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
鸦片战争前，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这种小农经济曾维系和巩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但同时又束缚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尽管当时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缓慢，不具备类似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社会条件。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常态和普遍现象。18世纪中后期，封建统治阶级拥有全国最大部分土地，拥有万亩以上土地者不乏其人。“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1]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主要靠佃耕为生，受高额的地租和徭役赋税压榨，虽终岁劳作，也不得温饱，“场功既毕，米谷随尽，至有糠秕糊口者。故佃户有不可终日之势”[2]。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之外，鸦片走私也更加猖獗。自19世纪初，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外国鸦片贩子受暴利的驱动，不顾清政府多次颁布的禁令，用“快蟹”和“扒龙”等特制快艇，进行武装走私。走私范围渐次由东南沿海一带扩大至内陆腹地，甚至北及直隶和奉天海岸。不断扩大的鸦片走私贸易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掠取中国财富的重要手段，改变了双方在贸易中的地位和白银流向。“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这仅是广东一处外贸漏银情形。“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3]。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清政府财政收入逐年递减，造成国库空虚。
从政治制度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清朝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也导致官场生态昏庸和吏治腐败。慵懒之辈、昏聩无能之辈、投机之徒充斥朝廷，他们“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以至于“无职不旷，无事不蛊”[4]。
与昏庸的官场众生相伴而生的，是吏治败坏、贪腐之风盛行。“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5]。乾隆帝晚年，其宠臣和珅曾操持朝政达20余年，凡官员升迁，均须向他付以重贿。嘉庆帝上台后，抄没和珅家产，估值竟折合白银8亿两之多。但嘉庆、道光年间，官场贪风依然屡禁不止。“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6]清政府尽管对贪腐官吏施以重罚以示惩戒，但成效不彰。
明末至清初，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等在内的西方知识和技术已开始传入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最初历程。这些西方新知识和新理论的传播范围尽管十分有限，但却蕴含了欧洲近代文明的若干讯息，得到了部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青睐和称道，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不过，随着后来清政府禁教政策的推行，特别是限制中外交流的闭关政策的推行，这些西学新知在华的传播过程被迫中断，使中国隔绝于世界发展潮流之外。因此，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官方和知识界仍然自我陶醉于汉唐以来所形成和固化的“华夷秩序”文化优越感之中，沉溺于“天朝上国”的美梦，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外部世界缺乏兴趣。1793年，乾隆帝接见英王派来的使臣时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7]这就表现出这位封建帝王对与外来异质文明通商往来的傲慢与不屑姿态。而对英使带来的体现英国乃至欧洲科技发明成果的礼品，如天象仪、地球仪、反射望远镜、大型船舰模型等，乾隆帝同样索然无趣，斥之为“张大其词”，勒令下属收入宫藏。
与此同时，程朱理学在清代占据思想和学界的统治地位。当时，《朱子全书》《四书集注》广为刊行，成为官定的科考依据，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非朱子之传不敢言”的窒塞空气，成为固蔽人们思想的牢笼，使得学界绝少有人去正视和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清初还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多次制造“文字狱”，使知识界噤若寒蝉，讳言时政。在这种思想文化的禁锢和高压态势下，知识分子只有选择束发就学，专心从事古籍文献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从而使“乾嘉考据学”盛极一时。乾嘉学派对整理古代典籍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这种脱离实际的治学风格又使清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埋头于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不问世事，昧于世界发展大势。
在军事上，清朝拥有八旗与绿营两支常设正规军，总数近百万人。八旗兵由满人组成，主要任务是守卫京城并驻守全国各战略要地；绿营兵主要由汉人组成，在清军中人数上占优，负责在各地维护统治秩序。到18世纪后期，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状态的八旗兵，逐渐丧失了其先辈们昔日的剽悍威猛；绿营军则官贪兵懦，军纪松弛。时人曾描述道，旗兵“竞繁文而薄骑射”，汉营“老弱复滥行充数，豢盗窝倡，恃为生计”[8]。乾隆帝1784年检阅营伍，受阅旗兵竟然闹出“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9]的笑柄。这样的军队已经丧失抵御外敌的战斗力。
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鸦片贸易的泛滥，民众负担的不断加重，以及政治和吏治腐败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不断激化着社会矛盾，最终酿成彼伏此起的农民起义。在鸦片战争前40余年间，各族人民起义接连不断，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其中，以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它波及川、鄂、陕、豫、甘5省，坚持长达9年之久，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同时也映射出封建统治内部所隐含的严重社会危机。
概言之，鸦片战争前夕，清王朝在“康乾盛世”之后，已经社会危机四伏，衰相尽显。马克思就此曾评价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0]。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发展态势，是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主要原因。
正当清王朝国势日趋衰微之时，欧美各国先后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转型。17世纪，英国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至18世纪，美国、法国等也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障碍。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各国统治地位的确立，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新崛起的强大势力。
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11]。欧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为寻求和扩大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试图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到19世纪初，英国的殖民扩张触角开始延伸至东方，控制了印度，侵入了缅甸、阿富汗。幅员辽阔、物产丰盈、具有广大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中国，自然也成为英国殖民者觊觎的对象和侵略的重点。
早在1793年，英国就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岛屿和广州附近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降低海关和广东内河的税率，准许传教和使臣驻京等要求，遭到清政府的驳回。之后的近半个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断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为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做准备。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引发战争的导火线是1839年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这本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之举，但英国政府为了维护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以此为借口，派出所谓东方远征军侵犯中国沿海地区。这场战争三起三落，持续了两年多时间。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又于1843年10月，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等西方列强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诸如割地和赔款、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中国由此开始丧失国家的独立地位，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扩大鸦片战争中获取的权益，增加通商口岸，促使鸦片贸易完全合法化，1856年10月，英、法联军在美、俄两国协助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北犯天津，强迫清政府与英法美俄四国订立了《天津条约》。1860年8月，英、法联军陆续攻陷大沽、天津、北京，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订立《北京条约》。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腹地，中国领土主权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民族危机加深，加快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
19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由强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西南、西北、东南等边疆地区。法国从越南进犯广西；英国则从印度、缅甸侵入西藏、云南；沙俄从中亚侵入新疆；日本则吞并琉球，垂涎台湾。中国陷入严重的边疆危机。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代韩戡乱”。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以此为借口，也趁机出兵入朝，并于7月25日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运兵船，正式挑起战端。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由于清政府竭力避战，致使北洋水师在后来的黄海大战中遭受重创。随后，日军分别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登陆，攻陷大连和旅顺，封锁威海卫港口，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结束，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以来条件最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潭里愈陷愈深。除了割台湾等地给日本外，仅勒索的赔款就达2．3亿两白银，总计达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四年半的财政收入。这就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困难，使其不得不依赖外国银行借贷苟延残喘。在《马关条约》的刺激下，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效尤，在华抢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1900年6月，为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保护和扩大在华既得利益和特权，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国组成联军，发动对华战争。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先后侵占大沽、天津、北京。1901 年9月，列强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了4．5亿两白银巨额赔款，赔款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还规定允许外国军队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扎等内容。从此，清政府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均不敢再超出列强允许的范围行事。《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总之，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屈辱道路，这主要是列强依靠发动一次次侵华战争等暴力手段，并不断给中国强加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一步加深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一步一步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过程。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2]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的资本主义由此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存着，并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目的，决不是要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3]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加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14]。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无耻掠夺，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15]中华民族必然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只有起来进行革命，推翻反动统治，求得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创造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基本的前提。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6]鸦片战争之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广大爱国官兵正是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不畏强暴，血战疆场，开始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抗争历程。
在鸦片战争进行之中，广州郊区三元里人民喊出了“不共戴天，誓灭英夷”的豪言壮语，表示不怕“夷船坚厚”，齐心协力，“操戈御敌”，“务使鬼子无只身存留，鬼船无片帆回国”[17]。1841年5月，他们在牛栏岗伏击并重创英国侵略军。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群众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突袭虎门炮台时，守台将士浴血奋战，广东提督关天培与400多名将士英勇战死。在英军进攻定海时，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和王锡朋率兵顽强抵抗，战死疆场。在镇海保卫战中，两江总督裕谦亲自上城督战，在战事不利情况下选择投水自尽，至死不屈。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守吴淞口炮台，与守台全体将士一起壮烈牺牲。英军进犯镇江时，守城将领江宁副都统海龄率1 600多名官兵奋起御敌，在城破后携全家自杀殉国。
太平天国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曾一度没有认识到外国侵略势力的本质与危害。由于“拜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同样信奉上帝耶稣，太平天国一度将来华的西方人视为“洋兄弟”，一概表示欢迎，没有将反封建与反侵略斗争结合起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当遭遇西方侵略势力与清军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终于认清外国侵略者的本质，表现出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和英雄气概，多次重创英法侵略军和外国侵略者指挥的“常胜军”和“常捷军”。曾与西方人有过密切来往的干王洪仁玕，在英勇就义前沉痛地总结出血的教训：“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18]
在中法战争期间，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率部在镇南关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管带邓世昌、林永升等将士与敌人激战黄海，悲壮捐躯。《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不甘沦为日本奴隶，在台南守将刘永福的领导下，掀起了气壮山河的台湾保卫战。在日本此后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这些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洋教、洋货、洋炮，是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殖民扩张的三部曲。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过程中，把西方宗教视为麻醉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并企图利用它来达到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欧美的天主教、基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护身符，先后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到19世纪末已达3 300人。
西方列强在所谓“文化事业”“慈善事业”的幌子下，办起了大批医院、学校、育婴堂，出版和发行大量宣传宗教的刊物，对中国进行文化“软”侵略。它们开办医院，“因为医生每天与他的病人接触，他很容易把基督教的真谛灌输到病人的脑子里去”[19]。它们办育婴堂，因为“育婴，大大地增加异端分子对我们的好感”[20]。它们开办教会学校，则是为了“开辟传播福音道路的工作，它们常常起着尖兵的作用，是布置轰炸敌人堡垒的工兵和弹药手”[21]。
此外，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教堂，霸占田地房产，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诉讼，挑拨民族关系，插手外交，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权力，起到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中国社会各界对此极其痛恨，不断进行反抗。19世纪末，反洋教斗争相继在除新疆、西藏、青海之外全国各个省份爆发，大小“教案”持续不断，多达上千起。其中著名的有1870年天津教案、1890年四川大足教案、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等。这些反洋教斗争构成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强大的力量，而且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爆发的。与以往的旧式农民起义不同，义和团的斗争锋芒所向，直指外国侵略势力。从山东发展起来的“义和拳”，于1898年10月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四处捣毁教堂。他们通过1899年10月的平原起义，将斗争扩大到鲁西北，并于1900年普遍改称“义和团”。接着，直隶、东北、内蒙古、山西、河南、浙江、湖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苏、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也纷纷出现义和团。尽管山东的义和团在1899年12月底以后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被严重削弱，但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却势如潮涌，迫使清政府变换手法，改“剿”为“抚”，义和团遂于1900年6月大举进入京、津。在北京，义和团民众虽然处于清政府的束缚之下，但还是到处设立拳厂坛场，大造“灭洋”舆论，向侵略者示威。在天津，义和团烧毁多所外国教堂、捣毁侵略者把持的海关和电报等衙门，释放全部被捕的义和团团民及“囚犯”。特别是在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侵略战争后，义和团群众与爱国官兵并肩作战，以血肉之躯同拥有最先进武器的八国联军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阻止其进犯；凭借最原始的大刀长矛和异乎寻常的勇敢精神，给敌人以巨大杀伤。尽管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渗透着狭隘和落后的一面，且最终在八国联军的残酷屠杀和清政府的无耻叛卖下遭到失败，但它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并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压迫的无穷力量。在义和团铁拳的打击下，外国侵略者们不得不承认：如此“民气坚劲”的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22]。
总之，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愈挫愈勇、自强不息的民族之魂。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抗争，才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虽百年沉疴但锐气犹存，历尽劫难仍岿然屹立。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23]但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结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
注释
[1]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2]彭翊：《一得刍言》，见《无近名斋杂著》。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2页。
[4]《魏源集》（上），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一，264页，合肥，黄山书社，1993。
[6]刘蓉：《养晦堂文集》卷三。
[7]《清高宗圣训》卷276。
[8]《清宣宗实录》卷271。
[9]《清仁宗实录》卷3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列宁选集》，3版，第1卷，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同上书，630页。
[14]同上书，631页。
[15]《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80页。
[16]《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2页。
[17]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22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18]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853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19]转引自卿汝辑：《美国侵华史》，第2卷，27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6。
[20]转引自上书，280页。
[21]转引自卿汝辑：《美国侵华史》，第2卷，286页。
[2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244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23]《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