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旧有阶级的应对及其失败
所谓旧有阶级，是相对于代表近代资本主义新式生产方式的阶级而言的，指的是与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存在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原有的阶级和阶层，其中主要包括地主、官僚、农民和手工业者等。旧有的各阶级和阶层，为探索国家出路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和抗争。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一方面，太平天国建立了一个与之相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近代又一批不平等条约，步步进逼，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清朝官僚集团内部逐渐分化出一个洋务派，他们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应对清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双重危机。洋务派官僚，在中央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等为代表；在地方督抚中，则以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后期洋务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代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承继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鼓吹“采西学”“制洋器”，掀起了一场“变事”不“变制”的洋务运动，从而迈出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而凝重的一步。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就是维护封建专制政体和纲常伦理，这是不可撼动的根本。所谓“西学为用”，即是在坚持“中体”不变的前提下，移植西方的某些近代先进器物或技术，这是手段。概言之，就是要采借西方近代科技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企图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花嫁接到中国封建主义枯木之上。
洋务运动涉及的范围广泛，主要有：一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洋务派遵循“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的思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开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其中以1861年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为最早，以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最大。之后，洋务派又陆续创办了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近代兵工厂。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又标榜“求富”，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陆续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等民用性近代企业。二是建立新式海军。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清政府又划拨专款，致力于创办近代海军，相继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三支海军。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强。三是创办新式学堂。为了培养通晓西学的洋务人才，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先后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和湖北自强学堂等20多所近代学校，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四是派遣留学生。1872年至1875年间，清政府分4批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1875—1894年又派出了3批学生赴英、法、德等国留学。
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以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宣告破产。因此，洋务派自我标榜的“自强”“求富”目的并未达到，其“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宏愿也未能实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主导这场运动的洋务派“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求变其“用”而不求变其“体”，“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这种企图在不变革封建制度的情况下来发展近代工业的做法，没有也不可能为国家独立和富强找到真正的出路。
尽管如此，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仍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先后创办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对刺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某种促进作用；它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拓宽了人们的眼界，给当时封闭僵化的中国带来了新知识和新气象。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尝试。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争。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初主力是农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太平天国运动的最早组织者是洪秀全。他在多次科场落第后，于1843年接触到了基督教布道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从中深受启发，“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3]。并由此确立了对于“天父上帝”的信仰，开始从事传教活动。1845—1847年间，洪秀全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创立了“拜上帝教”。他吸收西方基督教教义中的“一神教”思想和平等观念，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和农民反封建的平均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自称受上帝天命，下凡救世，向人们描绘出一个“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社会愿景。1851年1 月11日，洪秀全率众信徒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告武装起义，组成太平军。太平军攻克永安后，封王建制。洪秀全自称天王，封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东、西、南、北、翼王，组成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1853年3月，太平军一举攻克南京，并改名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在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在军事上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以夺取北京为目标，于1853年5月由天京出发，在两年时间里，虽转战于皖、豫、晋、冀、鲁诸省，却以失败告终。西征的目的是为了争夺长江中游各省，控制武汉、九江和安庆等战略要地，解决粮饷供应，确保天京安全。太平军在两年时间里重挫了曾国藩湘军，有效地控制了安徽、江苏、湖北等长江中下游大片地区。在天京周围，太平军在1856年五六月间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长达三年的围困，在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
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一个以土地分配制度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关于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全部耕地按每年亩产量的高低分为9等，好次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不论男女，凡年满16岁以上分全份，16岁以下减半。同时，由于各地区土地人口多寡不一，年成也会有丰有荒，不尽相同，据此，又提出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调剂办法。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试图通过这一土地分配方案，最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二是关于社会生产的规定。分得土地的农民，都要参加农业或手工业劳动，“凡二十五家中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三是关于社会管理和物质产品分配方面的具体规定。社会管理和分配都由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二十五家为一“两”，设立国库。依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各家主要物质产品粮食，除“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百姓“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四是文化教育方面的规定。各村设教堂，作为文化教育的场所和机关。少年儿童每天要到礼拜堂接受教育，由两司马教读“天国文献”；成年人“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4]。
作为近代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集中表达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渴望获得土地的强烈要求和愿望，是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中“均贫富”“均田免粮”口号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平分土地方案和社会生活改革蓝图，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相背离。它试图固化和美化停滞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让人们过着“通天下皆一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因此，从理论形态上讲，它又具有落后性和空想性。《天朝田亩制度》这种集进步性与落后性于一体的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即使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也并未真正付诸实行。《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洪秀全即采纳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切合实际的建议，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
正当太平军在西线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的矛盾愈演愈烈，已经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并在1856年9月最终演变成为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天京事变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使太平军起义之初建立的领导集团解体，从而造成“朝内无将，国内无人”的严重局面，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为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和重用了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政治和军事人才。
1859年洪秀全封其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重整纲纪，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同年，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具有改革色彩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其主要内容是：政治方面，针对当时存在的分散、离心倾向，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加强中央集权，反对“结党联盟”。经济方面，主张效法西方，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特别是提出准许私人投资，“准富者请人雇工”。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设立新闻官和意见箱，“以收民心公议”，“上下情通”，主张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倡导“文以纪实”和“朴实明晓”的文风。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通商、平等往来等。《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献，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方案。但是，这一方案本身并没有反映农民的土地要求，脱离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加之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除刊刻颁发外，并未付诸实施。因此，它并没有给太平天国打开新局面，从根本上扭转太平军走向败亡的命运。
在军事上，1856年后，太平天国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但1861年安庆失守，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转入防御阶段。太平军在东西战场接连失利，形势日益恶化，天京处于湘军包围的危局之中。洪秀全拒绝采纳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的建议，依旧坚持固守天京，在城陷之前病逝。1864年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大，都是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不能比拟的，是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这场运动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衰落和崩溃的过程，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看，它发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其面临的敌人既有国内封建势力，又有与之相勾结的外部侵略势力，中外反对势力结为同盟联合绞杀了它。从主观方面看，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其落后性必然在革命进程中得到具体体现。比如提不出将革命引向胜利的完整、正确的政治纲领，也不能长期维持领导集团的内部团结等。这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性。但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如果不与先进的社会力量相结合，得不到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综上所述，中国旧有阶级，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地主阶级，都没有能力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样，历史的发展就势必要求有新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来充当时代的主角。
注释
[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筹应议海防折》。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
[3]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84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32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