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是中国历史上上演的真实故事。故事的每一次上演，几乎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整个社会也因此而陷入大动荡、大衰退……
从公元前221年第一个大一统“家天下”的秦朝建立，到1912年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2100多年。有研究者提出，这两千多年间，中国一共经历了26次改朝换代，有209位皇帝（指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的）轮番登场[1]。这些封建王朝的兴衰起伏，正如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中所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尽管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勃”“忽”不定，但其中肯定是有一些规律可以探寻的，兴有兴的理由，亡有亡的原因。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里所说的“常”，实际上就是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荀子接着具体地描述了他所发现的规律，他写道：“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生活在战国末期的荀子尚且能总结发现“天常”，我们通过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兴衰的研究当然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规律性。
我认为，深入探寻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不仅有利于深刻探究封建王朝的兴衰密码，而且有利于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因为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早在明朝末年，思想家王夫之曾指出：“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可以说，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起伏，早已一遍一遍地融入浩瀚的史学著作中而转化为中国人的知识、智慧、思想和经验了。中国人向来重作史、重读史，更重研究历史，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人们总是为“宗社之安危”与“民情之利病”所牵挂，都寄望着能够从沉淀的历史深处找到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良方。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及他写作《史记》的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时期的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通晓其中变化的奥妙；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目的是探讨历朝兴废之事，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这也正是我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初衷。
本拙作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研究”的最终成果。几年前，在设计本课题时，我正在撰写、修订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教材或专著，基于学科交叉的考虑，便选择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独特景象的王朝兴衰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快乐而收获的过程。虽然本课题研究已有系列论文公开发表，但我深知，这距离揭开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的谜底还相差很远，仍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在本拙作付梓之后，希望能对学术界深化王朝周期性兴衰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效用。
本研究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及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故择其要者，在这里对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必要的交代或说明：
一是对封建与封建王朝的内涵界定。
在中国浩瀚的文献中，以“封建”而成篇的文章当以柳宗元的《封建论》最为著名。柳宗元在文中写道：“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三层意思：一是封建是从周朝开始的。或许周朝之前已有“封建”，但却没有明晰的记载，而周朝的“封建”则是有充分史料证明的；二是封建的基本特征是“裂土田而瓜分之”，即实行分封制，裂土封国，授民授疆土，各个诸侯因之而“封邦建国”；三是分封是分等级的（一般是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各个分封诸侯都有尊王攘夷、朝贡拱卫的义务。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并不探讨“封建”的具体社会性质，但他对“封建”基本特征的描述则是非常切合“封建（主义）”的英文单词feudalism（即“封土”）的意思的。法国著名学者马克·布洛赫在其名著《封建社会》一书中认为，封建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采邑（即封地、封邑）和臣属制度[3]。
我国学者关于“封建”的内涵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非常多（众说纷纭，分歧巨大），虽然我个人也认同“封建”的核心要义是“封土”，但在本研究中所说的“封建”却丝毫没有“封土”的意思，仅仅遵从了国内主流说法（虽然是主流说法，但并非一定是正确的）而已。国内史学界主流说法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这其中又以战国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观点最为著名[4]），从秦朝直到清朝的历代王朝都属于封建社会，其中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直到19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得以终止[5]。这种说法当然包括了拙作所研究的从秦朝到清朝的整个时期。所以，本研究中的封建王朝，是特指从秦朝到清朝的各个“家天下”的中央专制集权王朝。
当代著名学者瞿同祖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指出：“殷代只是（封建社会的）酝酿时期，是兴云而未雨的时期，是形成的时期。到了周代，才以政治的方式大行封建，封建成为社会的中心组织，是大雨倾盆的时期，是完成的时期。”他又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有些方面已呈崩溃现象，但社会组织仍以封建制度为中心。……直到秦统一了天下，推翻了一切旧有的制度，才结束了封建社会。”[6]按照瞿先生的观点，中国的封建社会到秦朝统一天下后就已经结束了，中国最典型的封建社会是春秋战国之前的西周时期。对此，我也是十分认同的。
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申明的是：虽然将从秦朝直到清朝的历代王朝统称为“封建王朝”似乎有些词不达意，但这并不影响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理性思考。至于从秦朝到清朝的历代王朝究竟是什么性质，还有待学术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定性。
二是对家天下与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皇权制度）的理解。
关于家天下，学者们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异。
有的研究认为，所谓“家天下”，实际上是“天下为家”、“天下一家”，也就是“公天下”，就是要将天下之人整合为一个大家庭来加以治理。这类研究认为，在儒家的论述中，家被视为秩序的基础，“家天下”所要成就的不仅仅是王者之家，更是天下人之家。《礼运》强调：“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他们进而认为，明末的王夫之、近代初期的魏源等都是认同这种观点的。王夫之曾经指出：“王者以天下为家”，“王者家天下。有家也，而后天下家焉，非无家之谓也。”[7]魏源说：“天子家天下，诸侯家其国，庶人家其家。以家天下者而但家其家，则亡；以家其家者而为天下人人谋其家，则王。”[8]因此，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尊尊亲亲则犹是一家之治也，其使天下各尊其尊、各亲其亲，则非复一家之治也”[9]。持“家天下”为“公天下”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本质上任何一种政治体都不可能建立在“私天下”的基础上，以“私天下”解释“家天下”其实是一种严重误解[10]。
在本拙作中，我认为，所谓“家天下”，实质上就是皇帝一人的任意自由的“私天下”体制。中国历史上“家天下”观念及其制度形成得比较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有“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记载；在《诗经》中也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叙述。这些文字似乎支持西周就已经是家天下制国家了，但我认为，中国真正的家天下制是随着秦朝的建立而建立的。正如近代思想家严复所指出的：“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尔，乌有所谓长存者乎！”[11]
由于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皇家一家的天下，因而也就如影随形地形成了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即皇权制度）。皇权制度的核心是皇帝。专制集权的归属是皇帝。董仲舒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12]“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13]真可谓皇帝权力大而无边。
那么，中国的皇权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呢？张宏杰指出：“中国式的皇权大于人的想象力。据说，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所以，我们看到，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在中国，皇帝与他的臣民，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他饲喂的家禽的关系。皇帝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一样，天下臣民以何种手段谋生，如何穿衣戴帽，按何种样式建造自己的房屋，甚至如何思考，都得由他来决定。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14]皇权制度下，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系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反复折腾、动荡不安；皇帝人格分裂，天下则晨昏颠倒、变化无常……
两千多年封建王朝时期，或国富民丰、盛世乍现，或开疆拓土、万邦来朝，或腥风血雨、民不聊生，全系于当时的皇帝一身。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中国错过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错过一次次经济技术革命，全由皇权制度的自私、傲慢、专横和保守所致。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总结中国皇权政治体制的悲剧命运时指出：“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15]
三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虽然从历史学、政治学层面探讨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的著作、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了，但从经济学层面进行探讨的成果却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近些年来，尽管经济学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界）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国家兴衰颇有蔚然成风的趋势，如曼库尔·奥尔森[16]、道格拉斯·诺思[17]、阿夫纳·格雷夫[18]、德隆·阿西莫格鲁[19]等，但其中专门探讨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的研究成果却是凤毛麟角。
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被研究者们广泛而肆意地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提出了许多新颖而令人信服的观点，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有人将此现象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倘若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有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推进，即使真的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有何妨呢？！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横扫人文社会科学，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分析的理性与严谨。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可以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解释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问题。
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学的理论是蔚为壮观的。究竟选用何种经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与认识深度。借鉴西方经济学家们研究国家兴衰时所采用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最具有科学性、最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学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拙作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当然，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是极其丰富的，它具体包括心智成本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利益集团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博弈论分析方法等。研究发现，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制度中的人。既然是制度中人，那么每个人的行为甚至思想都是要受到制度影响或制约的。在封建王朝中，皇帝高高在上、权力无边，即便如此，皇帝的行为与思想也是受制于制度的。另一方面，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人之所以是有限理性的，主要是因为每个人获取的信息、知识等都是有限的，而且每个人所获取的信息和知识等的多少、真假都与当时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道格拉斯·诺思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0]由于受到制度的约束，所以，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人们就会对应地有什么样的行为，皇帝也不例外。所以，要想理解皇帝、臣民以及各个利益集团的种种行为，就必须了解分析当时的制度背景。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制度背景都已是尘埃落定的史实，通过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适用理论加以研究，就可以发现并概括出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的某些规律性特征。
理论是灰色的，学术研究之树长青。本拙作更多地偏好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是否有失偏颇，供方家批评指正！当然，我们更期望有更多的运用经济学其他理论或其他学科理论来加强对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问题的研究，从而推进王朝兴衰问题研究的持续深入，以打造出一个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的绚丽春天。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已持续数年，在此过程中，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有多位参与其中。多年来，我们不仅有十数篇论文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而且也撰写出了多篇高质量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本拙作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结果。所以，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与我一道研究一同成长的同学们！他们是杨林生、殷军、刘颜、李卉、赵施迪、靳振忠、刘冰镜、赵文静、陶秋兰、刘婷、方慧敏、刘怡雯、刘佳雯等同学。
关注本研究的还有我的老师们，他们是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张宪文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崔之清教授等，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们长期以来所给予的绵绵关心与鼓励！
[1] 张宏杰：《坐天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3页。
[2] 王夫之：《读通鉴论》第三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4页。
[3] [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1—292页。
[4] 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版，第126页。
[5] 于光远主编：《经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0页。
[6]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1—12页。
[7]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06、407页。
[8] 《魏源全集》第1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92页。
[9] 黄道周：《孝经集传》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10] 陈赟：《“家天下”还是“天下一家”——重审儒家秩序理想》，《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
[11] 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案语，《严复集》第四册，第948—949页。
[12]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立元神》，第207页。
[13]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王道》，第114页。
[14] 张宏杰：《坐天下》，第11页。
[15]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九，第90页。
[16] [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7] [美]道格拉斯·C.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18] [美]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郑江淮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19] [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
[20]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