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根辨踪之旅

第一节 身份与活路

1. 大元王朝的失格

这个时代，因为后来的改朝换代，被史家们定义为元朝末年。

生在一个王朝末年，死亡或重生，皆有可能。当年，成吉思汗征服中原，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提议：杀光那些毫无用处的中原人，使广袤的土地变成丰美的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亏得那位有着海洋般广阔胸怀的大汗没有完全听从，他有着更为远大的梦想，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他的继任者忽必烈则用横扫欧亚大陆的骄人战绩，回应了他的目光，并将一个游牧部落打造的帝国推至巅峰。

自建立以来，元朝始终处于动荡状态中，或者说是“战争状态”。公元1260年忽必烈击败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自称大可汗之后，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完全归服于他。正因为如此，所谓的蒙古大帝国是不完整的。元朝建立后，它的势力范围也仅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这个专为战争而生的王朝，就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事实上，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仍没完没了地进行着。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中国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使得后来的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

版图茫茫，局部战争不过是巨人伤了根手指头，并不耽误一个人的享乐，更不会一朝夺命。但战争打的是钱和粮，连年征战，小恙酿成大疾只是时间问题。仅1280年元朝统一中国后，有记录的战争就多达230场，如果再算上之前的，更是多得难以计数。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很难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于是，汉人沦为三等公民，中华大地陷入千古未遇之奇灾剧变。

蒙古铁骑卷起的千里烟尘尚未散尽，持续了近百年的疾风骤雨悄然停息，而大元帝国却以惊人的速度滑向它的地狱之门。“长生天”赐予的福分，被他的子民们糟践得所剩无几。气息奄奄的老骆驼，就这样进入它生命的倒计时。压垮它的，不是一根稻草，而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上层社会风气奢靡，道德瓦解，正所谓上流社会做着下流之事。而在社会的底层，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难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

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不能在马上治理？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元朝的制度时说，有史以来，以元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他认为蒙古帝国的执政者对于制度的漠视，从《元史،兵志》可知，“止有佥军、补军、调军、遣军之法，别无养军、练军之法”，“其他刑罚、食货等，一切苟简”。元朝的执政者与他们所征服的人民，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他们在相当长时间里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在他们看来，那些古老的智慧毫无用处。在嗜血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生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在明朝人修的《元史》中，对元朝灭亡的原因有这么一句总结：“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 之故。”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的衣着发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衙署将其全部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昊天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忍不住笑出声来，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你且忍耐忍耐，终有一天会改回去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大到每个国家，小到每个人，都被框定在层层边界之中，即我们所生存的空间。对于元朝来说，他们的先人以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形成了一种天然“边界”。而当他们骑上战马，身体的欲望被战马的奔跑带往永无止境的前方时，他们也就失去了边界意识，更失去了对于边界的管控能力。史书记载，统一后的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执政者的边界从来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制度和文化，依赖于支持这一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而这些，都是元朝所缺乏的。

蒙古人的边界意识来自他们的移动能力，以及本民族的神话、宗教信仰。神话将本群体的英雄神圣化，也将边界外的人群世界妖魔化。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让人们不敢暴露在本族之神守护的边界之外。而边界的划分，使得元朝将全国人口不分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划分。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或“蛮人”。这样的划分带来的恶果很快显现，当处于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远在西域的二等“色目人”即使有立场，也可以忽略不计；而三等“汉人”，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倒向任何一方。如此一来，“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对峙，就形成了一对一的单挑之势。蒙古族骑士虽然勇猛无比，但人口数量过于稀少，尤其与其治下的庞大人口基数相比。区区百万人口撒在广袤的大地，即使加上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开不出绚烂的花朵。他们征服的世界过于庞大，凭借着卓越的移动能力，恨不得将战线一直推到天边，累死马，也累死人。不管他们多么凶猛，那种被汪洋大海淹没的感觉也让人恐慌。在潮水般的切割和包围中，他们丧失了最初的勇猛。

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含的力量是令元朝政府始料不及的。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元朝从一开始就犯了致命的错误，它将人口最庞大的群体定义为“四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起最具潜力的对手。

蒙古人与汉人、南人的矛盾是边界意识的现实镜像，正因为如此，元朝社会的基本矛盾除了传统史家所言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便是蒙古人和其他等级人种的矛盾。“地主阶级”曾是元朝政府有意拉拢的对象，但由于部分“小地主阶级”可能是“汉人”或“南人”，这部分地主阶层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很容易就走到元朝政权的对立面。而许多手工业者、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在等级歧视和压迫过程中逐渐加入反抗者的行列。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农民义军就成了一支融合各社会阶层智慧的队伍。

如果社会矛盾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事件的发生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撒旦打开炼狱之门，人间沦陷。数万，甚至数十万平方千米的人间大地立时化作汪洋泽国。元至正四年（1344年），河南淮北地区连着下了二十多天的暴雨，致使黄河水暴涨，白茅堤、金堤等黄河堤坝决口。济宁、定陶、巨野等地水灾泛滥，人民苦不堪言。这次治河工程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开始。由于工程量浩大，朝廷征调了汴梁、大名以及庐州等地十七万军民负责工程的具体修建工作。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文关怀的政治动物之口。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不幸的是，他们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

果然，如史料记载，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治河工地上“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广大在工地的贫苦民工都渴望有救世主来拯救他们。终于，星星之火被擦燃，烈火刹那间腾空而起。

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的一个怪异发现。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的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与几年来流行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句童谣完全吻合。利用谶语的效应鼓动民众造反这种计谋，数百年屡试不爽，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历史是周而复始的转圈游戏，城头变幻大王旗。在人心浮动之际，这种不具有原创精神的游戏所带来的功效是那些堂皇说教的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动。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他们利用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大造声势，并暗暗地錾了一个石人埋于黄陵冈的当路处；同时精心策划，分派大批教徒混入民工，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一传十、十传百，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很快就闻风而动。加上督河官吏克扣修河经费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每个改旗易帜的时代，都会迎来一场令人疯狂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