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为基本现象的经济发展
第一节
社会过程，通过不断地为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提供理性化解释[1]，引导我们逐步摒弃了对社会发展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并让我们看到了从经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的可能性；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好，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社会发展这个现象本身。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并不足够，对于我们用来理解发展的概念，我们更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其中特别要留心的是用来表示这个概念的文字，由文字而来的各种联系可能会导致我们误入歧途，在各种毫不足取的方向上乱闯乱撞。与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更确切地说，是一些有形而上学的根子，并且已经变成了先入之见的思想。如果我们忽视了那条横亘在形而上学与经验科学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非要用一些源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去做经验科学才能做的事情，就会形成这种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密切相关的，是对历史的“意义”的各种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本身算不上一种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那些假定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甚至整个人类一定会始终如一地沿着一条笔直的路径发展下去的人，也是如此；甚至连罗雪尔（Roscher）这样一向求真务实的学者也是这样假设的。古往今来，从维科（Vico）到兰普雷希特（Lamprecht），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其他许多才华横溢的人物，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以达尔文的理论为中心的各种进化论思想（或者，至少包括那些最多只意味着类比推理的所谓进化论思想），以及认为动机和意志行为不仅仅是对社会过程的反映的那种心理学上的偏见，也都属于这一类。现在，不仅许多经济学家对进化论思想表示怀疑，历史学家们和人种学家们更是对它嗤之以鼻，但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另有原因。批评者们除了对围绕在“进化论”思想周围的各种不科学的和超科学的神秘主义观点严加谴责之外，还指责进化论本身也失之浅薄。总之，对于任何诉诸“进化”这个字眼的过于仓促和草率的一般性判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已经失去了耐心。
我们必须远离这些东西。但是有两个事实是任何研究社会发展的人都无法回避的。第一个事实是，历史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历史处于变化当中，社会条件才在历史长河中成了历史的“个体”。这些历史变化既不构成一个循环过程，也不构成一个围绕中心来回摆动的钟摆运动。由第一个事实导出的这两个结果，再加上第一个事实，就有效地界定了社会发展的概念。第二个事实就是，每当我们发现，一个给定的历史事态无法用以前的事态给出充分的解释时，我们就会承认，确实存在着一个尚未解决却又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首先，这一点无疑适用于个案。例如，我们可以尝试着把1919年德国的国内政治史解释为之前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若干结果之一。然而不仅如此，这一点对于更加一般的问题也同样适用。
迄今，经济发展一直只是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而经济史原先也只不过是通史的一部分，我们将它从通史中单列出来，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任何事物的经济方面的属性，都从根本上依赖于所有其他方面的性质，因而也就肯定不能仅仅用先前的经济状况去解释经济的变化了。一个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其当前的经济状态不可能是仅仅从先前的经济条件演变而来的，而只能是从先前的全部条件演变而来的。既然如此，解释和分析经济发展照理来说应该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过幸运的是，由于若干有利的事实的存在（这些事实构成了对历史的经济解释的基础），这项工作的难度大大降低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如果说从原则上看未必如此的话。第一个事实是，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都可以说，经济世界是相对独立的，因为经济在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或决定着人民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撰写一部经济史的经历显然完全不同于撰写其他历史著作——例如，一部军事史——的经历。除了第一个事实之外，还有另一个事实也有利于对社会过程的各个部门分别进行描述。社会的每一个部分，似乎都居住着自成一体的一群人，每一个群体都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部门，不同的群体则拥有不同的特征。部门之外的各种因素一般不会直接影响任何一个这样的部门内的社会过程，就像一颗爆炸的炸弹只会“影响”那些碰巧与炸弹位于同一个地方的人和东西一样。外界对某个部门的影响，只能通过这个部门的数据和它的居民的行为来产生；即使真的有某个事件像爆炸的炸弹那样发生了，它的影响也只会体现在与它有关的那些主要人物所穿的“外衣”上。因此，就像我们总会把关于宗教反改革运动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绘画的影响的描述归入艺术史一样，我们也总是把关于经济过程的描述归类为经济史，尽管其真正原因大部分都是非经济的。
可以用来研究经济部门的方法几乎数之不尽，人们通过研究提出的观点更是浩如烟海。对于这些观点和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根据它们能够覆盖的范围的大小将它们逐一排列开来，或者也可以根据它们所包含的理论的普遍性程度来排列。从对13世纪尼德拉尔泰希（Niederaltaich）修道院的经济生活的性质的研究到桑巴特（Sombart）对西欧经济生活方式演变的说明，其间贯串着一条连续不断的、逻辑上一致的主线。像桑巴特的这种研究就是理论研究，而且确实属于我们此刻所说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但它不是本书第一章那种意义上的经济理论。本书第一章阐述了一个经济理论，它正是自李嘉图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那种“经济理论”。当然，这种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在像桑巴特的那一类理论中也能发挥作用，但是最多只能起到一种次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有待研究的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极其复杂，以至必须引入某种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能力的分析方法，那么在这种场合，研究思路就得采取那种分析方法所提供的形式。但是，如果有待研究的问题只不过是解释发展或发展的历史结果（让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确定给定的经济状态或经济问题是由哪个（些）因素决定的，那么在这种场合，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就肯定不能做出什么太大的贡献了。[2]
我们在这里将不会讨论这种意义上的发展理论。我们既不会试图去指出历史演进的因素——无论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比如16世纪美洲开采出来的黄金涌入了欧洲，还是那些“更一般的”因素，例如商界人士的心理变化、文明世界的疆域扩张、社会组织的兴衰更替、政治明星的纵横捭阖、生产技术的推陈出新等等——也不会去描述这些因素在“点”上（个别的案例中）或“面”上（一系列案例中）的影响。[3]恰恰相反，我们将只对经济理论本身加以改进。本书第一章已经就经济理论的性质对读者做了充分的说明，在这里我们将通过在原有基础上构建一些新的东西来改进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样做无非是想要让这种经济理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其他发展理论，但是并不会改变如下事实：这两种方法是处于不同层面上的。
我们的问题可以这样表述。第一章的理论从“循环流转”的角度描述了经济生活：经济年复一年地沿着基本上相同的路径周而复始地流动着——就像血液在生物有机体内循环流动一样。但是在这一章中，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循环流转及其路径确实会发生变化，在这里我们也不再将它与血液循环进行类比。这是因为，虽然后者也会在有机体的成长和衰亡过程中发生变化，但是那种变化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每一步变化的幅度都比人们能够区分的任何数量要小；而且无论变化的幅度多么小，它总是处在同一结构之内。经济生活当然也会经历与血液循环类似的变化，但是它还要经历另一种变化，后面这种变化不但是不连续的，而且会改变原有的结构，即传统的循环流转过程本身。这种变化不能通过分析循环流转去解释，虽然它们也是纯粹经济的，虽然对它们的解释显然也属于纯粹经济理论的任务。现在，这样的变化，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现象，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会去问：在这类变化当中，具体又是哪一些变化在实际上使得现代经济体系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不会去追问：这种变化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要探究的问题（事实上，这确实是经济理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它们又将会引发什么经济现象？
同样的事情，可以从不同角度给出稍有不同的说明。我们在第一章给出的经济理论是以经济体系总是向一个均衡位置收敛这种趋势为视角来描述经济生活的，这种趋势向我们提供了确定财货价格和数量的手段，而且可以将之描述为对任何一个时刻现有数据的适应。与给定的循环流转的各种条件不同，这个趋势本身并不意味着年复一年地发生的全都是“同样的”一些事情，相反，它只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把经济体系的各个过程看成朝着一个均衡位置的趋势的局部现象，但并不一定是走向同一个均衡位置。经济体系中理想的均衡状态所处的位置从来都未曾达到过，但它一直都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当然，并不是有意识的）；这个位置一直都在变化着，因为数据一直在变。面对数据的这种变化，经济理论也早就“未雨绸缪”了。事实上，经济学家在构建经济理论的时候就做好了应对这种变化的后果的准备；它拥有一系列适用于这种目的的专门工具（例如，人们所称的“准地租”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具）。如果发生变化的是非社会的数据（例如，自然条件的变化），或者发生变化的是非经济的社会数据（例如，战争的影响，商业政策、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的变化），又或者，发生变化的只是消费者的偏好，那么在这些变化的范围内，就似乎没有必要对原有的理论工具进行根本性的检修了。这些理论工具只有在经济生活本身时断时续地改变着它自己的数据时，才会没有什么用处——这个论点呼应了前面的论点。铁路的建设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合适的例子。所有连续的变化——它们是通过由无数的小步骤而形成的连续不断的适应，这种变化也许会使一家小杂货店最终成长为一家大型百货公司——都属于“静态分析”的范围。但是，“静态的”分析只能研究在变化发生之后新的均衡位置将会是什么，它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而且既不能解释这种生产性革命发生的原因，又不能解释随之而来的各种现象。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问题，因为狭义上和正式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就是指这种变化。我们之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陈述问题，并且决定放弃传统理论不用，一方面是因为如下事实，即经济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变化（如果不能说资本主义时代是唯一一个发生这种变化的时代），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的，而不是以连续不断地适应的形式发生的；另一方面且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这种变化是如此富有成效！[4]
因此，我们在本书中要研究的“发展”仅仅指经济生活中发生的这样一些变化：它们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经济生活的，而是经济生活自身引起的变化，是从内部发生的变化。如果有人可以证明，在经济领域内部根本没有这样的变化自行发生，那些被人们称为“经济发展”的现象实际上全都只不过是建立在如下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即数据在变化，而经济则连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数据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应该大声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经济发展。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可以从经济角度来解释的现象，而且一个自身内部没有发生的经济，只不过是一个被周围世界的变化拖着走的经济。因此，无论是发展的原因，还是对发展的解释，都必须到经济理论所描述的那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
单纯的经济增长（例如，以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在我们这里也不能被称为发展过程。因为这种增长没有带来本质性的新现象，它所展现的仍然只是同一种适应过程，就像自然数据的变化一样。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有本质性意义的新现象，所以我们将会把这种增长视为数据的变化。[5]
每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最终都依赖于以前的发展。但是为了看清事物的本质，我们将把这一点抽象掉，允许发展产生于一个从来没有发展过的状态。每一个发展过程都为后一个发展过程创造了先决条件，这样一来，后一个发展过程的形式就被改变了，因而事情将变得与在每一个具体发展阶段都不得不首先创造出它自己的条件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所不同。可是，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们就不应当把被解释的要素包括在我们用来解释的数据当中。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在事实与理论之间造成一个明显的脱节，那样的话，就可能给读者的理解造成重大的困难。
如果说在本书的第二版中，我在更多地关注对本质性的东西的说明和努力防止误解这两方面已经做得比第一版更加成功了，那么进一步特意解释“静态”和“动态”这两个术语以及它们多得数不清的含义，就是不必要的了。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与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以观察到的那些现象完全不同。它是出现在循环流转的路径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破坏，它永远都在改变着和替代着先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无非是对这种现象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过程的论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