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三

我国农村改革中，有一些贡献突出、经得起时光淘洗、受人敬重的人物，其中就有吴象。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他是在万里主政安徽，刚冲破“左”的束缚，支持农民联产计酬、肥西包产到户、凤阳大包干，打开改革的突破口，却要顶住巨大政治压力的艰难突围之际，被万里从山西挖到安徽，辅佐其推进改革的。他深入农村调研，参加政策制定，发表论争文章，反映农民的呼声和探索创造、贫困地区由土地家庭承包发生的历史转折、改革的纵深推进。农村改革波澜壮阔，在中央和地方领导、政策理论界与农民群众的互动中，吴象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时值农村改革40周年，“三农”仍是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深化改革、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之际，《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出版了。该书收入他1979年至2007年的文章、讲话104篇，是从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6部专著和报刊发表的240多篇文章中选出的。这是我国新时期党领导农民群众解放思想，解决体制问题，探索合乎中国实际的农业农村发展路子，实现政策、制度、理论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录和经验总结，也是认识国情和发展规律，有助思想自醒、鉴往知来的文献。

一

吴象和他农村改革中的文章受重视，与两个特点有关。

一是走在时代前列，经受多种考验，阅历深厚。他是三八式老革命，经历了党领导农民主力军，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三座大山”的过程；又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改革者，尊重农民对土地家庭承包的选择，由“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走向现代化发展，有对中国变革的长期观察、体验、比较和思考。

吴象1922年生于徽商、徽文化之乡休宁县一个小山村，在学校十三四岁参加进步活动，1938年十六岁，还在南京上中学，就瞒着家人跑到延安，不久成为抗大教员，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抗大分校。经历过日本侵略者大扫荡的考验，也做过军队及地方工作、新华社战地记者，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解放战争中仍是记者，既写为保卫土地改革成果而参军的战士，也在前线指挥部采访过刘邓首长，参加过土地改革。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他长期担任《山西日报》总编、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文革”初调入《北京日报》任副总编，很快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因他对学大寨某些做法有看法，被揪到山西批斗。

1977年农村改革在万里领导下的安徽迈开第一步。万里与吴象并不认识，经别人推荐，于1979年夏调吴象到安徽，使之结束被批判的日子，担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头两个月，他和省农委的同志跑淮北、皖东、皖西、皖南农村，知道过去的“左”倾错误，把正确的农村政策当右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批，搞瞎指挥、平均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农民没有积极性，不得温饱，甚至外出讨饭。省委为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放宽政策，于是农民从下面搞起联系产量责任制，使农村面貌开始改变。他的调查报告，写出农民的喜悦与忧愁、写出农民为什么喜欢联产责任制，很快成为万里推进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搞调查，写万里讲话，参与决策，陪万里考察肥西县包产到户、小岗村包干到户，参与1980年1月省委农业会议，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责任制。

1980年3月万里到中央书记处，主管农村工作，但包产到户受到多方面的反对，斗争激烈。吴象随后进京，为万里办公室首要人员。他同时任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负责农村政策研究；1982年调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央书记处农研室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任副主任，而辅助万里推进农村改革是其第一位的工作。1995年离休后，他继续调研，参与改革，同时总结改革，编辑《万里文选》，回顾记述农村改革和中央领导决策的历程。

二是农村改革中他的活动上到中央决策层，下到民间，左右有新老政策、理论研究高参、专家，一身多任，领域宽广。

其一，他长期是农村改革开路先锋、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万里同志的得力助手，万里办公室人员无出其右者。他亲历安徽农村改革、中央一个个政策决策的过程，在多环节发挥作用，还每个阶段都做了形势、问题和趋势分析，以及回顾、总结，最能把改革重大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其二，他是中央政策研究决策机构的领导骨干。他在位高权重的领导人身边，但不愿做行政高官，只做政策咨询机构的领导者。在中央农研室，他与大家一起，每年下去一两个月调查，上来交流讨论，参与文件制定，主持起草万里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其三，他是下基层调研的记者、研究人员，躬身访问农民、县乡干部。其四，他是“三农”专家、经济学家，与于光远、吴明喻、林子力等共同探讨，也亲近中国农村发展组、农村发展所的年轻人，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信息、见解，成忘年交。他的文章平实，谁都看得懂，又底蕴深厚，抓住要害，观点鲜明，绝不犹豫、退让。

吴象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坚持调查研究，倾听农民呼声，尊重群众创造，参与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的制定，见证决策过程，解读重大政策，支持家庭承包制改革，持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推动改革发展前行。同时，他是专家，持续进行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和理论研究。如于光远所说，吴象的著作“不是一般学者写学术著作，而是一个有着亲身经历的改革者的历史记录。它提供了完全可信的史实，反映了这个时期农村改革曲折的历程和复杂的矛盾，分析了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和面临的问题。”吴象先后出版《我国农村伟大希望之所在》（1984）、《中国农村改革》（1986）、《农村改革与农村商品经济》（1988）、《阳关道与独木桥》（1990）、《从昔阳到凤阳》（1991）、《再谈农村改革与发展》（1997），《农村问题漫谈》（1999）、《中国农村改革实录》（2001）、《重温人民公社》（2006）等著作，在报纸杂志发表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这些著作在农村改革进程中发挥了作用，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过程的真实记录和宝贵史料，是对改革发展社会环境、内在规律、体制机制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探索。

二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1979—1990年的文章，重点为农业包产（包干）到户家庭承包制的由来，冲破阻力在绝大多数农村实行，取代人民公社制度的变革；在家庭承包搞活农业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改革流通体制，专业户、乡镇企业、沿海外向型经济多元发展；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1990—2007年的文章，涉及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经营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农业保护；继乡镇企业之后，农民流动就业，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改革开放；城乡关系变化；探讨农村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发展路子、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建设等基本问题。

（一）尊重农民选择，从土地家庭承包的独木桥走上改革开放的阳关道

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吴象1979—1984年的文章，先是支持农民突破生产队体制，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1979年秋，他到淮北、皖东调查，看到省委农村《六条》打破禁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强调按劳分配与责任制，恢复自留地，在放宽政策的氛围下，一些地方农民为改变生产队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搞起包产到组，计酬分配与农业产量相联系，调动了积极性，穷队一年变样，农民由忧愁变为喜悦。吴象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喜悦与忧愁》《农民为什么喜欢联产责任制》的文章。其中较早报道凤阳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到组）”前后的变化，说大包干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责任明确，简便易行，农民拥护。大包干后大批落后社队发生巨变，凤阳出现历史性的转折，全县开始不再向国家要返销粮了。“这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变革。农民积极性高低是农业生产发展快慢的决定性因素，哪一种劳动组织形式最适合当地的情况，最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最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是最好的形式”。吴象报告里有一段话，赞赏利辛县小王庄回乡知青王春林带领农民科学种田，粮食产量成倍提高的情况，万里阅后很快去当地查看，随即指示省直部门调查，既抓政策又抓科学。

接着是支持双包到户。万里和安徽省委大胆支持肥西包产到户、凤阳小岗包干到户，1980年1月在省委会议上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责任制。这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围绕双包到户的斗争日趋激烈。这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全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会上安徽代表根据省委农业会议精神，重点讲包产到户使贫穷社队发生巨变，应承认它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但会议强调，责任制与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已经搞了的，要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会后国家农委主办的权威刊物《农村工作通讯》二三月连续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文章，向到中央书记处分管农村工作、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万里发难。同时，安徽新上任的省委负责人到北京找人“摸底”，回安徽就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是机会主义。为回答这些挑战，吴象、张广友按照万里摆事实、讲道理的要求，写出《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万里希望文章送安徽以省农委名义在《安徽日报》发表，但安徽新省委负责人说省农委对文章有不同看法，不便在《安徽日报》发表。后来该文4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不是倒退。从“大呼隆”劳动、评工记分，到承包到组、到人，联产计酬，是向按劳分配、调动群众积极性、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前进。“包产制的责任到人”——包产到户，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包产制说成单干风，这是不对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包产制都不同于分田单干”，而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文章主张，为使穷队迅速改变面貌，不仅可以包产到组，只要群众强烈要求，责任到人也可以允许。4月安徽省委召开芜湖会议，吴象、张广友参加。会上省委主要负责人批包产到户是“单干风”，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如果户比组、比队优越，那社会主义怎么干呢？有些人实际是搞机会主义。还针对吴象等人说，有的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强词夺理，硬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迟早有一天要算他们的账。吴象、张广友回京向万里说了会议情况，万里让他们把在安徽了解的农村实际情况写出来。他们写了8篇内部报道，主要反映肥西包产到户、凤阳大包干的情况，5月下旬连续刊出，每天早晨送邓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31日小平发表看法，支持安徽肥西、凤阳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

对全国包产到户影响最大的文章是《阳关道与独木桥》。当时万里给胡耀邦同志说，农民要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但不符合中央决议，要改变这种情况，他建议开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1980年9月，中央就农业责任制问题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上对包产到户争论激烈。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支持搞包产到户，针对反对意见，他说了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吴象的文章以这句话为标题，以中央75号文件为背景，中心是论述包产到户。他分析包产到户的由来，是“左”倾错误脱离生产力水平变动生产关系，孕育了公社化、共产风，以及瞎指挥、平均主义，挫伤农民积极性。贫困地区的农民更难以忍受，但仍在社会主义许可的范围内，寻找摆脱困境的突破口，这就是包产到户的由来；分析包产到户的利弊、效果、性质，不是分田单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集体农业的一种责任制。文章高屋建瓴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如果讲这话的人，是因当地的情况所限，那倒颇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他不盲目追随别人，而敢于从实际出发，去闯自己的路。”当时中央75号文件还是“切三刀”，将包产到户限制在少数贫困地区，该文却重点讲包产到户，有理有据，澄清有关包产到户的大是非，在全国影响很大，推动了改革。

让包产到户冲破阻力、存在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群众实践。《历史的转折——皖、豫、鲁农村见闻》就是借力群众，推动改革。1980年底，吴象和李千峰、张广友受万里要求，到皖、豫、鲁三省几个地区调查，所写五篇报道，用事实告诉人们，这些地区农村大部分实行了包干到户，一举扫除大呼隆、大锅饭、瞎指挥等弊端，农民发挥了积极性，粮棉油等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农民手里的粮食显著增多，赶走饥饿，实现温饱，发生了历史的转折。包产到户在实践中显示了威力，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又推动农村包产到户的发展变革。人们说群众是责任越具体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方法越简便越好。

（二）立足家庭承包经营发展商品经济、专业户、联合体、乡镇企业和多种经济成分

1984—1988年的文章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完成，下一步农村改革发展，是由自给半自给经济转向发展商品经济，要使农村经济的具体形式与此相适应。

他分析，在家庭承包自主经营，提高劳动效率，发展农业解决温饱基础上，农户有了剩余的劳力、资金和农产品原料，农民就凭借这些资源，开辟新生产门路，由单一粮食农业向多种经营转变，由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于是，专业户、联合体、专业市场、多种成分的乡镇企业、进小城镇经商办企业等纷纷涌现。

吴象对农民调整结构、发展商品经济创造的新事物，如河北的家庭工业专业生产和专业市场，温州经济、珠三角“三来一补”和外向型经济、农村旅游业，都及早关注，做过深入调研；对走在商品经济前头的个体私营企业及雇工，农民的商业、农村金融，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小城镇和新的城乡关系，都有专门研究。

当时专业户、乡镇企业被加上“资本主义”、以小挤大、影响计划经济等罪名，他以事实为依据予以驳斥，肯定其是农民群众勤劳致富的先行者，促进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就业增收，是跟随党进行农村改革的积极分子。正确对待农民，就要正确对待先富裕起来的这部分农民和农民企业家。要适应新形势推进县级综合改革和城乡改革。他还在综合分析党领导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进行家庭承包制改革，搞好商品流通，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等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有计划商品经济等基本特征，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农村发展路子，做理论上的探讨。

（三）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取向深化农村改革

吴象和许多改革者一样，关心农民、农村发展，是和关心整个国家发展和进步连在一起的。1989年我国改革遇到国内外新的复杂情况：一是曾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等问题，中央有针对性的提出治理整顿。但有人认为，问题是改革带来的，要解决问题就要回到计划经济的集中控制；二是发生“六四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有人认为改革走偏了，把包干到户、乡镇企业、发展商品经济，仍视为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异己力量。吴象在风云变幻中不改初衷，著文说，事实是吃大锅饭、排斥商品经济，只能是普遍贫穷、假大空的社会主义。改革、纠正“左”倾错误，发展商品经济，城乡才发生根本改变。苏东剧变，中国能稳住，就因为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使群众得到了利益，政府得到了群众拥护。“一些问题是由改革不配套、不彻底造成的，要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治理整顿要服务于改革开放这个总方针、总政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大局定调，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方向。宝贵的是，吴象记述了万里就小平南方谈话做的讲话，总结革命、改革历史经验，阐明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发展市场经济等基本思想。

对改革发展，他调查了山东、广东、安徽等地组织城乡商品经济大合唱、搞家庭承包制配套改革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他提出家庭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后，要搞好农村的政权组织、社区组织、经济组织建设，社区组织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经济组织以股份合作制为引领。宏观上他提出城乡二元体制的问题，不仅乡镇企业不是异己力量，要发展，还要正确对待农民进城的“民工潮”。“中国的任何大的事情，都离不开农民。只有解决了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后农民的问题，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钥匙。”

（四）把农村改革经验归结为最主要是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权利

1995—2007年，吴象年过七旬，继续到山西、云南、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农村农民新的实践创造，参加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等民间社团活动，在《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关于农村小康建设的评论等。同时，他和曹志、王郁昭1993年10月一起建议中央编辑《万里文选》，自那时起，就把重点逐步转到总结引来千年变局的农村改革历史经验。总结以三种方式展开。

——编辑《万里文选》。1993年底中央作出编辑《万里文选》的决定，吴象是编辑组副组长，负责编务，别人整理后，再交他审改，由他送万里审定。三年编辑过程，是他回顾农村改革，重温万里论述，从理论、政策、观点、方法上进一步认识改革的过程。他介绍《万里文选》的文章，以编辑组名义刊于《人民日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发生了历史的转折，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废止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开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变革，推动着现代化发展。万里同志对推进和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打开改革的突破口，做出了卓越贡献”。贯穿《万里文选》的，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吴象在读《万里文选》关于安徽农村改革部分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正确对待农民》中说，万里提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过去“左”的政策、办法，损害了农民的权利，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不可能搞好。种田的没有饭吃，最终谁也休想吃饱饭。农民要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为增产增收，是对“左”的政策的反动。正是从实际出发，讲农民的权责利，尊重群众的创造，才实现了突破、创新、转变。新华社报道《万里文选》说，“这些著作，反映了作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深入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回顾改革人物中总结改革经验。其中有胡耀邦、万里，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杜润生，也有20世纪50年代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永嘉县李云河和浙江三杰，曾任滁县地委书记的陆子修等。他回顾，农村改革根本取决于农民群众的意愿、创造和选择。先是在少数省区有如万里那样的实事求是的领导者，站出来支持农民的创造，才使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改革在安徽等地取得突破。但是，包产到户之星火未被“左”的阻力扼杀，能站住脚，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胡耀邦等支持，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胡耀邦说自己在农村改革上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后知后觉。他和万里，在“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尊重农民的利益和创造等问题上，意见是惊人的一致。他们协力相助，破除重重阻力，共同推动农民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由“不许”“不要”，到是伟大创造。吴象同志非常敬重杜老，称他是“中国农民的贴心人”，沟通多方取得改革共识，组织起草75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创设搞活服务中央决策的核心智库，培养改革人才。这类文章显示，吴象认识到农村改革中农民的贡献，从地方到中央领导者、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贡献，年轻人的贡献，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都为推动改革作出贡献，这是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也是吴象改革观的一部分。

——经长时间酝酿，写出系统总结性的《中国农村改革实录》专著。以历史为脉络，记述中国农村改革的曲折过程、重大事件和复杂矛盾，史论结合，分析起因、结果，经验教训和面临的问题。2001年出版了中文版，后又由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外文版。中国改革经验走出国门，其因是，由农村改革开启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变革和崛起，在世界产生了影响，特别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而吴象是有着特殊身份的亲历者，他的著作，是对这场改革做出的真实、完整的记录。它既让各方读者都能看懂，又让仍是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从中国走出“左”的迷雾，发生历史的巨变中，找到从不发展到大发展的要诀。

安徽农村改革初期，我在滁县地委政研室工作，1979年秋吴象作为省委副秘书长，到我们地区全椒、凤阳县调查，我第一次见到他。1980年底他和李千峰、张广友到凤阳、嘉山等地农村调查，由地委书记王郁昭及陆子修陪同，我也参加。对他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到哪里都和农民亲如家人，包产到户农民收的粮食空前的多，满屋子堆放，他和农民一样高兴；注重调查研究基本情况，又思考得深，文章讲实话，讲出农民心愿，支持改革，观点鲜明；肯定地方的改革领导者，称滁县地区是大包干的故乡。他善于吸收别人意见，包括那时我们写的文章他也在意。1987年我作为工作人员，跟随王郁昭从安徽调入中央农研室，在一些场合听他讲话。1994年起，我在他和王郁昭领导下做了两年《万里文选》编辑工作。近来参与编辑他的农村改革发展文选，又增进了对他的了解。几十年来，有幸与这位改革家、农民群众的知心人、大师级的长者相识、接触，在其指导下工作，感到他的国家、人民情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是非、爱憎分明，对“左”倾错误给群众带来危害和阻碍改革反对、鞭挞，对务实、尊重群众利益和选择的改革领导者拥护、称赞，都溢于言表，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始终在学习、调查、研讨、工作、写作，勤奋、严谨，追求真实、真知、真理，对群众实践解决的问题，复杂的理论、政策争议，抓住实质，讲得浅显明白，他既总结成功经验，又毫不留情地揭示、吸取历史错误和教训，成为知识界乃至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觉的一部分。借此机会，写了以上的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崔传义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