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言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有些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07年；到了1909年，本书包含的所有思想就都已经成形，那时，我构思了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经济特性的总体框架，而且这个框架自那以后就一直没有进行过重大改动。本书原来是用德文写成的，第一版于1911年秋天面世。在第一版绝版了十年之后，我有些勉强地同意了出版第二版。在第二版中，我删掉了原来的第七章，重写了第二章和第六章，并且对其他章的某些内容进行了缩减或增补。那是在1926年。之后是德文第三版，那只是第二版的重印。现在这个英文版也是根据德文第二版译出的。

在这次再版时，我除了增加了一些说明性的评注外没有进行任何改动。如果我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令人满意的，那么我就对我自己在本书第一次问世以后所做的和所想的一切做出了一个非常有害的判断。尽管我确实认为本书的纲要——我在这里所说的纲要或许可以被称为“视角”或“愿景”——和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许多问题上我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只提及其中一个问题，以它为例来说明。当我第一次提出经济周期理论时（读者可以在本书第六章中看到这个理论），我想当然地认为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波浪式运动，即朱格拉（Juglar）所发现的那种周期。但是我现在认为，至少存在三种这样的波浪式运动，而且可能还不止三种。当前，对于研究经济周期的理论经济学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把它们准确地区分开来，并描述清楚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引发的各种现象。但是，在本书后来的各个版本中，我并没有引入这一要素，因为书籍如同孩子一样，一旦离开了父母，就成了独立的人。它们过着它们自己的生活，而作者也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父母过多地干预那些离开了家、已经成了局外人的子女是不恰当的。本书已经闯出了它自己的路，不管是对还是错，它已经在它的时代和领域里，在德语文献中，赢得了它自己的地位。在我看来，对待它的最好的方式似乎是尽可能地不让它受到干扰。要不是由于我一向尊敬的好友、杰出的经济学家陶西格（Taussig）教授的建议和鼓励，我几乎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出一个英文译本。

出于同样的理由，在修订自己的著作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追随我的伟大的导师庞巴维克的步伐：他在自己的著作再版时，会以无限的细心，关注每一个反对和批评意见，并做出回应。与此相反，对于那些对我的论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意见的人，我却试图把自己与他们的争论限制在最低限度。当然，这绝不是因为我对他们毫无敬意——能够得到他们的批评是我的荣幸。不过，我必须坦言，在本书所涉及的任何一个实质性问题上，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在我看来真正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

很显然，就其目的和方法而言，本书无疑是“理论性的”。尽管现在这个序言并不是就我的方法论进行信仰表白的合适场所，但是我或许还是可以说，关于“事实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我现在的想法已经与1911年有所不同了。然而我始终坚信，我们的科学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绝不能丢掉那些被我们称为“理论”的精练常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事实和现实问题的工具。无论新近涌现出来的大量未经分析的事实，尤其是统计上的事实，对我们的理论工具的影响是何等重要——毫无疑问，与日俱增的事实材料之宝藏必将不断地启示新的理论模式，从而静悄悄地但又普遍性地改变着一切现有的理论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阶段，拥有一些理论知识永远都是处理新事实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所谓的新事实，也就是尚未体现在现有的理论中的事实。如果某种知识是粗浅的和下意识的，那么可以说它是一种坏的理论，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一种理论。举例来说，我至今仍然未能让自己确信，诸如利息的来源之类的问题既不重要也无法激发人们的兴趣。当然，有些作者确实可以使这类问题显得既不重要也无法激发人们的兴趣，但那只是这些作者的过错。无论如何，我仍然希望，通过在货币、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等方面进行一些更加“现实的”研究，在不久之后就能够提供更多更加翔实的事实材料，这正是本书所缺少的。

本书的论证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但这并非执行了一个事先制订好的周密计划的结果。差不多25年以前，当我开始研究利息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时，我并没有预料到，随着论证思路的不断延伸，这些主题不但彼此间会联系起来，而且与企业家的利润、货币、信贷等问题都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不久之后，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所有这些现象——还包括许多次要的现象——都只不过是另一个不同过程所引发的事件，而且将被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那种简单的原理，也能够被用来解释那个“不同的过程”本身。结果表明，这些理论本身对我们是很有用的，而且可以与均衡理论相对应，而均衡理论一直以来都是（或者是显式地，或者是隐式地）而且现在仍然是传统理论的核心。我最初使用“静态”和“动态”这两个术语来分别指称这两种结构，但是我现在已经——遵从弗里希（Frisch）教授的建议——明确地不再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了。它们已经被别的术语代替了，尽管用来替代的那些术语看上去似乎有些粗陋。但是，在理论上我仍然坚持这种区分，因为我已经一再发现这种区分对我现在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益的。这种区分，即使是在经济学领域之外，即在被我们称为文化演化理论的那个领域中，也被证实是有益的。这种文化演化理论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与本书所阐述的经济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这种区分本身也曾经受到过很多反对和批评。然而，将日常经营一家企业与创设一家新的企业这两类现象区分开来，难道真的不符合生活现实吗？难道真的只是一种人为做法吗？难道真的必然与某种“机械的类比”有关吗？那些对钻研名词术语的历史（词源学）有特别强烈兴趣的人，如果他们真的觉得应该这么做，倒不妨考虑某种动物学上的类比；因为静态和动态这两个术语是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引入经济学的，尽管它们在经济学和动物学中有着不同的含义。穆勒可能是从孔德（Comte）那里引入的，而孔德又告诉我们，他是从动物学家德·布兰维尔（de Blainville）那里借用来的。

我要对我的朋友雷德弗斯·奥佩（Redvers Opie）博士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以无可比拟的好意，承担了翻译本书的艰巨任务——本书的德文原版是非常难以驾驭的。我们决定删去德文原版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两个附录，以及各章中的某些段落或小节。还有一些地方，我们改动了一些说明文字。由于上述改动，我们还重编了不少页码。考虑到书中的所有论点都没有任何变化，我觉得做一张改动对照表是多余的。

约瑟夫·熊彼特

1934年3月

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