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瑞雪兆“疯”年
1.雪
景德四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要晚些。
虽说姗姗来迟，却并不是蓄谋已久的样子，反倒显得有点随意，早晨还是很明朗的天色，到了小晌午说变脸就变脸。雪花刚飘下来时，似乎还有点试探的意思，但转瞬间就纷纷扬扬地肆虐开来，搅得天地间一片混沌。大街上的人都显得很狼狈，到处是抱头鼠窜的身影。但毕竟是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气氛终究还是欢乐的，即便是逃亡，也是欢天喜地的逃亡。慌乱者当然也有，例如在皇城前横贯内城的东西大街上，那就真的是兵荒马乱了。
兵荒马乱是因为大街上确实有“兵”和“马”，他们是到城东的汴河码头仓库去背粮的。开封四平之地，无险可守，本朝自开国以来，即以数十万禁军驻扎京师。太祖皇帝深谋远虑，为避免禁军染上城市生活的奢靡之习，规定士兵每人每月的一石半口粮，均需自己去仓库背负，而且还规定：
营在国城西，给粮于城东，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担之勤。[1]
赵匡胤是行伍出身，他知道军队如果长期没有仗打，要么就腐化堕落，要么就无事生非，当然更多的情况则是腐化堕落加无事生非。通过长途背粮锻炼意志体格以防止骄兵，设计者的初心可谓良苦。可宋王朝开国已快五十年了，特别是宋辽“澶渊之盟”后，化干戈为玉帛，边事浸宁，当兵的闲着没事干，没有理由不骄惰。这些年，背粮制度已流于形式，仍然是城西驻军到城东背粮，城北驻军到城南背粮，丘八们已懒得亲力亲为，一个个皆雇人搬运，自己或骑马或步行，一路监工，眼睛却盯着满街的红男绿女，权当是每月一次到内城观光而已。但今天观光者的运气不好，从城西的殿前司军营到城东的汴河码头仓库，单程二十里，冬天日头短，早上优哉游哉地出发，现在背粮返回，大致正走在大内前面的东西大街上。这一带殿阙巍峨，金粉繁华，本是观光的好去处，但骤然间大雪弥天，一时来不得也去不得，从城东到城西的通衢大街上，说兵荒马乱一点也不过分。
这里要说明一下，上文中的“城东”“城西”是《宋史》中的说法，《宋史》是元朝人修的，所谓“城东”“城西”是元朝人自说自话，北宋时的东京人决不会这样说，他们只会说“州东”“州西”。为什么不称“城”而称“州”呢？开封当然是城，而且已经一千多年了，太史公笔下所说的魏国“七仞之城”就是那时候的开封。[2]但到了后梁太祖朱温在这里建都称帝时，突然城将不城了，因为他的老子叫朱诚，避讳，凡是该叫“城”的都改叫“州”。[3]某种语言习惯一旦形成——即使是由于专制者的强权——其生命力甚至远远超过了某个专制王朝的盛衰周期。朱家的后梁在历史上只逗留了短短十几年，但屈指算来，开封这种称“城”为“州”的特殊用语已整整用了一百年，而且还要继续用下去，因为至少到了北宋末年，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人们仍然能看到“州北瓦子”“州西瓦子”之类的记载。
俯瞰京师的雪景，最理想的所在是封丘门外的开宝寺塔，那是京师的制高点。凭高眺远，首先映入眼帘的应该是逶迤莽䍚的三重城墙：外城、内城和皇城。寻常日子，那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是极醒目也极壮观的。但现在，天地万物都被大雪遮蔽了，那雄硕的城墙也仿佛被施了隐身术似的不甚分明，只有几座城楼呆头呆脑地突兀着。反倒是顺天门外的金明池白亮白亮的，那里的水面没有结冰，雪落平湖静无声——不仅无声无息，而且无影无踪——因此，金明池非但没有被大雪遮蔽，反而被大雪映出素面朝天的容颜。这说的当然是湖面，至于临湖的亭榭、水殿、楼台，还有作为金明池标志物的大小龙舟，就只剩下了臃肿的轮廓。金明池最大的一艘龙舟乃宋初吴越王钱俶所献，长二十余丈，龙头凤尾，高大华贵，上为宫室层楼，皆雕镂金饰，并设有御榻，以备游幸。开宝年间朝廷准备用兵后蜀和南唐，太祖常乘坐龙舟在这里检阅水师。后蜀和南唐收入版图后，仗打得少了，即使打也是和北边的契丹或西夏打，没有水军什么事，金明池的水战演习逐渐变成了水嬉演出。每年三月，这里有龙舟争标及水上百戏，官家亦亲临观看，且赐宴于龙舟。但龙舟水嬉的欢娱中偶尔也会闻到政治阴谋的血腥气，根据传说中杜太后和太祖立下的“金匮之盟”，太祖身后当传位于太宗，太宗身后传位于弟弟廷美，廷美最后再把皇位交给太祖的儿子德昭。但世世代代当皇帝的诱惑力太大了，与之相比，所谓手足之情根本一钱不值。太宗在“烛影斧声”的迷雾中登上皇位以后，为了扫除传位给自己儿子的障碍，便指使人诬告秦王廷美图谋在太宗泛舟金明池时作乱。廷美因此获罪，并被贬死房州。这是宋廷高层政治斗争回响在金明池的一段插曲。钱俶所送的这艘豪华龙舟后来一直用到北宋后期，哲宗绍圣末年，朝廷才新造了一艘更大的龙舟。据说新龙舟落成后，京师大风昼冥，池水汹涌澎湃。风息之后，有关方面报告说，原来是新旧龙舟在池内大战三日，旧龙舟固然遍体鳞伤，新龙舟也瞎了一只眼睛。哲宗得知后“降敕悉杖之”，把双方都打了一顿，两舟始得宁贴。[4]这当然是“有关方面”为了逃避责任而编造的鬼话，但官家和大臣们居然相信了，还煞有介事地对龙舟施以杖刑。可见谎言只要借助鬼神的名义，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畅通无阻。
登开宝寺塔是为了俯瞰全城，若是要看皇城的雪景，最好的视角还是东华门外的樊楼。樊楼是京师最有名的酒楼，又紧邻皇城，其中的内西楼，居然可以“下望禁中”。“禁中”就是皇城，从“下望”这个词，我们可以想见樊楼的高度。皇城习惯上称为大内，大内其实并不很大，这里原先是唐代的宣武军节度使衙署，作为“王室藩屏”的节镇衙署不算小，但作为一个王朝的宫城就显得逼仄了。如果以东华门和西华门之间的通道为中轴线，正好可以将大内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其南部为外朝，又称前朝。这中间包括举行大朝会的大庆殿，官家日常视朝的垂拱殿，以及“二府”建筑群。“二府”为中央主要的办事机构，包括政事堂和枢密院。政事堂为宰相治事之所，又称东府，管理行政。其西的枢密院管理军政，又称西府。两者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此外，前朝东区则有集贤、昭文、史馆组成的“三馆”，是文化精英们扎堆的地方，一个时代的文采风流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前朝诸殿的名字皆古雅华丽，不少都包含着典故，例如官家视朝的垂拱殿，语出《尚书·武成》，垂衣拱手而治，堪称为政的最高境界了。但这样无为而治天下者，谁曾见过？
中轴线以北就是后苑了，这里是官家和嫔妃们的生活区，你看那一排溜名称：“尚食”“尚辇”“尚酝”“尚衣”“尚药”“尚书”。“尚”者，管理也。这么多的“尚”，全是负责皇帝一家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机构，统称“内诸司”。从总体上看，前朝建筑多是礼仪性的，体量较为宏敞；后苑的建筑则精巧紧凑，曲径通幽，更加人性化。雪中的后苑，若套用两句陈词滥调，就是玉树琼花，银装素裹。若套用唐人张打油的名句，就是“黄屋顶上白，白石身上肿”。“黄屋”不难理解，但“白石”是什么呢？太湖石（太湖石俗称“白石头”）。宋朝的皇帝多好文之君，后苑崇尚园林风格，每座院子里，太湖石堆砌的假山自是不可或缺。下雪了，那些瘦皱漏透婀娜多姿的石头，现在只能用一个“肿”字来形容，实在是委屈了。比之于外朝的办公区，这里更多了些烟火气或者闺阁气，偶尔有妃子或宫女在雪地里追逐，洒下一串笑声。这些平日里被森严的礼法所拘禁的女人也因为大雪而得以展现她们自由的天性。后苑有各种规格的院落，从它们的大小和位置可以看出主人的身份。从高处看，这里有点拥挤。但有意思的是，拥挤的后苑居然有一块稻田，那不是为了追求稻香村的农家情调，而是官家为了推行占城早稻，特地在这里辟田试种。到了收获的时候，便把臣子都召过来参观，让他们写诗唱和，谓之“观稼”。[5]这除了进行农本思想的灌输而外，主要是一种娱乐。后来为了观稼，还专门建了一座观稼殿。这么多年下来，宋王朝君臣之间关于观稼的唱和诗已经收获了不少，到底占城早稻推行的成效如何，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知道的，那就是这几年就全国而言，粮食问题确实不是问题，例如今年秋天“诸路皆言大稔”，淮南、京西诸路“麦斗十钱，粳米斛钱二百”。[6]这样低的粮价，既是草民百姓们过日子的底气所在，也是官家一看到下雪就把臣子召来喝酒的底气所在。
官家把臣子召来喝酒这件事在史书中有记载，略云：
辛巳，上谓王旦等曰：“……比岁稼穑屡稔，朕尝以灾沴为虑。兼闻今年宿麦甚广，得此时雪，农家无冬旱之忧也。”遂赐近臣饮于中书，又宴馆阁官于崇文院。上作《瑞雪》诗，令三馆即席和进，两制次日来上。[7]
同时在两个地方请两拨大臣喝酒赏雪并赋诗，看来官家的兴致确实很高。
这一年是北宋景德四年，辛巳，即十一月十六日。
官家即宋真宗赵恒。
2.三皇子
赵恒，曾用名赵德昌、赵元休、赵元侃。赵恒这个名字是二十八岁才开始用的，这一年他被太宗立为皇太子，而在此之前，他的身份是三皇子。皇帝老婆多，皇子也多。太宗的皇子不算很多：九个。赵恒排行老三，故称三皇子，当然这是他二十八岁之前的称号。与三皇子这样的称呼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封号，起初是韩王，后来是襄王，再后来是寿王。这些爵位是皇子的标配，只要血统在册，就像排排坐吃果果，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轮到的。但到了二十八岁时，三皇子不排队了，他脱颖而出了。由皇子变成皇太子，虽然只是在身份标签中嵌入了一个“太”字，但这个“太”字的分量实在太重了，那几乎是一座锦绣江山哪！果然，第二年老皇帝登遐（帝王死亡的讳称），皇太子登基。登遐加登基，换代不改朝，赵恒的称呼变成了官家。
以三皇子备位储君最后入承大统，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很特殊，但有些前提条件要讲清楚。
赵恒生于太祖开宝元年（968年），他出生的时候，坐在皇位上的是他的伯父，开国皇帝赵匡胤。当然，他当时不是皇子，而是皇侄。无论多么伟大的预言家都不会想到这个叫赵德昌的皇侄日后会有当皇帝的狗屎运，因为以这个身份，他和皇位之间的距离何啻万水千山。按照皇位继承的正常程序，该皇侄如果要当皇帝，最起码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首先，赵匡胤身后不是把皇位传给儿子，而是传给弟弟赵光义。第二，赵光义身后不是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廷美，而是传给自己的儿子。第三，赵德昌上面的两个哥哥或被废或早死。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皇侄赵德昌才有可能变成皇子赵元休、皇子赵元侃以及皇太子赵恒，并最终坐上龙庭。这是一条因果关系极其严密的逻辑链条，只要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一切免谈。但问题是，这三个条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实际上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也就是说，如果赵匡胤传子不传弟，皇侄赵德昌就永远不可能登上皇位；但如果赵匡胤传弟不传子，根据后来披露的“金匮之盟”中的“三传约”[8]，其条件恰恰是赵光义身后也要传位于三弟赵廷美，赵廷美身后再把皇位还给太祖系。如此，则皇位与赵德昌还是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再看第三个条件……其实用不着看了，如果第一条和第二条的死结不解开，第三条满足与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以上推理依照的是皇位继承的正常程序，也就是所谓的按常规出牌。如果要破解上文所说的死结，那就只有不按常规出牌了。
但这种话只能悄悄地说，因为事关谁当皇帝，这是天底下最大的政治，如果不按常规出牌，岂不是……篡，或者……大逆？
篡，以下犯上非法夺取也。但这个词的血统很高贵，其指向一般为最高皇权，低层次的权力争逐根本配不上它。而与篡捆绑在一起的就是大逆。世界上有些词是专门属于某一类人的，例如“篡”和“大逆”就专门属于皇权争逐中的失败者，因为如果你成功了，就是真龙降世、真命天子，该派你来奉天承运，从“诏曰”到“钦此”。
那么就出牌吧。
揆诸中国历代帝王史，我们还无法找出另一个王朝立国像赵宋那么突如其来且易如反掌。汉唐大帝国的肇始就不去说了，那是血雨腥风中打下来的。残唐五代，干戈扰攘，各方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场，虽则都是短命王朝，但各朝开国君主创业无不经过二十年以上的惨淡经营，从马前鞍后地装孙子开始，备历艰难亦备历周折，始得逐渐坐大南面称王。而赵匡胤自二十一岁从军到三十三岁称帝，不过区区十二年，且无论勋绩、身份，都远逊于五代各朝的创业之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抓住了一次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的机会果断出手，发动了陈桥兵变。“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9]其实没有什么可疑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策划的阴谋。在陈桥驿的那个夜晚，赵匡胤和拥戴他的那些人可能会想到各种后果，但唯一不会想到道德上的缺失。在五代的历史上，周世宗柴荣不仅雄才大略，而且可称贤明。作为后周的大将，赵匡胤在柴荣尸骨未寒时就从孤儿寡妇手里把江山夺过来，这种背信弃义恃强凌弱的举动，道德上难免遭到诟病。但政治家从来不怕弄脏自己的手，当然也不怕别人说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天下都在我手里了，谁敢说三道四？这是权力的自负，他们有理由自负。但一段明摆着的历史，总还是要有人说的，只不过在私下偷偷说而已。等到有人理直气壮地说出来，那就离倒台不远了。三百多年后，元军进抵临安，风雨飘摇中的南宋小朝廷遣使求和，乞求以割地称臣和赔款保存社稷，被元军统帅伯颜轻蔑地拒绝。伯颜说：你们赵家的天下当初即得之于孤儿寡妇之手，今亦失之于孤儿寡妇之手，此天意也。话说得很刻薄，但至少在形式逻辑上，人家刻薄得并不错。
陈桥兵变后八年，赵德昌生于晋王府。晋王是皇弟赵光义的爵位，他的职务是开封府尹，也就是首都市长。辇毂之下，首善之区，这个位子太重要了，再加上皇弟的身份，上朝时排班都在宰相之前，这是很少有的。据说赵德昌出生时，“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10]这是《宋史》中的说法，当然是子虚乌有的鬼话。翻开《宋史》中帝王的本纪，类似的鬼话很多，例如太祖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11]太宗赵光义出生时，“赤光上腾如火，闾巷闻有异香”。[12]说来说去，一个是“赤光”，一个是“异香”，都是贵人降生的祥瑞气象。到了赵德昌这儿，翻花样了，除去赤光，还有脚趾上成“天”字的纹路。刚看到这里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了强调该小子受命于天，居然把创意用到脚趾上去了。但又一想，问题来了。新生儿脚趾上的皮肤皱褶，不可能横平竖直地很规范，说是什么字无非“看似”而已。但看似其他什么字问题不大，看似“天”字，那是要冒很大危险的，因为天字的笔划稍有歪斜，就会变成另一个字——夭。而且这个字的意思很不好，或曰短命，或曰刚出生的禽兽，都是恶咒。那么，你凭什么肯定新生儿脚趾上的那几条纹路就是受命于天的“天”字，而不是短命或刚出生的禽兽的那个“夭”呢？我这样想当然有点恶搞的意思，其实当初的修史者是不会有任何风险的，他们依据的是宫中的《起居注》和《真宗实录》，那些东西都是史官们为在位或逝去不久的帝王所作的编年史。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是靠不住的。更何况是为人主立传，难免一个“谀”字。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提请大家记住赵德昌左脚趾上的那个“天”字，因为我总觉得那中间似乎透露了当事人的某种心理隐疾或解读真宗朝政治的某种心理密码。而且后来我们将会看到，为了那个子虚乌有的“天”，这个从皇侄到皇子再到皇帝的幸运儿是如何丧心病狂地折腾满朝文武和天下苍生的，他导演的那一幕幕荒唐的闹剧，即使不能说后无来者，也肯定是前无古人的。
十六岁出阁时，[13]赵德昌改名赵元休，这个“休”的意思应该是喜庆而不是完蛋（休矣），也就是休戚与共的“休”。改名的直接原因是他和他的一帮兄弟都从皇侄变成了皇子，取名原则从原先的“德”字系列改为“元”字系列。当然，最先改名的是他们的老爸，由赵光义改为赵炅，这是为了体恤天下臣民，尽可能地少给他们增添麻烦，因为“炅”字比较冷僻，避圣讳的范围要小一些。
不用说，他老爸登基当皇帝了，是为太宗。
太宗登基，给历史留下了一桩疑案——“烛影斧声”。
“烛影斧声”的真相早已沉埋在历史深处，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但关于赵光义篡取皇位并传之子孙的说法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根据现有的资料，这中间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不能肯定太祖之薨是由于赵光义的谋害，但可以肯定其死亡属于毫无先兆的暴卒，他也肯定没有留下传位赵光义的遗诏。因此，太宗登基乃是他利用宫廷内线实施的“露月政变”的结果（赵匡胤死于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露月”为农历十月的别称）。其二，不能肯定关于太祖身后传位次序的“金匮之盟”的存在，但太宗即位后一直把太祖的两个儿子和三弟廷美视为自己千秋继统的障碍，其后的德昭自刎、德芳“疾薨”、廷美死于流放地，都是太宗迫害的结果。
这中间，廷美的遭遇很值得一说。
据《宋史·杜太后传》记载，杜氏生五子（其中长子和第五子早夭），廷美位序第四。太宗即位后，加廷美为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封秦王，表明自己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从表面上看，廷美似乎取得了皇储的地位。但是在家天下的专制体制下，一个并非传承人主血统的准皇储其实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太祖的两个儿子不明不白地死后，廷美的存在就成了太宗的一大心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当年太祖的名言，如今也恰好契合了太宗的心结。在他看来，这万世皇权的“卧榻”应由他传之子孙，岂容别人觊觎？世界上最残酷的莫过于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中最残酷的又莫过于围绕皇权的角逐。在皇权的诱惑面前，父子兄弟喋血相残，人伦亲情一钱不值，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其中所呈现的凶残与卑鄙不啻人性泯灭，甚至连禽兽也不如，因为禽兽尚有怜子之慈和反哺之私。而且，禽兽在争斗时也大抵只有凶残，它们似乎还不大懂得卑鄙。太宗登基后的第一个年号叫“太平兴国”，意思是安定团结不折腾，但实际上对外的战争和对内整人的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现仅就太平兴国四年至九年期间的内外重要事件择要如下：
太平兴国四年二月，用兵太原，灭北汉。五月征辽，大败于高梁河。回师后，为行赏功臣事，太宗怒斥太祖长子德昭有不臣之心，威逼之下，德昭自刎，年三十一岁。
太平兴国五年九月，辽军攻宋，双方互有胜负。
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太祖次子德芳“寝疾薨”，年二十三岁。九月，太宗早年的幕僚柴禹锡告发秦王廷美“将有阴谋”，预示太宗对廷美“将有”兴大狱之举。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金明池水殿落成，太宗将泛舟。有人告发廷美“欲以此时窃发”作乱。罢廷美开封府尹调西京留守，一批文武臣僚因“交通秦王”而贬官流放。不久，接替卢多逊入相的赵普告发卢多逊与秦王勾结事。卢全家流泛崖州，廷美被勒令归私第，子女取消皇室待遇。五月，继廷美出知开封府的李符上奏，说廷美“衔恨怨望，乞徙远郡”。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
太平兴国九年年初，廷美忧悸成疾，死于房州，年三十八岁。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诡异的现象，从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到九年年初，把廷美从准皇储一步步搞到最后贬死房州，太宗花了差不多三年时间。他采用的是钝刀子割肉的方法，慢条斯理，不慌不忙，一边又有足够的机会表演自己的假仁假义。这期间，廷美接连遭到告发，但告发者其实一点实实在在的证据都拿不出手，所依据的都是自己的想象和虚构。第一次柴禹锡告发的罪名是“将有”阴谋，第二次太宗游幸金明池前，告发的罪名是“欲以”窃发作乱，第三次李符告发的罪名是“衔恨怨望”。“将有”者，凭空捏造也；“欲以”者，信口开河也；“衔恨怨望”者，主观臆断也。三者相加，等于一句源于宋代而遗臭于青史的俗语——莫须有。莫须有在当时是什么意思？不需要有，或许有，一定有，说法各异，反正全是那种专横霸道而又挤眉弄眼的流氓腔调。官家有什么心事，那些整天揣摩圣意的臣子最清楚。因此，官家要做的事，很多时候其实是用不着自己授意的，自会有人帮他搞定。所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就是这样教导的，不能为人主排忧解难，那是做臣子的奇耻大辱，连死都来不及。从廷美被祸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主要搞什么运动或整什么人时，那些冲在最前面的打手不外乎这么几种人：
第一种是柴禹锡们。柴禹锡何许人也？当年太宗还是晋王时，他就是晋王府的幕僚，这种所谓的“潜邸旧人”是宋代政坛上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因为人主一旦登基，这些人便一荣俱荣，遍布津要。他们是人主的老部下、跟班，或者叫心腹（宋代政坛上亦称之为“肺腑”），理所当然地也是人主最得心应手的基干力量。而对于“柴禹锡们”来说，他们就是人主“左牵黄右擎苍”中的那个“黄”和“苍”，充当鹰犬既是他们的本职所在，也是他们的本性所好，因此，一有风吹草动，自会争先恐后。
第二种是赵普们。赵普就不用介绍了，他的名气太大了，开国宰相，半部《论语》治天下。谈及太祖太宗朝政治，似乎很难绕过这个人物。但名气再大，宦海沉浮总是难免，因为你是臣子，归根结底得看人主的脸色。太祖晚年，赵普失宠，被打发到地方赋闲。一个曾在高层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老官僚，失意之后岂能甘心？他连做梦也在窥测方向。现在他终于逮到了机会，以诬告廷美作为垫脚石，他如愿以偿地重登相位。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赵普们”是一群失意政客，他们咬人是为了邀宠进身，东山再起。
第三种是李符们。李符是个能吏，他最风光的一幕是开宝五年出任京西南路转运使。转运使是给中央搞钱的，太祖为了加持其权威，特地手书“李符到处似朕亲行”赐给他。李符就把这八个字绣在大旗上，走到哪里打到哪里，以示人主恩宠。不知道“拉大旗作虎皮”的典故是不是出自这里，但用在这里肯定很恰当。但李符虽有才干，人品却不敢恭维。“符无文学，有吏干，好希人主意以求进用。”[14]这是《宋史》中对李符的评价。“希”是揣摩、迎合的意思，此人不学而有术，喜欢讨好人主以获取升迁。现在，他刚刚接替廷美出知开封府，这个位子很敏感。首先，开封府尹是进入中央执政班子的“四入头”之一，[15]这是天大的利好。其次，前任出事了，他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站位。因此，一上任就狠踹前任一脚，这也是“希人主意”之一种，目的是讨好主子，巩固既得利益，为日后的升迁拿下“印象分”。
当然，区区个案，不可能把各类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政客尽数罗列。廷美案就其过程而言也算不上复杂，有些本来应该露脸的角色还不曾有表演的机会。例如，打着时髦的旗号泄私愤报旧怨的。或者，担心自身难保，就调门特别高地表现“紧跟”的。只要专制政治存在一天，这些人就会茁壮生长一天。也就是说，那些个角色原来是多少种，后来还是多少种，一种不多，一种不少。
说完了廷美的遭遇，似乎还有必要说一下房州。这个深藏在武当山深处的边远小邑，贫穷、闭塞，是一片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其固高陵，若有衡宇。”这里的“固”和“衡”都是鄙陋的意思，一座座荒陋的土山，有如简陋的房屋，房州即由此得名。当然，把廷美送到房州来，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是穷乡僻壤。国家这么大，穷地方苦地方偏僻的地方多的是，之所以选中这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关于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当时有两句说法：“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16]“春循梅新”和“高窦雷化”都是州名，合称八州恶地。流放到这几个地方，不死也要脱几层皮。房州虽不在八州之内，但房州有它的神秘之处，那就是：风水政治学。此地四面环山，中心河谷断陷，在风水上称之为“困龙局”。困龙局，懂了吗？历史上，这里确实是“困”过几条“龙”的。嗣圣元年，唐中宗李显被其母武则天废黜后流放，在这里胆战心惊地苦熬了十四年，那是差不多三百年前的事了。陈桥兵变后，后周的小皇帝柴宗训也被安置在这里。小皇帝当时刚刚七岁，在皇位上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赵匡胤带着一帮丘八赶了下来。虽然赵匡胤假惺惺地赐给柴氏“丹书铁券”（免死金牌），即使犯罪也不得加刑。但要消灭一个人，办法多的是，不一定非得法律上判死刑，所谓“房州安置”就是办法之一种。这个“安置”厉害啊，几乎是一“安”定生死的意思，也是“置”于死地而后……超生的意思，当然，这个“超生”指的是佛教中的死后投生。一个词的生命力可能与它的强度有关，正因为“安置”足够强势，所以千载之下，仍历久弥新。倒霉的柴宗训在房州勉强生活了十三年，二十岁时无声无息地死在这里。现在涪陵县公赵廷美也来了，前两个流放者都是当过皇帝的，廷美不是，他只是根据老赵家皇位传承的规矩，皇位似乎也有他的份，而他倒霉的根源就在于这个“似乎”。当皇帝这种事你“似乎”什么？你这一“似乎”，人家就把你当对手整，这不是找死吗？政治这种事，你如果有实力就霸王硬上弓地和他干，没实力就趁早躲远点。廷美在房州只活了一年半，从“忧悸成疾”这几个字中，我们可以想见他最后的生存状态。他死后，太宗还向近臣放风，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为了掩饰自己逼杀同胞兄弟的罪责，这个心毒手狠的伪君子竟然不惜编造谎言，向自己的老爸——也包括老妈——泼脏水。
国事家事天下事，这一系列变故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赵恒，陈桥兵变，一夜之间让赵氏取代柴氏成了国姓；烛影斧声，一桩谜案让老爸赵光义成了大宋王朝的第二代君主；煮豆燃萁，对德昭兄弟和廷美的迫害则保证了皇位将由太宗的子孙世代传承。那个让多少野心家和阴谋家机关算尽丧心病狂的九五之尊南面之位，已经离赵恒越来越近了。
且慢！
廷美死在房州时，赵恒还不叫赵恒，叫赵元休（四年以后又改名元侃）。他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元佐，二哥元佑。一“佐”一“佑”排在他前面，堵死了他走向皇位的通道。按照皇位继承的次序，他充其量算是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即使现在老爸“崩”掉了，皇帝也轮不到他做。而且还有一点，在皇位继承这种事上，第三梯队一般是派不上用场的，因为，如果第一梯队接班了，后面的梯队就得重新洗牌，按照他自己的儿子编排次序。原来你还排第三，现在连进入梯队的资格也没有。
这样一说，三皇子是没有什么戏了。
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大哥元佐出事了。
作为皇长子，元佐的条件实在太好了。史书中说他“少聪警，貌类帝，帝钟爱之”。[17]“少聪警”可能是实情也可能是惯用的谀词，“貌类帝”却不大好瞎说，老皇帝钟爱也是肯定的。况且他还精通武略，长于骑射，曾跟随太宗出征太原、幽蓟，有过真刀真枪的战场体验，这样的经历对于长在深宫的皇子来说尤为重要。事实上，太宗也一直把元佐作为皇储培养，只是因为老皇帝生性猜忌，担心立储后会形成新的政治中心，影响自己的权威，才没有正式册封太子。
元佐的“太好”还包含一点：心肠太好。我们无从确认他对太宗身后皇位传承的想法，但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父亲迫害德昭兄弟，他是很不满的。但太宗的手段很隐蔽，兄弟俩最后一个是自刎，一个是猝死，别人除去哀怜也说不出什么。元佐也只能不满而已。但到了太宗迫害廷美时，他就挺身而出了，为了营救这位叔叔，他甘冒宸严向太宗求情，力陈廷美无辜。当然，他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廷美死于房州，元佐闻讯后悲愤交加，一时竟成狂疾。这是一种由于遭到刺激而引发的间歇性神经病，只要情绪稳定，自会慢慢痊愈。
那就让他慢慢痊愈吧。请注意，他需要的只是情绪稳定。稳定，懂吗？就是安稳、平静，喜怒哀乐皆波澜不惊，至少，在恢复期间，谁也不要去刺激他。
如果他不是皇长子，不是准皇储，他身上没有维系巨大的利益，这样的愿望或许会很容易实现。但现在，不行……
雍熙二年重阳节，太宗在宫中设宴，召集皇子们饮酒作乐。因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通知他。这很正常。
散宴后，老二元佑便去看望元佐，当然要说到当天的宴会。元佐就很不高兴，对老二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18]他认为自己已经被父王“所弃”，也就是不被当儿子看了。当晚抑郁难平，独自喝酒解闷，酒精迷性加上神经错乱，竟放了一把火焚烧宫院。
这一下事情大了。
在元佐焚宫这件事中，老二元佑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他在元佐家说了些什么，我们只知道他走了以后，元佐就放火焚宫了；我们也不知道调查事由时他对太宗说了些什么，我们只知道事后太宗怒不可遏，不仅把元佐废为庶人，甚至还要断绝父子关系。说元佐的火和太宗的火都是元佑“撩”出来的，这样的推理缺乏根据。但他处在那个特殊的位置上，元佐一废，他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而所谓的受益又是堪称天下第一权力的皇权。因此，对当事人心机之诡谲，怎样揣测都不为过分。
太宗对元佐的失望，不光在于他袒护廷美、干扰自己的战略部署；也不光在于他精神失常，以致纵火焚宫；可能还在于这一切的原始根源：心肠太好。一个将来要接班当皇帝的人，怎么能心肠太好呢？就像一个见不得鲜血的人不能当屠夫一样，心肠太好是不能当皇帝的。你心肠好，可以去当慈善家，也可以去当神州好人道德楷模，但绝对不能当皇帝，因为弄得不好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等到国破家亡的时候，你捧着一副好心肠“垂泪对宫娥”有什么用？所谓“妇人之仁”历来就是一个带着鄙薄意味的贬义词，指向的是那些胸无大志缺少杀伐决断的庸夫和懦夫，例如那个虽然力能扛鼎却见到有士兵生病就流眼泪的项羽。
元佐被废，元佑的机会来了。不久，太宗让他领开封府尹兼侍中，这是准皇储的标志。太宗还为他改名元僖，这个“僖”的字形和字义都契合在同一点上：人逢喜事。看来，元僖可以放宽心思吟一阕《好事近》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这是一句俗语，但元僖的私生活并不很爽。不很爽的原因就在于他宠爱侍妾张氏，冷漠正室李夫人。对于男人来说，这似乎很常见，但元僖的偏爱却送了自己的命。张氏恃宠骄横，这并不奇怪。但这个愚蠢的女人居然想毒杀李夫人以上位，结果上演了中外好多经典戏剧中的一段经典情节：误毒第三者，元僖暴死。
到了这时候，属于三皇子的大剧才真正拉开了帷幕。
运气这东西你不能不服。运气好的人，其实用不着上蹿下跳拳打脚踢，当别人蹿跳打踢时，他只需耐住性子，慢慢等。等别人一个个都落荒而去，空下来的舞台便是属于他的。
元僖暴死是太宗淳化三年年底，两年后，一直在立储问题上首鼠两端的太宗正式下诏，立三皇子元侃为皇太子，并改名赵恒。自五代以降的近百年中，这是第一个由帝王生前册封的名正言顺的太子，赵恒真是太幸运了。第二年，太宗驾崩，三十岁的赵恒入承大统，是为真宗。现在看来，这些年赵宋家族所有的好运和变故，似乎都是为赵恒准备的，赵恒是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但运气太好有时也并不是好事，正因为得之侥幸，当事人便难免心虚，或者说有点没来由的拘谨和自卑。一个拥有天底下最大权力的帝王怎么可能自卑呢？但赵恒确实自卑。这说明，形成某种心理惯性与其所处的地位并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有些人哪怕沦为乞丐，也可能心雄万夫牛皮哄哄，自信“乞”遍天下无敌手；而有些人——例如赵恒——即使贵为帝王，也仍旧心虚胆怯，总觉得背后有人在指指戳戳地窃窃私语，议论他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有时候，他甚至会想到后晋大臣桑维翰——此人因为身材短小，人称“桑矮子”——说过的一句话：“居宰相，如着新鞋袜，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19]他觉得做皇帝也差不多。
赵恒登基后改元咸平。一个并不强势的君主，上台后自然不想生事，只希望安定团结。六年后又改元景德，景德就是大德、崇德，讲社会的核心价值，修明文治，仍然是守内虚外的意思。景德这个年号给历史留下的印记，后人耳熟能详的有两处，一个是这期间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以化干戈为玉帛的方式确立了两大邻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为双方赢得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一个是江南西路有一处名为昌南（因居昌江之东南）的地方改名为景德镇。这座因烧造贡瓷而闻名的小镇日后成了中国的瓷都，以至不管是帝王还是平民，饭后若无意中翻过碗底，说不准就会看到“景德镇制”之类的字样。现在是景德四年年底，也就是说，这个运气极好却拘谨自卑的真宗皇帝登基已经整整十年了。
3.解语杯
吃饭“朝九晚五”是古已有之的习惯。但古人计时不说“九点”和“五点”，而说“朝时”和“晡时”，因此，早饭和晚饭便叫“朝食”和“晡食”。成语“灭此朝食”的典故出自《左传》，但到了宋代，“朝食”和“晡食”的说法仍然没有变化。官家赐宴应该是吃晚饭，也就是晡食。冬天的晡时暮色已经很浓了，但因为下雪，积雪映出了天光，透过这朦胧的天光，可以看到庭院里飘飞的雪花——却是不紧不慢，下得极有耐心。
宋王朝的中央行政机构集中在皇城的西南片，也就是大内东西中轴线以南、钟楼和文德楼以西一带。官家把宴席安排在政事堂（宰相府），地点在朝堂西侧，朝堂不是上朝的地方，上朝的地方有三处，一处是重要节日和重大礼仪活动的大朝会，在大庆殿；一处是官家每天视朝的地方，在垂拱殿；还有一处是由宰相主持的常朝，在文德殿。朝堂实际上是朝廷的新闻发布厅，但官家今天在政事堂和臣僚们一起喝酒赏雪的新闻估计是不会发布的。
喝酒赏雪，官家做东，还有比这更开心的事吗？
而且竟然是最高规格的宴会。
宴会的规格高不高，不是随口说的，有具体的评价标准。宋代的宴会，酒跟菜配套，这当然说的是正式的宴会。民间的那种非正式的饭局，流水上菜，不撤旧盘，一边大呼小叫地喝酒，吃到后来，盘盘碗碗堆满餐桌，一片狼藉。正式的宴会就不同了，吃新菜，撤旧菜，酒菜搭配，并以此体现宴会的规格。体现在哪里呢？很简单。喝一杯酒换一道菜，属于规格较低的宴会。喝一杯酒换两道菜，规格就上去了，官家的私人宴席也就是这个档次。规格最高的是国宴，喝一杯酒换四道菜，契丹使者来呈送国书，朝廷在都亭驿款待客人，二府两制的高官全部出席，宴会就是这种规格。
今天用的也是这种规格，一杯酒换四道菜，这就超常规了。官家叫大家一起喝酒赏雪，本是心血来潮临时起意，这样的场合，一杯酒换两道菜算正常，换三道菜就受宠若惊了，但谁也不会想到，现在上了国宴的规格。
上规格就上规格吧，反正客随主便。太祖皇帝有言：酒乃天之美禄。太宗皇帝在赐宴近臣时也说过：卿等这般年华，正是戴花喝酒之时。来啊，都满上……
说起来是官家做东，但官家并不和臣僚同桌共餐，他独自占据一桌，然后叫内侍向他指定的大臣劝酒。劝酒有专门的劝杯，斟满了酒放在劝盘上，内侍双手托盘端到大臣面前。他是代表官家劝酒的，被劝的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一饮而尽，然后还得向官家谢恩。在宋朝那个时候，除去大朝会，臣子对皇帝是用不着跪拜磕头的，只行拱手礼就行了。但尽管如此，宴会中间一会儿你谢恩一会儿他谢恩，不光臣子麻烦，官家也不得安生。这说明酒席上一旦有了尊卑应酬，那就谁也别想吃得舒服。其实官家的初衷倒是要让大家吃得舒服，他一开始就宣布，天公作美，大雪封门，那我们就关起门来喝酒，都放开喝。他说下午作了一首《瑞雪》诗，照例要诸公即席和进，但为了不影响喝酒的兴致，各位的和诗明日再上。又说，宴会结束时如果过了夜禁的时辰，几位住在城外的官员——例如权三司使丁谓住在朱雀门外——会由内侍送出城门，大家不必有后顾之忧。
下酒的菜肴一开始应该以果盘为主，一代名臣司马光曾回忆年轻时参加的一次款待契丹使者的国宴，光是果品就上了将近一百道。但现在是冬天，新鲜水果不多；加之水果寒性，严冬季节亦不宜多吃。因此上了几道干果后就是各式热菜和点心。东府（宰相府）的厨师和御膳房的厨师各有各的拿手菜，每次宴会也都有不同的菜谱。但有些菜却是不会变化的，例如果盘过后的第一道热菜旋鲊和宴会的最后一道点心太平毕罗。“鲊”在字典上解释为咸鱼，但这里不是。当年太祖为了接待初次来朝的吴越王钱俶，令尚食局制作几道南方口味的菜。御厨仓促受命，“一夕取羊别为醢（肉酱）以献焉，因号‘旋鲊’，至今大宴首荐是味”。[20]为什么用羊肉呢？因为宋朝的羊主要靠从契丹进口，价钱很贵。什么东西价钱贵了，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高档。估计旋鲊里还加进了其他一些价钱很贵的辅料。把当时价钱贵的食材搅和在一起做成酱，这是御厨们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他们成功了，因为“至今大宴首荐是味”，一道肉酱成了名菜。至于太平毕罗，不用多说，就是馅饼，只不过个头忒大，内容极其丰富，因此又被称为“一包菜”。毕罗也好，一包菜也罢，好吃不好吃就是一道馅饼，那凭什么每次都在国宴上殿后呢？无他，就是名字好，吉祥。
宴会的气氛一般和规格呈反比，规格越高越是正经沉闷。大家说的都是国泰民安的恭维话：诸路稼穑大稔，淮、蔡间麦斗十钱，粳米每斛二百钱，创历年未有之新低，真乃盛世气象。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甚至说今秋陈州、郓州等地的蝗虫不祸害庄稼，皆抱草而死。这是官家的政德感动上苍，才有如此旷世奇观。把这些言论记录下来，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极好的时政教材。官家显然很高兴，但又显然不满足于此，他不时还要搞一点即兴的娱乐以活跃气氛。春秋季节曲宴宜春殿时，最常见的就是赐花。例如出牡丹百余盘，每人一朵。其中品种高贵的千叶牡丹只有十余朵，只赐给亲王宰相。官家赐的花，臣子都是自己戴。有时官家为了表示对某人的特别恩宠，就让内侍为其戴花，于是“观者荣之”。荣耀啊，羡慕啊，甚至还有忌妒啊，全都在这个“荣”里面。当然，最有创意的还是把赐花和赐酒结合在一起，摘一朵含苞未放的荷花，轻轻掰开花苞，把斟满酒的劝杯放进去，再将花苞合拢，让内侍送给指定的大臣喝，这叫“解语杯”。因为人们认为荷花有灵性，能解人意。这是很高境界的君臣相得，其中有嘉奖亦有期许。但官家赐“解语杯”的情况并不多，如果发生，那就不光是“观者荣之”了，大家还免不了猜测：官家究竟有什么心语要臣子“解”呢？
太平毕罗上来了——就是那种被称为“一包菜”的大馅饼——这就宣告宴会进入尾声了，有的人已经开始伸头探脑，看外面还下不下雪。这时官家却破例把宰相王旦召到面前，一连赐酒三杯。
而且用的是“解语杯”。
冬天没有荷花，只能用绢花。这无所谓，关键是“解语”，意思到了就好。
王旦三饮而尽。因为就面对着官家，也因为是“解语杯”，不同寻常，于是跪拜谢恩。礼毕，官家又问：“这酒可好喝？”
王旦当然说好喝。
官家哈哈一笑，向内侍作了个示意，内侍捧出一坛酒。官家说：“好喝，把这坛带回去，与妻儿共享。”
散席。
东华门外，自然都有车马等候，但不会有轿子。乘轿是皇室的特权，偶尔为了照顾年老有疾的元勋重臣，经皇帝特许才可以乘轿。开国名臣赵普晚年准许乘轿，特地作《谢许肩舆入内表》。前些时官家在玉宸殿读前朝奏牍，对这篇出自大才子王禹偁之手的谢恩表甚为称赏，特别认为其中的“实君父之殊私，非人臣之常礼”两句，于兢惶涕泗中尤见得体。[21]可见对于臣子而言，乘轿是莫大的荣宠。此刻，大臣们酒足饭饱，一个个醉眼蒙眬地从东华门鱼贯而出，有清醒者踩镫跨鞍时偶一抬头，只见好大一轮圆月有如冻凝在天幕上，这才想起今天恰逢既望（十六日）。雪却悄悄地停了。
出东华门再沿大货行街向东去的官员不少，因为很多人都住在马行街附近。京师的繁华地段向有“南河北市”的说法，[22]“南河”自然是汴河沿岸，“北市”即马行街商业区。而且这里离大内不远，官员们每天上朝很方便。王旦也住在这一带，此刻踏雪夜归，一路上亦络绎有人同路，但没有谁像他那样抱着一只酒坛子的，估计也没有谁像他那样回去彻夜难眠，因为，他回家后发现——
那坛子里装的不是酒，而是一坛珠宝。
我们已经知道了，王旦是当朝宰相。但宰相是通常的说法，在朝廷的任命书中，从来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就像现在称某人为老板，其实他的正式职务应该是董事长或总经理或总裁之类。王旦的最近一次升迁，任命书上是这样写的：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两朝国史。不熟悉宋代官制的人可能会以为他就是一个内阁部长，其实打头的那个“工部尚书”只是寄禄官阶，并无具体职事。他的具体职事是随后的那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宰相常常不止一个，有时两个，最多三个。首相为昭文相，也就是官称后面带“昭文殿大学士”者。带“监修国史”者为次相。带“集贤殿大学士”者为末相。但不管官称后面带什么，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宰相的工作，和学士没有任何关系，“××学士”只是用来标志他们在宰相中的排序。这一说大家就知道了，王旦既是集贤殿大学士又监修国史，因此，他应该是次相。但需要说明的是，自去年一月王旦拜相以后，官家就没有委派首相和末相。也就是说，王旦虽然不是首相，却是独相，实际主持中书门下的全面工作。官家的这种安排当然可以理解为对他的信任，但也不能排除对当事人的某种暗示或者诱惑：首相虚位，你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皇帝贿赂大臣，这种事不能说没有，但不多。说贿赂不大好听，那就说卖好吧。最近这段时间，官家向王旦卖好的举动已经不止一次了，其中调整王旦的班位算是一件大事。官家每天在垂拱殿视朝，大臣站班时有很多规矩。大的规矩是，大臣只能站在仪石之南；小的规矩是，每人站在什么位置——也就是所谓班位——都是规定好的。不管多大的官，站错了位置当场就会受到呵斥，甚至还会被处分。两个月之前，官家特地“诏閤门移宰相班位于仪石之北，余立其南”。[23]也就是说，原先宰相和参知政事、枢密使等人扎堆儿站在一起，现在官家把宰相的班位调整到仪石之北，让他单独面对官家，这就在立朝仪式上突出了王旦的地位。那么理由呢？据说是王旦和那些人站在一起，太挤。这恐怕说不通，以前两个宰相甚至三个宰相——其中还包括像张齐贤那样吃相难看的大胖子——不都是这样站的吗？怎么到了王旦一人独相时，反倒太挤了？说到底，官家这是为了向王旦卖好。
官家如果把贿赂或卖好用在某个大臣身上，这个大臣会不会得意忘形呢？肯定有人会的，但至少王旦不会，他相当清醒。在他看来，所谓君臣相得，是要靠双方共同经营的，但做臣子的尤其要把握好分寸，既不能放弃原则而失之于逢迎谄佞，又不能放弃世故而失之于简单粗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你要识得大体，堪当大事，为官家排忧解难。沧海横流，方显出君臣本色。三年前的那个关键时刻既见证了官家对王旦的倚重，也见证了王旦的干练与持重。在官家的记忆中，景德元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当时契丹纠集十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契丹军长途迂回，绕过宋朝的边防重镇大名府，直逼开封的北方门户——澶州。这是官家即位以来遭遇的第一次危机。这一危机不仅危及皇位，而且危及大宋王朝的江山社稷。这两者有时是一回事，有时却不是一回事。生性懦弱的官家实际上是被宰相寇准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裹挟着北上亲征的。御驾亲征这个词说起来相当排场，甚至还有几分华丽（那大抵是受旧戏舞台的影响），总之给人一种威风八面自信满满的感觉。但景德元年冬天的大宋官家却找不到这种感觉，他最大的顾忌倒不一定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派谁留守京师。天子亲征，六军既出，京师便鞭长莫及，这向来是政治家之大忌，因为如果有人想在京师搞政变，这是最好的时机。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对时机恰到好处的把握。连李白那样的书呆子都能发出“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的警告。但现在的问题是，最危险的并不是“匪亲”，而恰恰是至亲——自己的同胞兄弟，因为只有这些同属皇家血统的兄弟才有资格取官家而代之。官家兄弟八人，除去二哥元佑已死，再除去他自己，还有六人。这中间还包括大哥元佐，虽然他曾被太宗所废，但长子的政治优势是天经地义的。当年太宗驾崩后，李皇后和王继恩——就是那个在“烛影斧声”中帮助太宗篡位的内侍——等人曾策划让元佐登基，如果不是吕端的沉稳老到和处置果断，皇位上的官家就不是现在的官家了。现在，元佐和诸位兄弟人还在，心死不死不好说，但官家不能不防。自己在前方打了胜仗还好说，万一战败，六个兄弟中的某一个在京师趁乱而起振臂一呼，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坐上龙廷，赵宋王朝的历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东京留守，留谁来守，这是个问题。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例如，不是说遇事要瞻前顾后多想想吗？错！有时想得太多了，最后做出的决策反倒是昏招。出征前，官家决定由雍王元份为东京留守。元份在兄弟中排行老四，是官家最大的弟弟。官家的想法或许是，这个和自己一母所生的弟弟已经卧病在床两三年了，一个病入膏肓活一天算一天的人是没有多少生命能量觊觎皇位的。
元份确实没有能量觊觎皇位，但问题是，他那微弱的生命之光已经快要熄灭了。宋军刚到澶州，就传来了元份病危的驿报。在大战一触即发且胜败未卜的严峻形势下，继续指定一个健康的兄弟为东京留守显然是不可取的。权衡之下，官家决定派随军的参知政事王旦火速回京，接任东京留守。
好一个王旦，且看他受命后如何履新：
（上）命旦驰还，权留守事。旦曰：“愿宣寇准，臣有所陈。”准至，旦奏曰：“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严，使人不得传播。[24]
王旦要官家当着宰相寇准的面向他交底，所谓“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话说得很委婉，其中的含义却相当尖锐：如果打败了，官家遭遇不幸（阵亡或被俘），接下去谁当皇帝，为王朝承祧继统？这是设想了最坏的情况，要官家交代后事。官家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默然良久”后，才很不情愿地说出了“立皇太子”。但这句话有问题。不是官家说得有问题，而是史家在这里做了手脚，因为官家当时尚无子嗣，所谓立皇太子根本无从说起，他所说的继承人不可能是皇太子，而应该是他六个兄弟中的某一个。由于王旦设想中的那种情况后来并未发生，所以当时的指定也就因其过于敏感而成了永远的秘密，史家在记载这段史料时也不能不有所屏蔽。王旦秘密潜回东京后，即直入禁中，同时封锁消息。东京一切如常，从表面上看似乎仍由元份为留守，免得其他兄弟生出非分之想，实际上大权已转移到王旦手中。直到二十天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官家以一首得意扬扬的《回銮诗》班师回朝。
“澶渊之盟”开启了两宋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惯例：在对外冲突中，宋王朝打败了求和，打胜了也求和，无论胜败都给对方送钱。
但官家不称之为送钱，他称之为“赂”。那次宋方的使者曹利用和契丹谈判回来，官家正在用餐，他急于知道谈判结果，便一面抓紧吃饭，一面让小太监出去问曹，究竟许给契丹多少钱。这段情节，史书上写的是“使内侍问所赂”。[25]一个带着少许巴结色彩的“赂”，将官家底气不足的自卑心态暴露无遗。
王旦是经历过大事的人，也是宠辱不惊的人，但官家的一坛珠宝还是让他耿耿难眠。这倒不是因为见钱眼开太过兴奋。不是的，王旦不是爱钱的人。他虽然贵为宰相，家境却相当清寒，这除去家累的原因——哥哥早亡，寡嫂及侄辈率由王旦负担；子女婚姻亦不求门阀，致有需接济者——主要是因为他不爱钱。钱是何等的高傲自负，你不爱它，它绝对不会给你半个媚眼。这似乎很公平，也是司空见惯的常识。而对于一个不爱钱的人来说，别说是一坛珠宝，就是一吨珠宝也不会让他动心的。王旦所耿耿难眠者，“耿”在对官家意图的揣测，亦“耿”在自己应抱持的态度：是跟风上还是随大流，抑或是唱反调？
官家的意图其实用不着过多揣测，他就是想干一件事，要取得宰相的支持，但自己又不好说。他不说，王旦也知道。从陈桥兵变到“烛影斧声”，从德昭之殇到廷美之死，从元佐被废到继位风波，官家总觉得背后有人在讥笑他的皇位得之侥幸。再加上“澶渊之盟”后，朝廷中确有“城下之盟，何耻如之”的议论。[26]现在，他需要用一个盛大的仪式来固化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也固化自己登基十年来的丰功伟绩。这项活动就是封禅泰山。
什么叫封禅？从字面上讲，“封”就是祭天，“禅”就是祭地。祭天祭地，很好！但为什么要跑到泰山去祭呢？因为祭其实就是向天帝汇报思想和工作，我们都知道，汇报思想和工作往往是和领导拉近乎的绝好机会。泰山最高，离天最近，和天帝说话当然最方便。封禅是旷世盛典，不是什么人想封就可以去封的。只有受命于天的帝王，且功业宏伟，才有资格行封禅之礼。一代帝王封禅泰山，被视为国家鼎盛、天下太平的象征，帝王本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揆诸青史，也只有汉武帝、唐玄宗等少数几个明星帝王成就过封禅盛典。
官家的心事，做臣子的焉能不察？就在昨天——十一月十五日——殿中侍御史赵湘抢先上了一道封禅的奏章。这小子，显然是奔着头功来的：
庚辰，殿中侍御史赵湘上言请封禅，中书以闻，上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上曰：“朕之不德，安能轻议。”[27]
殿中侍御史是个从七品的小官，这样的角色是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书的，因此，他的意见须在官家视朝时由“中书以闻”。这里的“中书”指的是宰相王旦或参知政事赵安仁。赵湘请求封禅的建议究竟是谁向官家报告的，这里没有说，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追究。我们感兴趣的是官家和王旦两个人的反应。官家最初的反应是“拱揖不答”，故作矜持。他应该矜持，他也只能矜持。现在你叫他说什么好？一口答应吗？急吼吼的，吃相难看，太没有面子。况且，一个小小的殿中侍御史上书这样的大事，显然是不合适的。一口拒绝吗？也不妥当，一开始把门关死了，就不好往下走了。那么就矜持吧，“拱揖不答”，且听听王旦他们的态度。王旦的态度是没有态度，或者说他的态度很微妙。他说封禅这样的大礼已经旷废好久了，“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这话太绕了，太修辞了，他究竟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封禅，你怎样理解都可以。官家试探他，他也在试探官家。他用了一个设问“若非”，也就是为封禅设置了一个资格——“圣朝承平”。那么“今上”够不够这个资格呢？他没有说。他不说，官家只好自己说。他说我没有什么功德，“封禅这样的大事不敢随便讨论”。他这样一说，封禅是不是就没戏了？当然不是。他这种话是说给臣子听的，因为做臣子的怎么会同意官家没有功德呢？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那么请稍等，一个歌功颂德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其实不用等，近几年歌功颂德已渐成风气，起因似乎与司天监的那一班人的鼓吹有关，根子却在于大臣中那些整天揣摩圣意的马屁精。司天监的功能介于天文和神权政治之间，说白了就是上天表情的翻译官。这几年他们不断有关于星象异常的报告上奏朝廷，这本来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干什么吆喝什么，他们要刷存在感。不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官员，如果长时间没有存在感，他们还要不要吃饭了？因此，报告不报告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信不信则由你。儒家学说的老祖宗孔子是不信的。他老人家旗帜鲜明：“不语怪力乱神。”古代哲学家也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似乎很无神论。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政治又讲天人感应，神道设教，把天加于天子头上来实施精神管制。历代的帝王有信鬼神的，也有不大信的。赵宋的太祖是开国皇帝，太宗算是亚开国皇帝，虽说都是靠政变上台，但篡位后征战四方，也可称马上天子。一般来说，强梁的开国帝王都不大信鬼神，不然他们就不敢打破旧有的秩序了。他们更相信自己，相信靠自己的能力去“取”。赵恒是赵宋首位正常继统的皇帝，所谓正常继统，即皇位是制度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给的，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取”的。或许是身为三皇子在兄弟中相对弱势，被立为太子后，在父亲的猜忌下又一直充满危机感，这位后来被称为真宗的皇帝真的很信奉天命鬼神，这大概是无力改变现实中的弱势，转而求助于另一个世界，以期获得一种内心平衡吧。
一个自卑而又信奉天命鬼神的官家，让司天监的那一班人和大臣中善于揣摩圣意的马屁精们有事干了。
去年初夏，司天监上奏说周伯星出现了。这个“周伯星”可不得了，它是古代传说中所谓的四大瑞星之一。它出现了，说明君王的圣德和功业感动了上天，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于是文武百官纷纷上表称贺，一时众声喧哗，颂歌入云，实在热闹得可以。到了秋天，枢密使王钦若还不肯甘休，又重提此事，认为“天既垂休，礼罔不答”。意思是老天对陛下的政绩做出了肯定的表态，如果不答谢老天，是不合礼法的。官家亦顺水推舟，同意有关部门讨论“祀星”的礼仪。观念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光讲不行，还要用仪式感加以强调和固化，从而生动形象地教化人心，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景德四年风调雨顺，诸路皆言丰稔，形势好得像作人来疯的顽童，一发而不可收。不打仗了，老百姓有饭吃了，很好！但吃饱了撑的怎么办？从六月开始，关于各地发现符瑞和司天监发现“五星皆伏”奇异天象的报告接踵而来，这些都是大快人心的事，其中“五星皆伏”更是千百年不曾有过的奇事、大事、喜事，于是皆“诏付史馆”。入冬以后，朝臣中开始议论封禅，起初只是少数人的窃窃私语，但渐渐地就堂而皇之地有恃无恐了。官家也在私下里到处打听关于“河图洛书”传说中的“天书”是怎么回事。山雨欲来风满楼，终于有了昨天赵湘的公开上言封禅。
这些王旦都看在眼里，他是清醒的，他也因清醒而痛苦。今天酒宴上的“解语杯”加一坛珠宝，说明在封禅这件事上官家很在乎宰相的态度，更说明官家已经铁了心一定要做。官家铁了心一定要做的事自己如果反对，以后君臣关系就不好处了。君臣之间一旦有了嫌隙，倒霉的当然是臣子，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皇帝是唯一的，宰相却可以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在这个世界上，能当宰相的人多得是，想当宰相的人更加多得是，官家要除授或贬谪某个宰相，只要在晚上叫内侍给值班的翰林学士送一张纸条——所谓的“词头”——让学士连夜起草诏书，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宣布。王旦并不是贪恋权位患得患失，但自蒙童以始，正统的儒家思想从耳濡目染到沦肌浃髓，文人学士的人生理想就是四个字：修、齐、治、平，而最终的定格只有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建功立业。不当官，你纵有满腹经纶三头六臂也无处施展，谈什么建功立业？
谯楼三鼓，心事浩茫，窗纸上的月色倒是明亮些了，大概是积雪映衬的结果吧。
当然，封禅也不是全无道理，虽说那么大的排场劳民伤财，但借此旷世盛典，官家可以宣功德于海内，增强天命所归的凝聚力；国家亦可以布威望于四夷，令契丹西夏诸宵小为之慑服。这么大的国家，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没有权威是不行的。平心而论，官家从小长于深宫，个人魅力和气魄都远不及太祖和太宗，搞一点个人迷信，将无上的权威和荣誉集于人主一身，亦有利于王朝的集中统一。再说，官家信奉天命鬼神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他是帝王，没有谁管得了他，有一个天在头上罩着，会让他有所畏惧，不敢胡作非为。怕就怕他什么都不怕，大无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就坏事了。到那时，你想约束他也毫无办法，只能任他由着性子祸国殃民，把坏事做绝。
王旦为人精明且淳厚，在某些场合，他是敢于义无反顾的伟丈夫。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政治家——不能总是义无反顾。总是义无反顾，到最后很可能从者寥寥以至四顾茫然。在大多数时候，他必须从众，必须是一个识时务者。当一种潮流已成汹汹之势时，他不会选择殉身，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他不是没有那样的道德勇气，但他觉得那是不负责任。以命途多舛的个人遭遇换取身后追赠的荣誉，那是烈士。他不做烈士。他要做因势利导的平世之良相。既然个人无力抗拒，那么随波逐流便不失为理智的选择。大潮伊始，随波逐流者多矣，其中有人浑浑噩噩，有人心安理得，有人自以为得计，但王旦的内心肯定是痛苦的，因为他太清醒了。
“四更时，朝马动。”当宰相也很辛苦啊，四更以后就要起身上朝。冬季日短夜长，这个时候离天亮还早。王旦简单地盥漱后就上朝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在王旦眼里只是一抹背影，这不是因为天色太暗，而是宰相大人的习惯，他习惯于一边上路一边想心事，从没留意过下人的面孔，以致后来闹出了笑话。几年后，那个马夫因年老去职，辞行时，王旦问他来这里多久了，马夫说五年。王旦说，我怎么从没见过你？马夫无语。既辞去，随即却又被主人叫回，且赏赐甚厚。因为主人从后面看去，一眼就认出了天天伺候自己的那个背影。此事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姑妄听之。回头再说上朝，斯时东方未明，万籁俱寂，马蹄踏着冰冻的积雪，发出沉闷的破碎声。前方的东华门南侧有待漏院，那是官员上朝前等待宫门开启的休息室。卯正一刻，为禁门开钥之时，等待的这段时间，正可以一边闭目养神，一边把要上奏的事情在脑海里再梳理一遍。待漏院的墙壁上，有太宗朝名臣王禹偁所作的《待漏院记》。此刻，一夜辗转未眠的王旦突然没来由地想到了那中间的一句话：
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是啊，上朝之前，宰相大人在想些什么呢？
注释
[1]（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四。
[2]（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
[3]（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五。
[4]（宋）蔡絛《铁围山丛谈》。
[5]《宋史》卷八。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
[8]金匮之盟：传说中的由宋太祖及其母杜太后立下的关于太祖身后传弟不传子的盟约，对该盟约的真实性及其内容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金匮之盟和陈桥兵变、烛影斧声并称为宋初三大疑案。
[9]（清）查慎行《汴梁杂诗》。
[10]《宋史》卷六。
[11]《宋史》卷一。
[12]《宋史》卷四。
[13]皇子十六岁为成年，从此出宫居住，称出阁。
[14]《宋史》卷二百七十。
[15]（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三《执政四入头》：“国朝除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入头’。”
[16]（清）潘永因《宋稗类钞》。
[17]（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九。
[18]《宋史》卷二百四十五。
[19]（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桑维翰传》。
[20]《铁围山丛谈》卷六。
[21]（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三。
[22]（日）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第六章第一节。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
[24]《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二。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