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程式与史诗的合成

荷马史诗，至少在它的早期阶段，不是成文的，不是借助书写表述的书面文学。口诵史诗的创作有自己的诸多特点，而其中之一便是它的“格式化”，以及它对语言程式的青睐。口诵史诗的构组严重依赖于程式和支持并解释程式的技艺。在依赖于体现编制技巧的“重复”这一点上，史诗的创作不仅甚于抒情诗，而且也甚于在公元前五世纪达到巅峰状态的悲剧和喜剧。虽然诗人愿意把诵诗的功绩礼让给神的恩赐，但他们真正和切实依靠的，却是自己的记忆。出于方便记忆的需要，口诵诗人创造并世代相传了大量程式化用语和可重复使用的语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看，荷马史诗里的重复，首先体现为程式化饰词和用语的成规模与大面积的出现。在史诗里，我们可以读到“捷足的阿基琉斯”、“啸吼战场的墨奈劳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耳”、“谨慎的裴奈罗佩”、“沉雷远播的宙斯”、“白臂膀的赫拉”、“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和“驯马的特洛伊人”等反复出现的短语，其中“捷足的”、“啸吼战场的”、“足智多谋的”、“谨慎的”、“沉雷远播的”和“胫甲坚固的”等，均属典型的程式化用语（formulae）。此类用语既可点明被修饰者的某个特点或特性，还可与别的用语形成比较，有助于听众的记忆与理解。阿基琉斯是所有英雄中跑得最快的（这有助于表明他乃《伊利亚特》里的头号英雄），“捷足的”（podas ōkus）无疑可以非常得体地显示这一点。奥德修斯是智慧的象征，他的智性品格在《奥德赛》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称他为“足智多谋的”（polumētis）应该显得十分贴切。程式化词语可以连用（如“捷足和卓越的”<podarkēs dios>阿基琉斯），也可稍作变动使用，其应用范围亦可扩大到对地点和景物等的修饰（如“酒蓝色”的大海、“陡峭的”〈或“墙垣坚固的”〉城堡、“土地肥沃的”特洛伊、“多沙的”普洛斯、“香甜的”醇酒、“凳板坚固的”海船、“投影森长的”枪矛和“长了翅膀的”话语等等，不一而足），使饰词和被饰者形成固定的搭配，互为依托，相得益彰。

程式化用语是荷马史诗得以成功扩展的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有机”成分之一。神或英雄往往有一个以上，有的甚至有多达二三十个饰词或程式化用语。决定程式化用语的使用和出现率的基本因素有四个，即（1）语义或词的含义，（2）传统和习惯形成的用法，（3）语法（如格律和重音等）的制约，（4）词的长短（即音节的数量）和所处的位置。阿基琉斯的修饰成分（epithets）至少有二十四个；特洛伊人的饰词有十二个，其中以“驯马的”居多，用例高达二十一次；宙斯的各种修饰用语竟多达三十多个，分别表示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显赫和威力的方方面面。在两部史诗里，修饰奥德修斯的用语以“足智多谋的”出现次数最多，达八十一次；相比之下，攻城拔寨不是他的第一强项，所以“荡劫城堡的”出现次数远为稀少。宙斯的饰词常见的有“沉雷远播的”、“汇聚乌云的”（或“集云的”）以及“神和人的父亲”等，其中“汇聚乌云的”出现三十次。赫拉的饰词包括“白臂膀的”、“牛眼睛的”和“享用金座的”等。[166]由于饰词众多，所以——如果愿意的话——诗人可以根据格律和音步（六音步长短短格）的需要选用合适的饰词。除了“著名的”、“高大的”和“神一样的”等一批较为笼统的饰词外，作为联军统帅的阿伽门农还有六个主要饰词，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格律价值。出于格律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阿开亚人有时是“长发的”（或诗意地解作“长发飘洒的”），有时则是“胫甲坚固的”，偶尔也可以是“身披铜甲的”。诗人有时会根据表义的需要选用合适的用语。当阿基琉斯筹备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时，他就不再是平日里“捷足的”英雄，而是“心胸豪壮的”朋伴。当宙斯需要驱散云层，让明光普照，他就不再是“汇集云层的”神主，而成了“汇聚闪电的”[167]天神。显然，这是出于荷马的刻意安排。同样，奥德修斯的妻子裴奈罗佩通常是“谨慎的”，但在需要强调她的德行时，诗人也可以做出适当的调整，称她为“高贵的”（或“无瑕的”）。[168]

变通有助于提高表义的精度。然而，通常情况下，为了维护传统，或许也为减轻记忆的负担，诗人会采用避繁就简的做法，尽可能多地使用一些含义较为广泛或搭配能力较强的饰词。以dios（δoζ，“神一样的”、“高贵的”）为例。荷马似乎对这个形容词情有独钟，尽可能地扩大它的使用面，提升它的能指性，既用它修饰诸如阿伽门农、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等著名人物，也用它形容地位和作用平平的首领，从而使受饰者的数目多达三十多人。[169]“民众的王者”既是阿伽门农的饰词，也是特洛伊将领埃内阿斯，以及安基塞斯和欧菲忒斯的饰词。荷马史诗有它随意和朦胧的一面。或许，正是这种让人捉摸不定的随意性，一方面给荷马史诗增添了几分古朴的魅力，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的“精确”理解增添了困难。有的程式化饰词明显不符合被修饰者当时的状态和处境。比如，我们一般不会把吃人的恶魔波鲁菲摩斯看作是“神一样的”，[170]不会把同时背着通奸和杀人两项罪名的埃吉索斯看作是“雍贵的”，[171]也不会倾向于认为“尊贵的母亲”[172]符合乞丐伊罗斯娘亲的身份。此外，我们不会设想一个猪倌可以像阿伽门农或别的史诗英雄那样，担当“民众的首领”这样的美称。在我们看来，阿芙罗底忒在冤诉时不可能是“欢笑的”，白昼的晴空不会是“多星的”，而肮脏的衣服也不该是“闪亮的”。然而，荷马的确是这么用的，并且用得十分娴熟自如。某些在今天的作家们看来必须避免的矛盾或不一致，在荷马心目中并不是关系重大的问题。忒勒马科斯的狗群似乎只能是“吠叫的”，尽管在迎接主人回归之时并没有发出叫声，[173]而安提洛科斯的驭马也似乎只能是“捷蹄的”，尽管在即将进行的车赛中它们是“最慢的”。[174]荷马有时似乎更为看重人或事物的属性，亦即最能展现其属类的品质特征，而不大在乎他或它们的具体差异和所处的场境。首领或贵族以及某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物，如诗人、祭司等，应该或可以是“神一样的”和“高贵的”，[175]犬狗应该是“吠叫的”，而驭马，不管情况如何，则都可以或应该是“捷蹄的”。这种对特征和普遍性的关注很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把人的思考引向对中性状态，也就是共性的关注。荷马史诗蕴含巨大的哲学潜质，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一个例证。[176]在荷马史诗里，交战的双方都是勇敢的，他们的首领都是高贵的、神一样的或心胸豪壮的。作为一名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希腊诗人，荷马对特洛伊首领（如赫克托耳、普鲁达马斯等人）的赞美以及对许多相关问题的无偏见处理，体现了他容纳和理解共性的胸怀，在生动勾画出史诗的人性色彩的同时，也极大地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荷马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史诗语言，就整体而言不同于任何时期希腊人的日常用语或口语。为了满足应用的需要，史诗用词庞杂丰繁，词汇量很大。仅就希腊人的名称而言，荷马就用了阿开亚人（Achaioi，’Αχαιο）、达奈人（Danaoi，Δαναο）和阿耳吉维人（Argeioi，’Αργεoι）三种（可以适用于划分音步的不同需要）。此外，仅就“房屋”一义，可供荷马选择的单词就有四个，即domos、dōma、oikos和oikia。荷马使用的动词不定式的结尾有四个：-menai、-men、-nai和-ein；所用的第二人称单数所有格形式有五个，即seio、seo、seu、sethen和teoio。[177]然而，尽管词汇众多，语法变化复杂，但在荷马生活的年代里，唱诵有关神和人的故事毕竟已是一种行当。是行业就会有行业规范。史诗的构合有它独特的方式，上文论及的程式化用语（的使用）便是其中之一。程式化用语自身具备扩充和接受移用的特点，它们与一大批常用词汇和术语一起，撑起了史诗中短语世界的半边天。据C. M.鲍拉教授考证，在《伊利亚特》第一卷的前十行里，程式化词汇和用语的出现高达十例，而在《奥德赛》第一卷的前十行里，此类用语的出现竟多达十三例次。[178]大量重复性短语的存在和逐渐积累，为相同或相似行次的重复出现创造了条件。尽管并非每一个重复出现的句子，都必须由重复出现的程式化用语或常用和相对固定的修饰与被修饰成分的连接构成，但它们的大批量出现及有效运用，无疑得力于小于它们并重复出现的语言成分的铺垫。此类行次在两部史诗里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时，诗人会对其中的个别成分作一点小的调整，以适应不同语境的需要。“相同”或“重复”的涉及面可以涵盖一个行次，也可以涵盖三个、五个、十个甚至更多的行次。在《伊利亚特》第九卷里，奥德修斯对阿基琉斯复述了阿伽门农长达三十六行的承诺，逐一枚举了众多的“补偿”。[179]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大体上不管当事者、场景和气氛等的变化和差异，将相同或相似的行段用于对形式上相似的情境（如整备食餐、武装赴战、枪战程序和勇士倒地等）进行描述的做法会有助于减轻创编的难度和诗人负担的话，那么这一点除了同样适用于对大篇幅内容进行转述的情况外，也可能包含另一种含义。换言之，它可能在从无需进行全新构思这一点上来说能够减轻记忆难度的同时，也可能对记忆的准确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诗人有时必须以几乎完全一样的语句复述已经诵说过的几行、甚至几十行诗句。所以，认为重复会有助于口诵诗人开展工作的提法，[180]似乎明显带有需要补充的一面。重复并非总比变通轻松。在需要精确复述多行次诗句的情况下，精细和可靠的记忆或许比大致和含糊的记忆包含更大的难度，因此也要求诗人为此付出更多和更艰苦的劳动。

语境的雷同决定了某些诗行和段落的雷同。不同程度的雷同或相似描述的大量出现表明诗人对某些典型场面和“类型”的重视。史诗描述英雄人物个人的行为，但同时也在有意识地用典型化的叙述“规范”他们的行动。重复构成了古代史诗的一个结构特征，体现了古代诗家按类型思考和编制作品的习惯。不要以为现代诗人或作家反复强调并在实践中煞费苦心地避免雷同，就以为雷同或重复一定不是一种高明的创作手法，就一定要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包括时间、地点、作品类型等因素）予以克服。荷马并非不能避免某些重复，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尽可能多地保留重复。这么做当然有他自身方面的原因（比如有利于减轻记忆的负担便是一条正当的理由），但也肯定受制于某些外在的、不以他个人的意志和喜好改变的因素（比如传统和诗歌门类的制约等）。程式化用语和重复性词句的产生本为诗人所为，但一经发展起来并逐步走向成熟以后，它们就反客为主，掉过头来成了指导诗人工作的艺术规律。程式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诗人的手脚，但在本质上却似乎不会和诗人的愿望构成矛盾。毕竟，古代歌手或诗人的愿望是为听众提供乐趣，是希望能够以在他们看来尽可能真实可信的方式讲述有关神和人的故事，使子孙后代得以牢记英雄们的业绩，评判当事人的功过。吟游诗人们反复诵说代代相传的段子，使之成为老少皆宜、妇孺皆知的往事，亦即“历史”。他们似乎要后人相信并记住，古时确实存在过一个人神杂处的时代，而那时的人们也正如他们所描述的那样生活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上文提及的内容外，重复无疑还可以提高故事的可信度。准备宴祭，史诗人物有一个大致定型的做法。在《奥德赛》3.417—476里，诗人较为详细地讲述了奈斯托耳的国人们整备宴祭和餐会的情景。熟悉荷马史诗的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类似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因为许多词汇和行句已先行在《伊利亚特》里[181]出现过。在《伊利亚特》里，荷马用重复出现的程式化语句，着重描述过四次勇士武装赴战的情景，即（1）帕里斯在与墨奈劳斯决斗前的自我武装；[182]（2）阿伽门农的战前披挂；[183]（3）帕特罗克洛斯穿用阿基琉斯的铠甲，武装备战；[184]（4）阿基琉斯的全副武装。[185]荷马经常会在叙述中插入较大篇幅的细节描述（如对阿伽门农的盾牌所做的那样），有时甚至还会使用明喻，以渲染兵器的威力，营造激战前的气氛。有时，荷马会在运用程式的同时，附带插入一点有特色的内容，画龙点睛般地勾勒出临战者的某个虽然细小、却不宜被忽略的“侧面”。帕里斯是一名弓手，通常不与敌人展开近战拼打，因此无需身披重甲。[186]或许是出于这一层考虑，决斗前，诗人特别意味深长地点到他“随之系上兄弟鲁卡昂的护甲”，[187]由此巧妙地暗示，即将进行的枪战不是帕里斯的强项。事实上，若非偏爱他的女神阿芙罗底忒救护，此人很可能会提前遭遇死的命运，倒死在墨奈劳斯的枪下。[188]

全副武装后，勇士的下一步行动自然是接战敌人，开始搏杀。《伊利亚特》描述了五次这样足显英雄气概的壮举（aristeia），分别由狄俄墨得斯（第五卷）、阿伽门农（第十一卷）、赫克托耳（第十五卷）、帕特罗克洛斯（第十六卷）和阿基琉斯（第十九至二十二卷）担任主角。五次壮举在细节上有所疏繁和变动，但基本上依循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模式。aristeia（ριστεα）一般由武装赴战开始，而盾牌往往是诗人着重描述的对象。开战后，英雄奋勇出击，杀倒对方数名将领，搅乱敌阵，追击逃兵。然后，他会或可能在激战中受伤，祈求神明帮助，而后者经常会使他恢复体能，重新获得力量。英雄复又闯入敌阵（但也可能退而养伤），决战中杀倒一名酋首，从而引发抢夺遗体的混战。死者的尸躯通常会被他的伙伴们抢回。首领级英雄的战绩和生死存亡，通常将决定战局的变化。狄俄墨得斯、阿伽门农和奥德修斯相继负伤后，阿开亚联军的战力受到重创。在赫克托耳的率领下，特洛伊人攻势如潮，节节胜利，几乎放火烧毁阿开亚人的海船。帕特罗克洛斯临危请战，改变了战局，把特洛伊人逼向城墙，但最终被赫克托耳所杀，使阿开亚人复又陷入困境。阿基琉斯终于出战，由此决定性地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击杀赫克托耳的战绩，预示了两支强大军队长期抗争的最后结局，即特洛伊人不可挽回的败亡。

从程式化单词和词组的使用，到程式化句子和段落以及某些相对固定的表达模式的使用，荷马史诗在程式和传统形成的套路的基础上，完成了故事内容的整合，构建起自己庞大的叙事体系，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复合，从机械重复到灵活应变的跨越。荷马史诗的构成，离不开由语言提供的程式和相对定型的表达方式的辅佐。然而，创编史诗固然离不开语言，却也需要内容。语言重要，但内容同样关键，甚至更为不可或缺。史诗语言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依循模式，有趣的是，内容也一样。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里谈到过故事的四种类型，其实讲的就是内容，是素材的来源。这里想要补充的一点是，题材是可以重叠的，题材的下面也有“深层”。具体到荷马史诗，我们注意到，透过形形色色的事件表象，两部作品的故事“核心”都是女人，或对女人的争夺。把女人当作纷争的起点，不是荷马的创新。此类题材十分古老，甚至显得有些原始，然而却总有魅力并且受到了古代历史学家们的重视，[189]擅能“润物细无声”地作用在人们意识的底层，流露在情感的积蕴之中。诸如此类的故事通常貌似简单，却本能地排斥一锤定音式的解释（德国哲学家谢林对希腊神话的象征意义有着深切的感受），悄悄地，然而却是持续不断地影响，有时甚至决定着人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模塑并定导人的情感类型、政治意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形成。古希腊神话或传说中不乏“争夺新娘”的故事。为了能婚娶厄利斯国王俄伊诺毛斯的女儿希波达弥娅，阿伽门农和墨奈劳斯的爷爷裴洛普斯与国王各赶一辆马车，进行比赛；在阿芙罗底忒的帮助下，希波墨奈斯用金苹果迟缓了阿特兰忒的跑速，在比赛中击败后者并因此婚娶了这位快腿的姑娘；俄底浦斯猜出了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Sphinx）的谜语，不仅挽救了忒拜，而且做了该国王后伊娥卡斯忒的婿郎（不幸的是，他于无知中娶了自己的亲娘）；宙斯和达奈娥之子裴耳修斯斩杀海怪（一说魔怪美杜莎），救出被囚的埃塞俄比亚国王凯菲乌斯的女儿安德罗墨得，娶作新娘。[190]神的行为沿用了人的模式。宙斯和波塞冬曾一度同时角逐塞提斯的爱情，[191]而阿瑞斯也因与阿芙罗底忒偷情合欢，被后者的丈夫赫法伊斯托斯设计拿获。[192]荷马无疑熟悉诸如此类的故事，尽管不一定是上文提到的每一个，并且肯定以他的方式亲自参与了古老神话和故事的组建与改编。[193]在《伊利亚特》里，荷马多次强调争夺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194]特洛伊人知道，阿开亚联军远道而来是为了夺回拉凯代蒙国王墨奈劳斯的妻子海伦，因此交还海伦和所有属于她的财物，交还帕里斯从海外运回的全部所有，[195]就能使阿开亚人退兵，因为这是仇杀的起因（neikeos archē）。[196]“你承受战乱的挤压，比谁都多，”海伦对赫克托耳说道，“为了不顾廉耻的我和亚历克山德罗斯的愚狂（atēs）。”[197]特洛伊长老们对此事的态度似乎比较宽容，认为“不能责怪特洛伊人和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euknēmidas Achaious）”，他们“经年苦战，为了这样一个女人”，她的长相极像不死的女神（ainōs athanatēsi theēis）。[198]然而，紧接着老人们对海伦的赞美，墨奈劳斯便和帕里斯玩起了真刀真枪的决斗，目的还是为了争夺海伦。在《伊利亚特》第六卷里，赫克托耳承认他的最大哀恼将不是父母和兄弟们的被人杀倒，而是担心妻子安德罗玛刻会被“阿开亚人拽跑”。[199]或许正是带着掺杂了这一担忧的心情，他在第七卷里与埃阿斯展开了苦斗。特洛伊人为保卫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浴血苦战。[200]以后，赫克托耳被阿基琉斯击杀，而安德罗玛刻则在破城后被阿基琉斯的儿子尼俄普托勒摩斯作为战礼（geras，γραζ）带走。荷马细致描述了赫克托耳战死疆场的过程，相信他也知晓安德罗玛刻的命运，尽管在《伊利亚特》里，情节的发展并不要求他把这一点收作故事的内容。女人既是引起民族（或城国与城国）之间大规模血战的导因，也是诱发团队或集团内部争吵与不和的因素。阿伽门农夺走阿基琉斯心爱的女人布里塞伊斯，由此导致了阿基琉斯的罢战和随之而来联军战事的严重受挫。作为一个母题或故事原型，抢夺女人在史诗构合的深层次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虽然它的重要性不时会被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诗歌语言的美妙所掩盖，但只要透过表象，触及实里，我们就不难把握住它的通连人的生存本质和生命冲动的原始性，感悟到它于无形之中对情节的铺排和展开所起的巨大的制约和推动作用。

女人或许可以成为战争和其他恶事、坏事的导因，但过错却并非总是或完全在于她们。荷马没有说过指责布里塞伊斯的语句（相反，他还以赞褒的口气描述了她对帕特罗克洛斯的哭祭），也没有诵说过批评安德罗玛刻的诗行。他同情海伦的遭遇，赞美裴奈罗佩的忠贞。除了神意（爱欲和性爱也受神的掌控）以外，“抢夺新娘”的主要责任在于男人的过错，经常出自他们的放任。诗人指责阿伽门农粗莽，批评帕里斯行为不轨，办事不够稳笃，将来会尝吃苦果。[201]他对求婚人胡作非为的愤恨更是溢于言表，批评甚至怒骂他们的言词在《奥德赛》的许多卷次里都可以读到。比起赫西俄德和埃斯库罗斯来，荷马对待女人的态度要显得较为客观，并且似乎也多一些宽容。放在历史的场景中来考量，这或许是一种超前的进步。像在《伊利亚特》里一样，一定程度上决定《奥德赛》的情节展开和结构安排的，也是潜伏在深层次里的内在主题，即抢夺女人。奥德修斯回归受阻，久不还家，伊萨卡和附近地带的权贵们以为有机可乘，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求婚。对于他们，能够婚娶奥德修斯的妻子裴奈罗佩，是一件佳人、财产和权力三者一齐丰收的美事。诗人（主要是通过人物之口）在《奥德赛》第一卷里即已控诉了求婚人的种种倒行逆施，由此既为忒勒马科斯的外出寻父酿造了合乎情理的氛围，也为奥德修斯回归后与他们的决斗埋设了伏笔。回返后，奥德修斯开始具体准备复仇行动。《奥德赛》第十八至二十三卷把抢夺和捍卫“新娘”的斗争推向高潮，充分展示了奥德修斯作为一代英豪的谋略和武功。场面的设计基本符合通过竞争获得新娘，亦即英雄或更强健、更出色的英雄占有美人的传统套路。在雅典娜的细致安排下，裴奈罗佩先以超胜往日的美貌迷倒了求婚人，[202]稍后又含蓄提议并收取了他们的礼物。[203]比赛前，忒勒马科斯公开宣布：来吧，求婚人，这（指裴奈罗佩）便是获胜者的奖酬（aethlon），一位在全希腊无与伦比的女人（gunē kat’ Achaiida gaian）。[204]结果自然是奥德修斯技压群雄，轻舒猿臂，果断开弓，一箭穿过十二把斧斤的洞孔，拔得头筹。在第二十二卷里，奥德修斯与以安提努斯和欧鲁马科斯为代表的求婚人展开了殊死决战，最终杀灭对手，保全了他与裴奈罗佩的婚姻，换言之，保持了他对妻子的占有。[205]有趣的是，在这里，荷马巧妙地结合了为了赢得新娘的竞赛和抢夺新娘的决斗，使二者有机地衔接并糅合起来，描述时语句顺畅，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史诗反映古人的生活。对女人的高度“重视”（这一点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走向。希腊人攻城，但不略地，发动战争的目的，至少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对手特洛伊人看来，是为了夺回美女海伦。当然，他们既然来了，就不会只是带回一个女人。他们要抢夺特洛伊人的财物，掳掠城里的女子，而后者中的许多人，或许会在异国他乡成为抢夺她们的男人们的“新娘”。[206]在两部荷马史诗的深层，都有背靠古代传说和人文背景的“抢夺新娘”的交织。《伊利亚特》将其作为特洛伊战争和导致两军残酷拼杀的始因，《奥德赛》则将其作为象征正义战胜邪恶的终篇。[207]不能说荷马有意设计了这么一个过程，即让决斗贯穿两部史诗的始终，但这一“巧合”（我们姑且承认这只是一种巧合）至少在作品的表层内容以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深层次问题的理由。此类古老的命题不像定型的语言程式那样一眼即可辨识，而是如同一张潜网般地铺展在故事与程式化语言的内里和深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它们的存在才是促进荷马史诗扩展和最终定型的最原始的推动，因为它们不仅以隐蔽的方式牵动着故事表层结构的展开，而且还在深层次里发挥作用，联合在某种程度上因受到它们的制约而形成的程式化语言模式，一起构成了史诗宽广而复杂的可解析的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