362～36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116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591、59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68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14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6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7～78页。
[5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659页。
[58]习近平：《中国共产党90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载《学习时报》，2011-06-28。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5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656～6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6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899～90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63]参见上书，1243～1245页。
[64]《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1717页。
[66]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1～12页。
[6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8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2413～2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9～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7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82页。
[71]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载《人民日报》，2013-01-02。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498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Ⅰ册，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将“历史路标”改译为“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3卷，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498～499页。
[77]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10-08。
[78]《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载《人民日报》，2013-06-27。
[7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