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在金融风暴的中心地带

若将冰岛三大银行在三天之内的连环违约算作一次，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第三大的债务违约事件。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小国的小城里。

即使分开独立看待，这三个违约事件也都是大规模违约。2008年10月某个星期的星期二和星期四，冰岛最大的两家银行——格里特利尔银行（Glitnir）和克伊普辛银行（Kaupthing）分别发生了债务违约，立即跻身史上十大违约事件。这两起违约的规模都超过了臭名昭著的安然事件，其中克伊普辛银行的违约规模甚至超过了华盛顿互惠银行。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家银行——冰岛国民银行（Landsbanki），其违约规模居于前两家银行之间。2008年是金融危机的高峰年，冰岛占了全球七大金融机构债务违约事件中的三个。[2]

2009年2月初的一天，我当时还在奥斯陆，正站在挪威国王哈康七世街和奥拉夫五世街的交叉口，突然我的手机响了。短信里说让我给挪威财政部秘书长托雷·埃里克森（Tore Eriksen）回个电话。

他问了我一个“小问题”：“我们可以任命你做冰岛央行的新行长吗？”

跟大多数挪威人一样，我对冰岛和冰岛人民有着深深的敬佩之情。他们勤恳努力，挪威人也十分亲近冰岛人，觉得都是一家人。1 000年前，冰岛的维京人出海远航，历经千辛，寻找新机遇。冰岛人是坚韧的，在这一点上挪威人不如他们。

托雷记得，我最开始陷入了沉默。

但后来他得到了我的答案：“人生苦短，此等要求不容我拒绝。”

当时我在麦肯锡公司担任高级合伙人。答应了托雷后，我去向两位同事寻求建议。一位同事听到后，马上就赞同了我的决定；另一位则表示反对，他看到的都是风险。

我那本2009年的笔记本已经落灰了，纸张也泛黄了，但仍然可以从中找到当时对话的笔记。有一页纸上标有日期：2009年2月10日。次页的页首标注了三个关键词：“舞台上的小丑”“替补角色”，以及最严重的一个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往后翻，是我给住在丹麦的冰岛同事的通话笔记。这里标注的关键词则是：“或有影响力”“或有帮助”“天赐良机”。

但是，这一页也有警告的词语：“可能会惹来非议”。还有一些忠告：“离这个过渡期远点。”

说这些话的人正是冰岛人，他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头脑中闪过了1 000种想法，有关于风险的、关于可能发生的事、关于我的角色、关于我即将离开的生活以及关于我可能产生的影响力。思绪万千，我抓住了一个要点：为改变深陷危机的邻国而掌舵的兴奋感！

我决意坚守决定。

我打电话给当时麦肯锡的全球董事总经理伊恩·戴维斯（Ian Davis），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他给我的答案很明确：“如此重任，肯定是要答应的。作为麦肯锡的合伙人，我们应义不容辞地接受任务。”

他又热情地说：“我支持你，110%。”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沉默了片刻。

接着说：“会有一些突然。”

他再次沉默了。

“你需要现在就离开麦肯锡。

“你得卖掉股份，切断所有和麦肯锡的关联。无论是真实存在的利益冲突，还是外界观感上的，一律都必须避免。

“而且我们会立即给你安排一个风险小组。他们的任务是管理过渡期以及与你的任命有关的风险。”

我想，这么做没错。

未来几个月里，27家曾向冰岛银行提供贷款的国际银行都会向法庭起诉，它们会要求索赔，而一部分的责难也会指向我。这27家银行大多来自奥地利和德国，还有一些来自埃及、日本、卢森堡、挪威、瑞士、中国和英国。[3]

是的，我工作事项的优先次序必须非常清晰。我的任务是帮助解决冰岛面临的挑战，不惜一切代价。

自2007年5月开始执政的一届冰岛政府于2009年2月1日解散了，2008年10月的经济崩溃之后，冰岛每天都有无休止的抗议活动，延续数月。示威者狠狠地敲着银行的铁闸，但也没有敲走从2005年起就任职的央行行长。现今和平的冰岛已看不到保镖这个职业，但当时，安保公司可是生意兴隆。

那位央行行长上任的第一天，新一届冰岛政府就要求他自行辞职。他拒绝了两次，并重申了央行行长职位的独立性。

然而，新政府有一个撒手锏：提议修改监管央行的法律，而政府也确实这样做了。此前法律规定，冰岛央行应该有三名行长，其中一名是董事长。修改过后的法律则规定，冰岛央行将只有一名行长，且人选必须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时任冰岛央行行长是一名律师，他在新法通过的当日就离开了央行大楼。

冰岛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然而，对署理行长的任命必须在一夜之间完成，这可不是大变活人啊。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外国人先顶上此职。只有这样，现任央行行长无法寻求连任，冰岛政府才可以稳健地通过既定程序选出一名常任央行行长。

在寻找候选人的过程中，冰岛财政部长给他的挪威同行打了电话。

“你能不能为我们提议一名央行署理行长人选？”冰岛财政部长问道。

“我们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托雷·埃里克森回忆道，“但后来他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

我正好符合经济学家的要求。此外，作为挪威财政部前副大臣，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致力于挪威的宏观经济、货币和银行危机，是少数高层团队成员之一。

显然，财政部某人抽屉里的人员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另外，也许他们认为我没有复杂的背景，因为我在政府内部没有公职或连带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任务最终全面失败，我也不会给挪威带来任何责任。

从另一个角度看，外界不会把我出任冰岛央行行长解读成挪威和冰岛已牢牢绑定，在这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两国携手对抗欧盟。自1993年冰岛、挪威和列支敦士登与欧盟签订合作协议以来，这次金融鏖战是最险恶的一役。

除了大学时期的一份暑期实习，我从未在央行工作过。而现在，我将成为自大萧条以来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的央行行长。

时任挪威央行行长斯韦恩·耶德雷姆（Svein Gjedrem）为我安排了一个央行管理的速成课程。他和国际部的奥登·格伦（Audun Grønn）负责安排我的培训。

第一课是执行货币政策的实操细节，换句话说，如何运行设定利率的程序。我受宠若惊，但也有点儿窒息感。毕竟，我们在冰岛要处理的工作实在太多，不太可能像在挪威一样，每个利率决策都召开26次会议。第二课是流动性管理，这主要是弄清楚需要向经济注入多少货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除了这些，我们还进行了关于宏观经济、政府债务、货币和银行的讨论。

我要求建立一个可供调配的、由经济学家组成的“特警队”。供我遇到困难时，可以调动这个团队，获得支持。于是“特警队”成立了，奥登担任“特警队”的队长。对他这位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角色。

幸运的是，最终没有出现需要我拨打“报警电话”的情况。事实上，我加入冰岛央行之时，已经具备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业务能力。

我只给耶德雷姆打过一次电话，为了问他：我是不是已经疯了？

在央行的课程结束后，我回家翻出了关于货币理论的旧课本，这门课是我25年前在大学里最喜欢的课程，我当时也拿到了最好的成绩。

这里我想给在学经济学的同学一个提醒：你应该好好上课。因为有一天，你有可能接到一个来自遥远国家的电话。

冰岛议会通过法律修订后，我的任命才能生效。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也可能随时发生。因此，我也必须随时保持待命状态，于是我跳上了前往雷克雅未克的飞机。

后来有人说我当时是躲在一家酒店里等待任命的，但其实不是。我为什么要“躲”呢？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

我就这么大大咧咧地走在街上。

即使是在冬日严寒里，每周六示威者也都会在雷克雅未克市中心的冰岛议会大门前集会。人群中，有一个冰岛人叫古德蒙杜尔·托尔，他是个农民，也是个旅馆老板。他说他受够了那些贪婪的银行家，受够了语焉不详的金融产品风险披露，受够了半遮半掩的编故事和粉饰，也受够了没有人承担任何责任。

他破产了，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感到恐惧。

他带上了锅碗瓢盆，到雷克雅未克去抗议。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走上街头。

像全体冰岛人民一样，托尔被卷进了一场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危机中。危机的后果是令人痛苦的，也是长期的。托尔强壮、高大、执着，但面对暴风骤雨，即使他有着经历北大西洋千年磨砺的冰岛人的坚定意志，也只能发出叹息。

我观摩了一些针对银行家、政客和央行行长的抗议活动，还在现场问了几个问题。尽管局势紧张，我遇到的示威者还是很友好。这也难怪，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好奇发问的挪威人其实是未来的冰岛央行行长。

我还去了雷克雅未克大学的图书馆，拿起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书，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重读它们。我想或许图书管理员会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人对货币政策突发兴趣呢——虽然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遗憾的是，我即将面临的大多数挑战，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没有涉及，解决方案就更别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