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联产责任制[6]

最近一个月，我们从淮北平原到江淮丘陵以及皖西、皖南山区访问，看到农村经济活跃，一派生机勃勃；广大社员和基层干部劲头十足，对发展生产充满信心。村村镇镇议论责任制，赞扬责任制的好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联产责任制是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极为有效的管理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深得人心，势在必行。

“老观陈”遇到新问题

我们访问了一些著名的先进生产大队，看到两种情况。有的先进大队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生产条件有所改变，有一套较好的管理方法，产量较高。但是，前些年受到极“左”路线严重的干扰破坏，搞“穷过渡”，记“大概工”，生产瞎指挥，农田基本建设光图好看，追求形式，不从实际出发，办了一些违背群众愿望、侵犯群众利益的蠢事，结果国家投资不小，生产并没有真正上去，社员没有得到实惠，失去了原先的光彩。与之相反，另外一些先进大队，抵制极“左”路线，明里暗里继续分组作业，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坚持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结果生产不断上升，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和发展，群众生活随着也逐步提高，仍然是人们心目中闪光的红星。全椒县的老观陈大队就是一个。这个大队1970年纠正了“大概工”，改为大队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的责任制，即包产量、包工分、包费用，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生产队对社员采用底分活评、定额记工、小段包工、责任到人相结合的管理方法，生产不断发展，粮食产量年年提高，从1968年到1978年10年中，总产由165万斤增加到330.7万斤，亩产上升到1636斤。对国家贡献愈来愈多，人均提供商品粮998斤，1978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52万斤，等于征购任务的3.9倍。提供的皮棉、油脂、生猪等，也都名列前茅。这个大队有中、小型电灌站7座，轧花厂、油坊、农机修理厂、航运组、窑厂、粮食加工厂等队办企业，全年可收入10万余元。社员去年人均收入230.65元，每个劳动力平均收入576.64元。看电影、看病实行免费，多数社员盖了新瓦房。

前不几天，我们去访问这个“老先进”，出乎意料地发现，党支书和大队长都不愿多讲本队的成绩，颇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县里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个“老先进”现在遇到了新问题。10年来他们在全县生产队中一直挂头牌，别的队也感到有点望尘莫及，他们的先进地位似乎稳如泰山。可是这半年来情况大变，县里许多生产条件远不及他们的生产队，今年夏粮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秋季作物的长势，也不比他们差。他们算过账，有的生产队由于按劳分配的政策比他们贯彻得更好，今年社员的实际收入可能超过他们。同他们地接田连的南屏大队，已经公开挑战，要在短期内赶过他们。老观陈大队的干部感到形势逼人，有点坐不住了。在交谈中，我们着重询问今年生产进展的情况，他们回答起来心不在焉，却一个劲儿地反问如何改进生产责任制的办法。显然尽管他们基础好，底子厚，生产和分配的水平较高，但周围的一些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以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更高，前进的步伐更快，他们已面临着如果不加倍努力就可能落后的逼人形势。

在离开老观陈大队的时候，我们顺路看了南屏大队的小圩生产队，那里果然是一派突飞猛进、后来居上的景象。晚稻比老观陈的更稠密、更茁壮，田间大路两旁新栽的水杉成排成行，回头看看老观陈的杨树，不免显得略有逊色。公社的同志说，小圩原来是县里一个著名的落后队，10年来粮食总产量一直在15万斤左右徘徊。今年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以后，可猛增到25万斤左右。这个队过去上地一窝蜂，干活“大呼隆”，评工闹哄哄。现在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包工、包产到两个作业组，两组之间你追我赶，互相竞赛，出现了一股不超过老观陈誓不罢休的劲头。在我们经过的许多地方，类似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据滁县地区统计，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今年夏粮增长的幅度平均达60%，而不联系产量的，一般只增长30%左右。许多事实证明，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队，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比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可以说是一副灵丹妙药。不少“老大难”生产队一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一季就翻了身。多年来各级党委派大量工作队费九牛二虎之力难以解决的落后队问题，今年在贯彻联系产量责任制的过程中，开始得到解决。这是安徽省当前农村形势一个突出的特点。

从凤阳得到的启示

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在访问过程中逐步深化的。

在凤阳，就是人们很熟悉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这个县，我们访问了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这个队1955年合作化时，有26户、127口人、12头耕牛，粮食总产达18万斤，人均产粮1400多斤。以后经过“刮五风”和林彪、“四人帮”“左”的错误两次大摧残，搞高指标、高征购、穷过渡，硬把它同邻近的村庄并队。并了又分，分了又并，先后变了6次。变一次生产力遭到一次破坏。公房盖了扒、扒了盖，耕牛死的死、卖的卖。特别是前些年成天批家庭副业，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鼓吹什么“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斗“暴发户”，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得干部寒了心，群众散了心。最困难的一年社员外流竟达61人。到1977年，全村仅剩下10户、68口人、3头牛，土地大片荒芜。粮食产量降到3万斤，变成一个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回销，连种子、牛草都要靠国家供应的“五保队”。今年春天县委在这个村宣传三中全会精神，批判“左”的错误，落实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经群众讨论划分成3个作业组，实行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队对组定劳力、定土地、定耕牛和农具，组向队包计划、包征购、包积累、包提留。这个办法使集体生产的好坏、产量的高低同社员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因而把社员的心拴住了，一些外流的社员也回队种田了。今年这个队小麦大丰收，总产量达到4.2万斤，多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6700斤小麦。

我们看到这个队仍然有不少尚待修整的破旧土屋，室内除了几张木床和堆放着的粮食以外，其他几乎空无所有，有一家锅就露天支在门外。男女社员们见到我们就围拢过来，一位老太太忙着喊孩子们去找坐的，找来找去只寻到4个小木墩。十几年前还是好端端一个生产队竟被极“左”路线破坏到这种地步，怎能不使人感到愤慨！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同时也感到羞愧，30年了，我们有些地方还没有使农民群众摆脱穷困的折磨。中国的农民不仅无比勤劳，而且无比宽厚，他们并没有诉怨叫苦，而是满怀感激之情，向我们讲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支援。这两年政府给他们安上了新门窗，人人有了睡觉的木床，还贷款帮他们买了6头耕牛。副队长杨宗勤一家7口，妻子患病，只他自己和一个大孩子能劳动，但今年的小麦丰收使他信心百倍地面对着未来。他说：“只要能保证两干一稀，夏有单衣，冬有棉衣，明年一定能打更多的粮食，决不会再有人外流。”听，这就是一部分困难穷队的迫切要求和强烈呼声。他和会计严立士在座谈中讲了包产到组的三大好处：一是看得见，摸得着，真正能多劳多得。过去记“大概工”，吃大锅饭，干活不讲质量，你混我也混，“只要千分，不顾千斤”，每年劳动究竟能分多少，心里没有底，干着没有劲。现在包产到组，摊子小，人数少，任务明确，种多少，收多少，上缴多少，自己能得多少，心里清清楚楚。这样一来滑头鬼再也讨不了巧，老实人再也吃不了亏，大家有劲头、有奔头。二是队里有自主权。过去这里没有水，硬叫种水稻，年年白费劲。现在包产到组，可以自己作主。我们这里的地肯长小麦、长高粱，就多种小麦和高粱，因地制宜，费劲较小，打的粮还多。三是工效高了。包产到了组，干好干坏同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谁肯不卖劲干！现在上地不用叫喊，两个人一天干的活比过去一堆人几天干的活还多。集体活干完，还有时间种自留地，搞家庭副业，今年自留地上种的花生，平均每户能收100多斤。四是责任心强了，操心的人多了。过去牲口糟蹋庄稼，队长不说话没有人管，现在你试试……会计的这句话还没说完，一位抱着小孙孙的老太太插话了，她指着村边的地说：“有我们哩！牲口要管，鸡鸭要管，小孩也要管，村边的庄稼，摸都不准他们摸一下！”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暮色苍茫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小村庄，看到了一排排像小土岗似的沤粪堆；一群群相互追逐、咯咯乱叫的雏鸡正寻找鸡窝；一条条毛色光润、肥胖滚圆的黄牛也回村来了。房屋虽然破旧，但已不是一年前那种满目凄凉的样子了。这个几经曲折、备受摧残的小村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集体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组织的大小，必须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前提；过于大了反而会破坏农业生产力，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在不少地方，又特别喜欢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适应生产力当前的水平，才能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促进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过去受“左”的错误影响，不管什么地方，都片面地强调以“大”为好，以“大”为荣，似乎愈大愈显示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程度也就愈高，结果脱离实际，违背客观的经济规律，不仅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大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这个苦头实在吃够了，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前王生产队被破坏得如此严重，这一点也许有特殊性。但它经历的曲折道路，遭到的两次大摧残，在安徽全省，特别在定（远）、凤（阳）、嘉（山）地区，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凤阳十年九荒，大量外流，是否从明初开始，暂且不说。但我们看到，凤阳是个丘陵区，地势北低南高，北部沿淮河，特别怕涝，南部是岗丘，又特别怕旱，下雨有灾，不下雨更有灾。在封建时代，小农经济无力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只好“身背花鼓走四方”。在社会主义时代，如果还要说那里的农民外流是老习惯，显然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诬蔑。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本来早该得到解决，只是因为“左”的错误的干扰破坏，至今尚未妥善解决。凤阳全县有一半公社长期低产落后，年年吃回销粮，年年有人外流。去年大旱，灾情严重，许多人担心今年外流的人数更会增加。实际情况同这种预料相反，今年外流的人特别少，群众情绪稳定。今年凤阳小麦获得丰收，原因固然很多，但决定性的一条，是县委解放思想，从年初开始，就在全县范围内积极地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大包干式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实行这种办法的，到目前已占到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5%以上了。大包干是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它责任明确，比较简便易行，深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已经实行的喜气洋洋，没有实行的热情向往，积极准备秋后实行。大包干使落后队发生巨变，而大批落后社队的飞跃变化，又使整个凤阳县出现了巨变。在大灾之后几乎没有人外流，从今年起，全县开始不再要国家的返销粮了。凤阳县的巨变使我们得到启示，就是在主要依靠牲畜耕作和手工劳动的情况下，农民积极性高低是农业生产发展快慢的决定性因素，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基本劳动组织规模小一些，更能充分发挥人力、物力、地力的作用，显示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实践证明，劳动组织的形式和规模，不能千篇一律。哪一种劳动组织形式最适合当地的情况，最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最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是最好的形式。

生产关系的调整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以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按劳分配为中心内容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规定[7]下达后，全省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欢欣鼓舞。在贯彻“六条”的过程中，一些生产队根据群众意见，试行了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责任制。这个办法把生产队集体生产的成果和社员个人物质利益联系起来了，把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统一起来了，超产奖励，使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分配上直接表现出来，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在当时，对于正在盛行生产作业上的“大呼隆”、劳动计酬上的“大概工”的框框是一个突破。在省委的支持下，许多生产队纷纷起来踢开老框框，采用新办法。群众反映：“这样搞法，才是真社会主义哩！”“我们有干头，有盼头了！”

但是多年来“左”的错误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把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当作右的东西来砍，其流毒和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今年年初，当社会上刮起一阵反对三中全会精神歪风的时候，一些人便叫嚷联系产量的责任制“错了”“右了”“方向道路上有问题”，一度曾引起过思想上的混乱。有人问一些县的领导同志：“你们支持这样搞，减了产怎么办？”有的同志动摇了，有的同志却坚定地回答：“如果因为搞联系产量责任制减了产，我自己请求撤职。”颍上县有的公社书记动摇了，去问县委书记怎么办？县委书记说：“省委没有说我们错。”公社书记出了口长气，又说：“我们就怕你们变。”县委书记说：“我们不变，就怕你们变。”就这样，颍上县在全县范围内把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推行开了。

在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试行阶段，有些同志持怀疑、观望的态度，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此应具体分析。他们中大部分人对农村情况不大熟悉，听到一些议论，感到不无道理，就跟着人云亦云起来。今年麦收期间，安徽省委曾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帮助工作。许多同志不仅亲自看到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种种好处，而且了解到土地、耕牛、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只是分给作业组管理使用，所有权仍归生产队，所有制的性质并没有变。包产到组，由各组保证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生产队还从作业组提取各种应提的费用和公共积累，随着生产发展，公共积累越来越多，集体经济只会壮大不会削弱。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机关里成天同文件打交道，在识别真假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比农民差了一大截子。”舆论为之一变。他们已成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积极的支持者和热情的宣传者。

当然，也有极少数同志，明知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前些年政策多变，他们怕担风险，心有余悸。“丢了纲、心发慌”。有的关心自己的乌纱帽比关心群众的利益更重，见中央对此还没有说话，就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不敢也不愿表示支持。当中央肯定了这种办法以后，他们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来了。

还有一种情况，某些在城镇领工资，家属在农村的同志，因为生产队实行这种办法，真正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了，他们的家属一般劳力较少、较弱，从生产队分得的东西也就少了些，总觉得不如原先的“大概工”好。今年夏季以后，许多生产队把工副业和多种经营抓起来了，弱劳力、半劳力也可以尽其能，得其所，实际收入并不比从前少，随之他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是，直到现在，仍有些人对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发出种种非议和责难，攻击它是“倒退”“复辟”。这些人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固执呢？在访问中，我们就这个问题同许多做农村实际工作的同志进行了探讨。多数同志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颍上县的同志说，近十年来，有一些生产搞得好的生产队，其实早就实行着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群众看到那些把持着生产队领导权的“二流子”，不但不参加劳动，还骑在群众头上耀武扬威，大吃大喝，群众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的成果有相当大一部分被他们挥霍掉了，社员收入不能兑现，心里早就憋满了气，盼望有这么一天能摆脱掉他们。正是这些“二流子”干部，最反对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他们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失误，统统归罪于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恨不得一开始就把它全部砍掉。

颍上县的同志同我们讲了一些很能启发人思考问题的事例。运河公社汪塘大队长平常爱吃吃喝喝，不参加劳动，好训斥社员，分作业组时，说什么大家也都不肯要他。姜店公社官路陈大队党支书也有这类毛病，他认真作了检讨，公社又向群众做了工作，群众才允许他参加到一个作业组去。花园公社上庄生产队长，从1958年起就当干部，以往东跑西转，催种催收，很少参加劳动，在分作业组后的几个月里，他参加劳动比十来年的总数还多。在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地方，基层干部想贪污浪费不那么容易了，多吃多占搞特权也不那么容易了，耍滑头不认真参加劳动不行了，训斥社员更是不行了。在那些“二流子”掌权的生产队，群众强烈要求包产到组，原因之一就是要架空“二流子”干部，也可以说群众是用经济手段把他们搞特殊化、不劳而获的毛病改了。这些人反对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奇怪的是有些领导同志，在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好处已经如此明显的时候，仍然站在那些人一边，支持他们抵制和攻击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什么群众的呼声、实践的呼声，统统当作耳旁风。这能说不是“左”的流毒的表现吗？

颍上县十八里铺公社前坡生产队队长杨维端，作风正派，办事公道，领导生产又有经验，划作业组时，群众都争着要和他在一起，互不相让。没有办法，最后大家说不要分了，农业生产继续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另外成立了一个牧业组，一个副业组，由队里直接领导。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对基层干部实际上是一个鉴定，谁好谁差，谁受群众拥护，一下就分出来了。有助于领导更全面地了解基层干部，也有助于促进基层干部改进作风，更有助于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使生产队有充分根据来抵制一些人的瞎指挥，卡住那些劳民伤财的蠢事，有利于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生产责任制？为什么不少地方又特别喜欢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什么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对改变落后队能有如此显著的效果？把这一系列问题联系起来，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不仅仅是一个劳动组织或分配方法问题，实质上是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按说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主人是社员群众，但是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生产队无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社员不能管理生产队的事，实际上社员群众没有当家作主。实行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得到改善，在生产中人同人的关系得到一定的调整，生产关系不但比以前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能够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了。它的深远意义，很值得进一步深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目前，安徽省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约占1/3。由于它显示了许多好处，秋后可能有更多的生产队将要采取这种形式。省委始终强调，推行责任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走群众路线，因地制宜，适合采取什么形式就采取什么形式，不要“一刀切”，不要只搞联系产量责任制这一种形式。切忌把成功的经验变成框子，束缚群众的手脚。省委领导同志多次讲，在一个县、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大队范围内，只要符合群众意愿，能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可以几种形式同时存在，各显神通，让群众在实践中比较，经过一段实践，再由群众鉴别、选择。

当涂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安徽是比较高的。全县有拖拉机3000多台，县、社两级工业的产值已超过农业总产值。全县平均亩产在1200斤以上，人均收入130多元，去年提供的商品粮达到两亿斤。这个县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不到4%，96%的生产队采取的是分组作业、定额记工的办法。县委经过调查研究，决定让这些生产队继续采取这种形式，工作重点放在总结经验，进一步搞好按劳分配。省委和地委支持他们这样做。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提倡。

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和其他形式的责任制，只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都可以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但是，并不是有了责任制按劳分配的问题就都解决了。特别是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是一种新办法，由于群众拥护，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不可能一下把工作做得很细，难免存在一些问题，甚至出现某些偏差。9月份以来，全省各地区对责任制问题都进行了一些典型调查，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农业生产的责任制就会逐步完善起来。

过去有些人在生产组织问题上以“大”为荣，认为愈大愈好，现在反过来又以小为荣，似乎愈小愈好，这都是不对的。生产队应当既抓粮食、又抓多种经营，合理利用提高工效后腾出来的劳动力，根据当地条件，组织林、牧、副、渔各种作业组，既有专搞粮食的作业组，又有其他方面的作业组。这样，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就能进一步加强，责任制就可以推广到各个方面，农业生产就能逐步专业化，发展得更快，社员收入更多，公共积累也更多，生产队这个“基础”就会更为加强，整个农业生产可以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更加繁荣。看来这是个发展方向，也是个关键环节。抓住这个环节，一切就可以活起来。这方面现在只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有待于今后努力实践，继续探索。

（197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