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诸神:荷马的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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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与整合

荷马史诗的构合迎合了情节发展的需要。两部史诗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其立足点均为具体的著名英雄,换言之,都是作品里的个人。《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第一主题,《奥德赛》则更以一个人的经历,即奥德修斯的回归和复仇带动情节的展开,统领全局。总的说来,人在第一线活动,神的作用是“二线”的;史诗颂扬的主要是人(或英雄们)的业绩。在荷马心目中,人的重要性当然远不如神。但是,人不必总是这样的。在史诗里,就所占的篇幅多少而言,这种关系被颠倒了过来,对英雄个体的描述显然大幅度地超过了神祇。尽管如此,史诗却不完全对等个体描述。《伊利亚特》讲述的远非只是有关阿基琉斯个人的经历,全诗的情节亦非总是围绕阿基琉斯一个人的活动展开。《奥德赛》的情节(尽管是双线的)相对简单一些,奥德修斯的出场率也要相对更高一些,但即便如此,它也不是一个专门讲述奥德修斯个人经历的故事,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奥德修斯游记”。荷马史诗着重渲染带有浓烈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英雄业绩,但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构建个人背后衬托他们行为的集体。阿基琉斯是阿开亚联军众多将领中的一员,为了一名床伴(即布里塞伊斯)与统帅阿伽门农闹翻,此后拒不出战,及至好友帕特罗克洛斯战死后方始复出报仇,杀了赫克托耳。撑托他的集体既有群星灿烂的联军将领以及由他们统领的千军万马,也有作为对立面的特洛伊护城集团(亦是一支联军)和性格鲜明的统兵首领。此外,还有形成帮派的奥林波斯山上以宙斯为首的众神(当然,还有其他神祇),他们自始至终、或明或暗地主导着战事的进程,让包括阿基琉斯在内的凡人,用痛苦和生命换回传唱千古的功名。同样,奥德修斯的身后有神和命运的操控,有伊萨卡的父老乡亲(以及忒勒马科斯的外出寻父),有他游历异域的种种传奇,有归返后一系列的被人“发现”,有最后杀灭所有求婚人的搏斗场面和夫妻、父子的团圆。[116]

就故事的“阶段”性组合而言,《伊利亚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始于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争吵,止于以奥德修斯为首的(对阿基琉斯进行劝说的)使团成员们的无功而返(第一至九卷);第二部分涵盖两军一个整天的战斗,始于宙斯派遣争斗(Eris)挑起搏杀,止于阿基琉斯战盾的铸毕(第十一至十八卷);第三部分较第一、二部分短些,始于阿基琉斯和母亲交谈后统兵出战,止于特洛伊人为赫克托耳举行葬仪(第十九至二十四卷)。第十卷描述奥德修斯和狄俄墨得斯夜闯敌营,内容上与上一卷,尤其是下一卷没有直接的关联,可以作为一个独立成分(即单篇)。[117]另一种分法可将第十卷收入第二部分,并对第三部分的起始稍作改动。如此,第一部分不变,第二部分含第十至第十八卷第353行,第三部分(或第三个吟诵单位)始于第十八卷第354行,止于第二十四卷末行。[118]此外,可以把《伊利亚特》第一卷看作全诗的引子或序曲,将第九卷看作是由第一部分(第二至八卷)向第二部分的过渡,第三部分始于第十六卷,止于第二十二卷。赫克托耳死后,特洛伊的败亡应该已成定局,但《伊利亚特》并没有就此中止,而是另外设置了两个附段。作为尾声,第二十三和二十四卷分别讲述祭奠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和赛事的进行过程以及普里阿摩斯的赎尸,使双方的两位主要将领在死后受到了与英雄身份般配的礼遇。这一划分强调全诗结构上的起始、承接和结尾诸要素的合理安排,从而突显了第一与第二十四卷的对比:前者以阿基琉斯的愤怒和与阿伽门农的激烈争吵开卷,后者则以他怒气的息止和两军冲突的暂时缓和收篇。[119]当然,这一分法也和其他一些分法一样,实际上肯定了《伊利亚特》中某些卷次(如第二卷等)的相对独立性,并以此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它是一部合成史诗,即由一些原先可能独立成篇的较短唱段合而成之的观点。与《伊利亚特》相比,《奥德赛》的情节相对比较紧凑,部分间的衔接也显得更为妥帖、自然。或许,就这一点而言,《奥德赛》是一部更能体现作者构思技巧和统合能力的作品。[120]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奥德赛》的情节具有双线或双向发展的特点。[121]此外,由于包含发现,它又属于复杂型作品,同时也展现人物的性格。[122]《奥德赛》全诗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述忒勒马科斯在家乡伊萨卡与求婚人的矛盾以及为打听有关父亲回归的消息而出访普洛斯和拉凯代蒙的活动情况(第一至四卷);第二部分描写奥德修斯的浪迹,直至回抵家乡,大篇幅容纳了主人公对自己苦难经历的回顾(第五至十三卷);第三部分讲述奥德修斯回归后的曲折故事,包括与忒勒马科斯的相会、一系列的被发现以及击杀求婚人的“行动”(第十四至二十四卷)。《奥德赛》在对时间的处理上较好地实现了现在和过去(人物对往事的追述)的糅合,在对空间的处理上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地点的虚实相间和有序移动,而在对情节的把握上也完成了时而双线发展,时而单向然而却是错落有致的编排。《奥德赛》中人物长篇幅的回顾,曾经深深地影响过维吉尔的创作。在近当代,它的结合写实和大幅度吸收虚构内容的叙事手法,曾给现代经典《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和长诗《奥德赛》的作者尼科斯·卡赞扎基斯(N. Kazantzakis)以巨大的启迪。[123]

如何巧妙并顺理成章地把众多,包括某些可以独立成篇的部分联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部中心突出而又内容连贯的鸿篇巨制,或许是创编大型史诗的最大和最不易解决的难点。读过《诗学》的人们一定会感觉到,在缺少书面文字帮援的古代(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指出荷马是否使用了书面文字),这是个不易妥善解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和悲剧诗人一样,史诗诗人也应编制戏剧化的情节,即着意于从芜杂的神话传说中构组出一个完整划一并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praxis)。其他诗人或许会碰到什么写什么,不能妥善处理主要情节与穿插的关系,但荷马却仿佛独具慧眼,对素材有所取舍,有所提炼,通过构组中心明确和内容上一以贯之的情节,以达到模仿完整划一的行动的目的。与其他诗人相比,荷马的表现真可谓出神入化。[124]亚里士多德很可能读过许多后世失传的史诗并将其与荷马史诗作过比较。他的评价明显带有偏袒荷马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可能大体正确,不致过分离谱。其他史诗诗人或许有亚里士多德没有或不愿看到的长处,但荷马确实出类拔萃,技压群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超胜一筹。荷马的优势是多方面和整体的,这或许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一个人的看法,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学人的共识。荷马能够在众多史诗诗人中鹤立鸡群,基本上不是古代文论家们拔高的结果。换言之,荷马的胜出靠的是实力,是他的真本事。基于这样的考虑,也出于总结成功经验的需要,我们有意在本章内付诸实施的,不是刻意寻找他的不足(此类问题,我们会在书稿中一些相关的上下文里予以提及),而是发掘他的长处,尤其是一些被亚里士多德和后世许多著名文论家们所忽略,因而相对不那么容易被发现的优点。亚里士多德袒护过荷马的过失,也忽略了他的某些很值得肯定的精当之举。我们有意在此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这些高明的举措,也像亚里士多德及后世许多文论家们热情颂扬过的其他若干做法一样,有助于作品叙事中心的突出和所述事件的前后呼应,服务于构组整一情节的目的。当然,荷马不一定是参照某个目的来创编史诗的,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符合习惯和便于理解。不过,荷马也并非全然不能用某种设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如果有谁做出如此取向的假设,我们大概不能称之为荒唐。创编史诗是可以有隐而不宣的指导思想的。亚里士多德曾用他的目的论来解析诗歌发展的来龙去脉,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并没有在《诗学》里公开宣布这是他的指导思想。

为了维护作品的整一性,荷马的做法有时可谓匠心独到。阿基琉斯在《伊利亚特》第一卷里即已罢战,自此一直到第十八卷方始复出,中间除了在第九、十一和十六卷里(参考并比较17.400—411行等处)有所实际露面外,一直没有出现。头号英雄的长时间缺席,无疑会对作品的整一性造成损害。然而,正如他在《奥德赛》第一至四卷里通过人物对奥德修斯的频频提及有效地弥补了第一主人公的姗姗来迟一样,荷马在《伊利亚特》里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阿基琉斯于不在之时的存在,取得了人不在而“神”在的效果。阿基琉斯的暴怒直接导致了阿开亚联军战场上的败北。为了突显他的重要,诗人反复提到了这一点。阿波罗、赫拉、阿伽门农、奈斯托耳和波塞冬的评论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都肯定了阿基琉斯在战场上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出战与否决定战场势态的走向。[125]只要阿基琉斯不消解“对了不起的阿伽门农的怒气”(换言之,只要他罢战不出),普鲁达马斯对特洛伊军勇们说道,阿开亚人“便是一支容易交战的军旅”。[126]普鲁达马斯的话无疑有所夸张,但阿基琉斯确实骁勇,这是双方将士都熟知的事实。此人终归会重返战场的,他对特洛伊人的威慑即便不是无时不在,至少也是时隐时现,挥之不去。

荷马知道如何制造悬念。他在《奥德赛》第一卷第1行里开宗明义地点到了“那位精明能干者的经历”,却没有提及此人的名字。同样,在《伊利亚特》的开卷部分他提到了阿基琉斯的愤怒,称其“将众多豪杰强健的魂魄(iphthimous psuchas)打入了哀地斯的府居”。[127]随着情节的有序展开,我们得知这众多的人中豪杰中不仅包括阿基琉斯最亲密的战友帕特罗克洛斯,而且还应该有特洛伊主将、王子赫克托耳。悬念有助于故事内容的连接,有助于情节的稳妥和“艺术地”展开。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荷马最拿手的好戏不是制造,而是消除悬念。不过,这种“消除”不是一劳永逸式的,而是通过再三的提及或预告,使听众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耐心等盼结局的兑现。很明显,这是一种在自行消除悬念的同时,加重听众等盼心情的做法,能使他们在没有悬念的情况下体验悬念的存在。荷马的高明不仅限于用此法抓住了听众,使其欲舍不得,而且还在于用此类反复的预示,带活了情节的有序滚动和部分之间的胶连,促进了结构的整一。在《奥德赛》里,故事的结局(即求婚人的“毁灭”)在第一卷里已先行有了暗示性的交代(即点明奥德修斯必将回归),在第二卷里趋于明确。[128]其后,墨奈劳斯重申此事将会实现,[129]而塞俄克鲁墨诺斯则以卜师的玄智和含蓄,预告了求婚人必将面临的悲惨结局。[130]至于作为《伊利亚特》里重头戏之一的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听众在该诗第十一卷里便已被预先告知。[131]其后,宙斯明确告诉赫拉,帕特罗克洛斯将被赫克托耳击杀。[132]当帕特罗克洛斯在第十六卷里请求阿基琉斯让他出战时,诗人似乎站到了听众的一边,替他们评论道:“他如此一番说讲祈求(phato lissomenos),天真得出奇(mega nēpios),不知祈求的正是自己的死亡(thanaton,θáνατóν)和邪毒的终结(kakon kai kēra)。”[133]稍后,在回答已有不祥预感的阿基琉斯的请求时,宙斯坚持了既定的方针,答应“让帕特罗克洛斯打退船边的攻势,但拒绝让他从战斗中生还”。[134]帕特罗克洛斯战死后,阿基琉斯在先于被人告知的情况下已预感到“墨诺伊提俄斯骁勇的儿子已经死亡”,因为“母亲曾对我说讲,在我存活之际,慕耳弥冬人中最勇的斗士(ariston,ζριστον)将倒死在特洛伊人手下,别离明媚的阳光”。[135]这种先行告知然后予以兑现的构思方法,甚至可以把听众带到作品的结构以外。塞提斯知晓阿基琉斯即将死亡,阿基琉斯自己也知道命定的结局,但他的死亡并没有发生在《伊利亚特》里。因此,诗人把听众的期待带出了《伊利亚特》的情节,引向对《埃塞俄丕斯》的通连。特洛伊将被破劫,这一点宙斯和众神知道,阿伽门农和他的希腊将士们知道,就连特洛伊城最有力的保卫者赫克托耳也对此直言不讳,[136]但知道归知道,这一不可避免的结局却没有在《伊利亚特》里出现。荷马匠心独到地利用了听众的想象,利用了既有情节的顺延效应。即使不读《伊利昂失陷》(已失传),我们也知道特洛伊的失陷只是个时间问题,阿开亚人的破城应该指日可待。诗人利用情节的合乎情理的顺延而不是具体付诸语言表达的做法,实现了对“告知”的兑现。情节的整一性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维护。应该说,这里有荷马的睿智,有他对故事的完整性和艺术价值的理解。

制造听众知情而作品中的人物反而不知情的局面,或许会使听众产生拥有先见之明的满足感。我们不敢断定荷马是否有意识地利用了听众愿意陶醉于事先知情的心理。与阿基琉斯不同,《奥德赛》里的奥德修斯长期漂泊在外,备尝艰辛,生存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威胁。诗人常常不得不让他隐姓埋名,以便使叙述符合奥德修斯在《奥德赛》的故事情节里的活动特点。然而,这并非是一条一成不变的常规。在需要的时候,诗人会让他自报家门,主动或相当痛快地道出自己的名字。不过,诗人的心里似乎总是想着故事的情节,在使用奥德修斯自我“暴露”这一点上常常也不例外。他会在听众知情而诗中的相关人物不知情的前提下,让奥德修斯先参与一些活动或做下一些事情,然后再让他自报家门,主动向对方通报大名。在《奥德赛》第九卷里,奥德修斯两次说出自己的名字,一次是对阿尔基努斯,[137]另一次是(在对阿尔基努斯等人回忆往事时)对波鲁菲摩斯。[138]两次自报家门都紧扣并受制于情节的发展,也都能从不同的侧面,帮助听众加深对奥德修斯以及他所处场景的了解。第一次通报发生在德摩道科斯诵罢阿开亚人木马破城的故事之后。考虑到这段故事讲述了奥德修斯参与领导的战役中最辉煌、也是打得最艰苦的一例,很明显,这是让英雄自报大名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奥德修斯也确实利用这次机会,有分寸地自我吹嘘了一番。[139]第二次(尽管从时间顺序上来说应为第一次)通报发生在奥德修斯捅瞎波鲁菲摩斯的眼睛,率众离开库克洛佩斯人的居地之后,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它上连波鲁菲摩斯多年前得知的预言,[140]下承波塞冬对奥德修斯的惩罚,[141]加重了他的苦难。和必要的隐匿一样,奥德修斯的自我曝光串连并整合了情节的展开。以后,奥德修斯又多次对别人自报家门,如在第十六卷里对忒勒马科斯,[142]第二十一卷里对欧迈俄斯和菲洛伊提俄斯,[143]第二十二卷里对求婚人等,[144]每一次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诗人对情节编排的关注。

对于听者,对方的自报家门是一种“发现”,即发现对方是谁。然而,典型意义上的发现似乎应该更多地与发现者或他的行为相关。换言之,这种发现无需对方自报家门——发现者通常借助某种标记认出对方的真实身份,所依赖的是依循情节发展需要而出现的那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件。从评判情节的构合质量的角度来衡量,此种发现或许包含更高的艺术性。[145]在《奥德赛》第十九卷里,老保姆欧鲁克蕾娅就是在替奥德修斯洗脚时,无意中触摸到后者小腿上的伤疤,并由此认出了主人。《奥德赛》里的许多正面人物已经具备了注重实证的认知素养。相认有时并不容易。奥德修斯对妻子裴奈罗佩和父亲莱耳忒斯的两次自报家门[146]都没有使对方相信。或许,在荷马看来,为了增强发现的可信性,诗人有必要把人物的自我介绍与辨认标记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为人物的活动配置可能具备象征意义的叙事环境,而且还能使想被发现的一方和想要实施发现的另一方,都能更加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实证感,增强发现的可信度。所以,在奥德修斯和裴奈罗佩之间,诗人摆设了一张只有他俩熟知其奥秘的睡床,而在奥德修斯和莱耳忒斯之间,他又设计出一片联结父子俩怀旧情愫的果园。从第九卷开始,奥德修斯的自报家门与不同形式和带有不同附加值的被发现便频频出现。[147]“发现”控制情节展开的节奏,推动它跌宕起伏的波澜。多姿多彩的发现至少是《奥德赛》后半部分的结构枢纽,是体现它的构合技巧的重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