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2011年，我在牛津大学春季学期的克拉伦登讲座中首次提出了本书的论点。对于被邀请为该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我深感荣幸。因此，我必须首先感谢那些让我在牛津大学的访问经历如此愉快和富有意义的人。我在牛津大学的官方接待人是理查德·麦凯布（Richard Macabe）和西默斯·佩里（Seamus Perry），他们的接待十分热情周到。同样如此的还有大卫·诺布鲁克（David Norbrook），他组织了一次与讲座有关的研讨会，对讲座本身颇有助益。英语系的凯蒂·鲁斯（Katy Routh）以堪称典范的细心和效率处理了所有实际安排的工作。我还想对所有的朋友和同仁表示感谢，他们不仅来听我讲课，而且还多次向我提供了额外的参考资料、改进建议、亟需的鼓励，还有蛋糕和啤酒。我十分感激劳拉·阿什（Laura Ashe）、科林·伯罗（Colin Burrow）、特伦斯·卡夫（Terence Cave）、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liott）、乔治·加内特（George Garnett）、克莱尔·兰迪斯（Claire Landis）、罗德里·刘易斯（Rhodri Lewis）、劳里·马圭尔（Laurie Maguire）、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萨拉·莫蒂默（Sarah Mortimer）、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巴特·范埃斯（Bart van Es）、杰里米·瓦尔德隆（Jeremy Waldron）、大卫·沃默斯利（David Womersley）和布莱恩·杨（Brian Young）等人。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安德鲁·麦克尼利（Andrew McNeillie），是他提议邀请我去做讲座，并且对我的工作一直保有极大的信心。
2012年，我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春季学期的克拉克讲座上再次提出了我之前论点的修订版。受邀成为克拉克讲座的主讲人，也同样是我十分荣幸的事。为此，我非常感谢博伊德·希尔顿（Boyd Hilton）和理查德·塞尔吉特森（Richard Serjeantson）的提名。在三一学院接待我的人是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和马丁·里斯（Martin Rees），他们的款待同样热情周到。学院里另一位很受欢迎的教授阿德里安·普尔（Adrian Poole）在系列活动结束时，主持了另一场有益的研讨会。我还要特别感谢理查德·塞尔吉特森，是他组织了这些讲座，并在我的最后一次演讲后主持了一场精彩的晚宴。在我每周访问剑桥期间，从与慷慨出席我的讲座的朋友和同事的许多谈话中，我同样受益匪浅，这些人包括加文·亚历山大（Gavin Alexander）、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安娜贝尔·布雷特（Annabel Brett）、约翰·邓恩（John Dunn）、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希瑟·格伦（Heather Glen）、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约翰·克里根（John Kerrigan）、苏巴·穆赫吉（Subha Mukherhi）、杰里米·迈诺特（Jeremy Mynott）、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约翰·罗伯特森（John Robertson）、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和菲尔·威辛顿（Phil Withington）。后来，阿基尔·比尔格拉米（Akeel Bilgrami）、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彼得·麦克（Peter Mack）、卡瑞·帕诺内（Kari Palonen）、克里斯托弗·普雷登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大卫·西德雷（David Sedley）、凯西·史兰克（Cathy Shrank）、B. J. 索科尔（B. J. Sokol）、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以及马丁·威金斯（Martin Wiggins）都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支持和建议，在此我要向他们致以谢意。我尤其要感谢布莱恩·维克斯（Brian Vickers），他在确定年代和书目方面为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借此机会我还想说，我非常感谢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源于我在2006年参加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由西尔维娅·亚当森（Sylvia Adamson）、加文·亚历山大和卡特琳·埃滕胡伯（Katrin Ettenhuber）在剑桥组织的，他们当时正在编辑《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Renaissance Figures of Speech）。[1]会议要求撰稿人概述他们针对本书的写作计划，我也在会上接受了关于我自己在书中相关章节的宝贵建议。[2]埃里克·格里菲斯（Eric Griffiths）坚持认为，我的例子应该取自莎士比亚，这个建议使我下定决心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另一次会议是由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科奈·康德伦（Conal Condren）和安德鲁·菲兹毛瑞斯（Andrew Fitzmaurice）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文研究中心组织的，会议主题是莎士比亚与政治思想。伊恩·唐纳森（Ian Donaldson）主持了这次会议，我很感谢他以及会议论文集的编辑们，不仅在那次会议上，而且多年以来，他们都一直为我提供着咨询和支持。[3]
2008年，我从剑桥大学来到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后，正式开始了本书的写作。事实证明，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是非常理想的科研机构。我非常感谢当时的副校长菲利普·奥格登（Philip Ogden）邀请我加入学院，最近，人文和社会科学院院长莫拉格·希亚克（Morag Shiach）给予了我许多帮助，我也十分感激。当下或许是人文学科的黑暗时期，但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我受到了最为光明的欢迎。我还得到了杰出同事的祝福，我要感谢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沃伦·布彻（Warren Boutcher）和大卫·科尔克拉夫（David Colclough），他们多次围绕我的研究进行了探讨。
我在2013年夏天完成了我原计划的定稿，并在小范围内进行了传阅。提到定稿的这些最初的读者，我内心充满感激。他们是科林·伯罗、大卫·科尔克洛、洛娜·赫特森（Lorna Hutson）、苏珊·詹姆斯（Susan James）、约翰·克里根、杰里米·迈诺特、埃里克·尼尔森（Eric Nelson）、马库·佩尔通内（Markku Peltonen）、尼尔·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以及约翰·汤普森。他们为我提供了许多新的想法，慷慨地鼓励我，但他们也明确指出，我的手稿依旧需要进行大量修改。科林·伯罗告诉我，我的立论基调和方向在很多地方都需要重新调整。洛娜·赫特森指出了《露克丽丝遭强暴记》的重要性，使我从根本上改善了本书的平衡性。约翰·克里根与我就我的讲座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交谈，他说服我在很多事情上保持沉默，从而避免陷入荒谬之中。
2013—2014年，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学术休假期间，我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人类价值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这给了我对书稿进行必要修改的机会。我非常感谢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和他的委员会对我的邀请，与该中心成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多次交谈使我受益匪浅，对此我深表感谢。其中，我特别想提到的是大卫·西普利（David Ciepley）、梅丽莎·莱恩（Melissa Lane）、托里·麦克吉尔（Tori McGeer）、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和艾伦·瑞恩（Alan Ryan）。英语系的奈杰尔·史密斯（Nigel Smith）与我的谈话不仅让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他还介绍我认识了两位杰出的博士生，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和丹尼尔·布兰克（Daniel Blank）。他们一丝不苟地阅读了我的定稿，核对了定稿中我对莎士比亚的所有引文和参考文献，并纠正了许多令人尴尬的错误。中心为这份美妙的帮助支付了酬劳，为此，我要非常感谢中心副主任莫琳·基伦（Maureen Killeen）的支援。
近来，由于在线对照表和数据库的出现，近代早期文本研究者的工作生活产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早期英语书籍在线（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这个数据库就给了我们极大的、与日俱增的帮助。不过，大型图书馆的珍本图书室仍然有其不可替代之处，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英语系图书馆和普林斯顿的费尔斯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再次让我有了巨大的收获，我对此感到十分快乐。
我把我最衷心的感谢留在最后。苏珊·詹姆斯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稿，在每个阶段都与我讨论，从根本上改进了本书的面貌和论证，并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无尽的耐心和热情。没有她和我们的孩子，奥利维亚和马库斯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的。
在付梓之际，我非常高兴能够再加两句感谢的话。一是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罗布·坦皮奥（Rob Tempio）和娜塔莉·巴安（Natalie Baan）在校对阶段提供的重要帮助。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斯通（Elizabeth Stone）以惊人的精确性和彻底性编辑了我的排版稿，并冷静地解决了诸多紧急关头的问题。瑞秋·普拉特（Rachel Platt）和艾玛·斯洛特（Emma Slaughter）不遗余力地协助和调度了整个出版过程。作为我的编辑，杰奎琳·贝克（Jacqueline Baker）在任何时候都支持着我。我不仅要感谢她的专业精神和许多善意，而且要特别感谢她在我几次失败的取书名之后，最终为我提供了本书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