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取与守不同术”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多次出巡，所到之处，往往刻石颂功。其中六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另有峄山刻石文字传世(2)。这些文字盛赞秦始皇即位后的各项文治武功，不仅涉及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更对秦统一后所采取的各项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其效果大加渲染，其间充满夸张誉美之词，并非对秦政的客观描述，但也反映出始皇君臣为治理这一庞大帝国而提出的预期目标，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方针政策。

这些刻辞中，以成文最晚的会稽刻辞内容最为完整。现抄录如下：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称。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3)

前四句说的是撰写刻辞的原因。其中“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说的是秦始皇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统一天下的功绩。对此，泰山刻石概括为“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4)，强调了法令的统一。琅邪刻石说得更清楚：“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5)

第五句以下是对秦朝统一天下的全部过程的描述，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其一，自“秦圣临国”至“遂起祸殃”，说的是秦始皇即位后，“定刑名”，“陈旧章”，“立恒常”，强化秦国法制。之罘刻石作“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6)。东观刻石作“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7)。这些措施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政治最为清明的国家。与此同时，六国之君却“贪戾傲猛”，“暴虐恣行”。之罘刻石作“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关东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盼望着秦之“大圣”前来拯救。

其二，“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一句，说的是秦灭六国，完成了军事和政治的统一，结束了六国的暴政。之罘刻石作：“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东观刻石作：“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碣石刻石作：“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峄山刻石作：“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8)

其三，自“圣德广密”至“嘉保太平”，说的是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法制，扬善除恶，移风易俗，从而实现了天下“太平”的目标。对此，泰山刻石曰：“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之罘刻石曰：“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东观刻石曰：“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碣石刻石曰：“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峄山刻石曰：“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琅邪刻石说得最为详细：“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富，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最后，“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一句，说的是“太平”局面巩固之后，始皇子孙只要坚持秦之法度，便可长治久安，二世、三世，以至无穷。泰山刻石作：“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东观刻石作：“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

案“太平”又作“泰平”、“大平”、“至平”等，是战国以来形成并被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庄子·天道》篇：“太平，治之至矣。”(9)《荀子·君道》篇：“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敌国不待服而诎，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谓至平。”(10)

前述第三阶段集中描述了始皇君臣心目中的“太平”景象。其中除了天下一统、百姓安居乐业之外，更有朝廷“端平法度”、“匡饬异俗”，而百姓“欢欣奉教”、“皆遵度轨”的一面。上古社会，部落林立，风俗各异。及至战国时代，“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11)，仍存在若干文化区，其影响延及秦汉(12)。吕思勉先生指出：“自分立进于统一，各地方之风气，必自异而渐即于同，此同化之实也。”(13)统一的管理需要统一的文化。因而移风易俗是秦统一全国后所面临的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任务(14)。事实告诉我们，秦朝在第二阶段获得巨大成功，但在第三阶段没能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统一战争，二十八年便扬言天下太平，于是东巡郡县，登封泰山，刻石颂功，求仙人不死之药。秦始皇下令坑儒时说，“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即指上述举动而言。但实际上，始皇君臣都知道天下并未太平。三十四年，李斯建议焚书时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始皇坑儒，太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巡行郡县，除了粉饰太平之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向东方臣民显示威力。秦二世曾说：“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现在他即位了，“黔首未集附”，“不巡行，即见弱”，于是也学其父的样子，东行郡县，刻石颂功(15)。刻石所言“大治濯俗，天下承风”，“黔首修洁，人乐同则”，“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云云，只是始皇君臣希望见到却没能见到的“太平”景象。第三阶段的任务既未完成，第四阶段当然也就没有出现。相反，人们看到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惨剧。

秦朝为什么没能完成第三阶段的任务？对这一问题，汉初诸儒进行过分析。《史记》卷九七《陆贾列传》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第2699页）

这是汉朝建立后，第一次对秦朝灭亡原因做系统总结。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逆取顺守”之说。“逆取”谓以武力取天下，“顺守”谓以文德守天下。古者兵、刑不分，用“武”便是“任刑法”。秦政的特点是“任刑法”，而秦之“所以失天下”，在陆贾看来，不是由于“并天下”以前“任刑法”，而是由于“已并天下”之后“任刑法不变”。他还断言，如果秦统一天下之后，偃武而兴文，“行仁义，法先圣”，就不会发生二世而亡的惨剧，也就不会有汉朝的建立。由此看来，陆贾对励行法治的秦政并非一概否定，而是将未并天下之前和已并天下之后区分开来。未并天下之前“任刑法”无可厚非，近乎汤武之“逆取”。已并天下之后继续“任刑法”，则违背了汤武“顺守”的原则，是秦朝统治不能长久的真正原因。

今本《新语·无为》篇对秦统一后的政策有一段概括的评述，其辞曰：“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此数事应当就是陆贾所说“秦任刑法不变”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些做法何以导致秦朝灭亡？《无为》篇接着说：“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16)言语间颇有些道家意味、长者风度。与陆贾同时的叔孙通则对刘邦说：“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17)同样只是对秦以“刑法”守天下持否定态度，主张用儒术取而代之。

其后，贾谊作《过秦论》曰：“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以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而秦朝之所以亡，是因为“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18)。末句，太史公引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19)，文意较足。其意与陆贾“逆取顺守”之说完全相同，只是在说到“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的具体内容时，指责秦始皇非但不偃武兴文，反而变本加厉，“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字里行间多了几分儒生的义愤。及至董仲舒批评秦政之失，既无“逆取顺守”之说，亦无统一前后之分，直曰：“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又曰：先王皆以仁义治天下，“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20)。又曰：秦之“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21)。不仅义愤填膺，且多夸张之辞。所谓“独不能改”不是不改“逆取”之术，而是继承周末乱政并将其推向极端。这里，秦的“取”、“守”之术都被否定了。

汉初诸儒总结秦政得失，皆以成败论英雄。然而，秦自孝公以来厉行法治、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天下，即使以成败论，这一成就也是无法否定的。秦政之失不在“取”，而在“守”。在这一点上，陆贾的看法较为客观，较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应与他生当秦汉之际，亲身经历过秦朝的统治，且亲眼目睹了秦亡汉兴的全过程有关。而对贾谊、董仲舒来说，秦政已是传闻中事，难免添枝加叶，掺入越来越多的感情色彩。但在秦朝已并天下之后继续“任刑法”这一问题上，陆贾之说也很笼统，未做更具体的分析。事实上，秦所以未能“守”住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主要原因在于用武力手段完成了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之后，未能成功地用法律手段实现文化的统一或整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