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龙隐时代：存形于江海

文/陈东

在顺德发现珠三角

虽然工作和生活在深圳，这些年，我常常往返于深圳与顺德之间，顺德成为我认识珠三角的一个窗口。与“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相比，珠三角崛起的历史并不久远。珠三角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叶显恩认为，珠三角有过四次历史机遇。（一）南北宋时期，中原士人大量南迁，这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带来很大刺激。（二）明代中叶，当时世界处于大航海时代，中国也通过广州口岸和外面的世界发生密切联系。（三）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广州确定为与世界贸易的“独口通商”口岸，珠三角一度呈现出追赶江南的趋势。（四）19世纪，清政府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之后，从这里，贸易往来、人口迁徙，逐渐成为常态。这四次历史机遇成就了珠三角在今日的历史气度和文化底蕴，一个江海文明孕育下的外向型经济体跃然而出。

珠三角的发展离不开水，其中主要是珠江。珠江的三条支流分别是西江、北江、东江，它们融汇在一起，彼此相连却又有所区别。西江系珠江主要干流，发源于云南，流经贵州，途经广西，再至广东，全长2214千米，文化元素丰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体。北江发源于江西赣州，从广东北部韶关、英德至佛山、广州，全长573千米。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自东北向西南而流，全长562千米。

在地理上，珠三角地区是由西江、北江共同冲积成的大三角洲与东江冲积成的小三角洲的总和。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等9个城市。在文化上，虽然珠三角文化不能以“广府文化”简单概括，但广府文化却是其最重要的内涵。

人们一般认为，广府文化就是广东汉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传承。但是这多少忽略了地域属性，文化不光是人的因素，而且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在《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指出，文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虽然彻底的环境决定论已经为学界所摒弃，但是特定环境与特殊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却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因此要认识珠三角文化，必须要正视其水网密布的地理环境现实。

顺德处于广府文化的核心区域，这里既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也将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发散到珠三角各地，因此这里成为认识珠三角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无论是科举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这里都在大工业时代的背景下，小心保持着内在的不变。我对珠三角文化的观察，便以顺德为出发点，而在顺德这样水网密布的地区，我不得不将关注的视角放到水中。而我将于水中遇到一种神奇的物种。

信仰

东晋《拾遗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上古舜帝时期有个南浔国，南浔国有个叫“阴源”的洞穴，那下面可以到达地脉（地心），洞穴里共生有毛龙、毛鱼两种生物，它们在大泽里蜕皮，但居住还是在洞穴。南浔国人擒来一雌一雄两条龙送给了舜帝，所以舜帝设置了养龙官。到夏朝的时候，养龙人成为一个大家族。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经骑着龙。待到四海升平之际，龙就被放到了江河之中。

从此，江河中有龙，成为中国民俗宗教的固定想象。在想象的世界中，海中也有龙，而且是海中之主。“东海龙王”更是在很多神魔小说中成为反派角色，如在哪吒、孙悟空的故事中。

但是龙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传说中的龙是一种混合生物，它有猪的头、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蛇的身、鹰的爪、鱼的鳞。其中，蛇形是其主要形态，有学者套用西方图腾学说，认为这是以蛇为图腾的华夏族战胜了其他氏族之后，逐渐融合了其他氏族图腾之后的结果。这当然属于无稽之谈，不过一般人接受起来倒没有太大障碍。图腾学说本是西方学术用于“未开化民族”或“野蛮民族”的说辞，民国时期国人不知，是以成为一种范式，龙图腾从此和中华民族关系颇深。到晚清，更是以龙旗作为国旗，龙与中国、中华的关系得以固化。

不过撇开图腾之说，龙作为一种神奇物种，在中国民间确实早已经深入人心。龙王是龙在神话中的人化神。在民俗传说中，龙是掌管行云布雨的，人们平时对其多有敬畏，以求风调雨顺。当久旱无雨之时，民众便向龙王祷祝，可是当祈祷也无效果之时，被逼急的民众则会将龙王雕像拉出去暴晒，甚至鞭笞。敬畏和愤怒，似乎只在一念之间。

在顺德，我开始了寻龙之旅。首先进入我眼中的是甘竹滩这个地方。此地位于龙江左滩，因有甘竹溪流经而得名。历史上素有“滩石奇耸，声如雷霆，江水、海潮互为吞吐”之景，“甘竹雪涛”被奉为顺德旧时八景之一。古时候，甘竹滩是顺德连接广州的一条主要航道。由于滩水流急，每年洪汛到来之时，洪水汇聚，直泻而下，势似万马奔腾，声如闷雷，来往船只往往遭殃。后来在滩口建了一座庙，称之为“伏魔庙”，以保平安。久而久之人们觉得是龙神（龙王）在庇佑他们，于是改其名为“龙神庙”。如今，这座庙宇已经不见，但是当地传说中还留有龙的印记。

传说中的龙王却并不保佑乡民，而是一个绝情的父亲。传说中的甘竹滩地理环境本不凶险，而是一个平静清幽之地。有一天东海龙王的女儿游玩至此，为这美丽风景所折，还喜欢上了当地一位渔民。东海龙王得知此事之后，雷霆震怒，为了阻止这桩爱情，龙王动用了无数能量，使甘竹滩风大浪急。最后，人的意志和龙的意志直接抗衡，以失败告终，龙女自愿吐出龙珠降为凡人，却也免不了最后纵身一跃葬身甘竹滩的命运。龙王反省女儿的离世，便不再兴风作浪，甘竹滩也便恢复了平静。

离甘竹滩不远，有一个地方同样引起龙的兴趣，那里叫“龙潭”，不过这次来的并不是龙本身，而是龙母。龙母是一个豢养龙的女人，关于她的故事可以参看本书专门研究龙母的章节，此处不再详细展开。单说龙母和龙潭的关系，则又是一个传奇故事。和甘竹滩的小龙女一样，龙母已经具备神的体质，一日她游玩至龙潭，为当地风景所吸引，在她和当地渔民之间也有一段故事，不过不是爱情，而是一个虔诚与考验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渔民通过了龙母的考验，龙母便在龙潭留了下来，于是当地起了一座龙母庙。和甘竹滩的龙神庙命运不同，龙母庙保留至今，依然香火不绝，并成为民俗活动中的“圣地”。

顺德有大量与龙有关的故事流传，城镇与村庄中与龙有关的地名仍在使用中。但似乎“飞龙已乘黄鹤去”，如今却不见龙迹龙影。

寻龙之旅是从顺德出发的，却并不局限于顺德，而是将视野延伸到整个珠三角地区。然而我所想要寻找的“龙”，却不是传说中已消隐不见的神奇生物，而是当地社会常见的对龙的模拟——龙舟。围绕着龙舟，有许多故事和内容可以展开，我想进行一番全方位的扫描与透视，从各个方面呈现它。

龙舟是当地文化的凝结物

龙舟是模仿人们心目中的龙的形象而制作的。在传播甚广的《寻味顺德》纪录片中，第一个镜头便是顺德黄连村的起龙仪式。所谓“起龙”就是将沉入涌底或池塘的龙舟从淤泥里挖出来。有“起龙”便有沉龙，当地人之所以要将龙舟沉没池底，是因为龙舟制作所用的坤甸木等密度较大的红木不能忍受太阳暴晒，否则就会开裂，这种木材有一个特性就是不怕水浸。所以在炎热而漫长的广东夏季，将龙舟沉埋水底是最好的保存方法。经此法保存的龙舟，可历数十年而不坏。

龙舟是珠三角地区的一大标识性文化符号，也成为展示其文化的一个窗口，故而一部具有当地特色的纪录片才会将“起龙”仪式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龙舟在当地遍地可见，融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演化出许多别致的地方性节目。除了起龙仪式，还有龙舟竞渡、龙虱赛等。在民国时期，顺德地区的龙舟活动甚至一度被禁，理由是人们对这项活动太过热衷，以至于人员混杂，县府害怕奸细混入扰乱治安。但是禁令归禁令，人们对龙舟活动的热衷并不能打消。

在我看来，随着陌生事物的到来，社会流动的加剧，龙舟已经成为当地人凝聚群体、形成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每一个村落乃至于一个大队都有自己的龙舟队，他们平时可能是农民，可能是商人，可能是工人，而在特殊的日子里则是某某村或某某队的人，龙舟在某种形式上提供了文化认同的素材，就像祠堂的存在一样。

尽管龙舟在当地农村是普遍的，但是龙舟制作却越来越稀少了。而我们的寻龙之旅，也更多关注龙舟的制作与生产。下面这张图是我们为这趟旅程制作的一个简单索引，而实际上我们走访的地方远比图上呈现得更多。

龙舟制造算不上一种产业，它在造船业中所占的比重十分小，甚至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在一本专门介绍广东船舶制造业的书中，并没有发现其一席之地。我相信那本书的作者并不是无意中将之漏掉，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小小的龙舟的确不能算是船舶制造业的一部分。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最多算是一种娱乐（或体育）用品。所以在正统文献中，我们很少能够找到龙舟制作的工艺流程等。即便有，可能也像是《营造法式》一样，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够解读吧。

我们走访了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够找到的所有龙舟造船厂，其中顺德（被誉为“龙舟之乡”）尤其详细，广州番禺、东莞中堂等地也都有涉及。关于龙舟制造，可以参看严丽君的文章。除了龙舟主体制造，龙头雕刻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我们在西江和东江流域找到了不同的龙头雕刻方式。关于龙头雕刻，可以从肖剑的文章中读到。

我较长时间都浸淫在龙江坦东造船厂，和厂主鸡昌叔颇熟。他从最初抗拒我的到来，到最后和我知如莫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虽然龙舟制造形式大同小异，但是使用的工具却有着一些差别，鸡昌叔的制造方法较为古朴，所使用的工具也较为传统。

从龙舟制作具体流程中用到的专业术语上，可以明显感觉到对“龙”的模拟。其具体流程如下：

首先是船底的制作。第一步是起底骨，这一步也称为“选龙骨”。船底被认为是龙的骨骼，像人的身体一样，骨骼将支撑整个身体，故而龙骨的选择非常关键。龙骨将决定整个龙舟的最终效果，一般龙骨都是由师傅亲自挑选的，有两个要求要达到：一是要直，二是要轻。第二步是起底，即安装脚旁，位置在龙骨两边，因为其形状如同蝴蝶翅膀，故而又名“蝴蝶底”。蝴蝶底的安装是龙舟成型的关键，是最考验龙舟制造技术的，也是最耗费时间与工力的一道工序。脚旁完成安装之后，便要起水，即将龙骨制成流线型，这要耗费许多时日才能达到龙舟所要求的弧度。

船底完成，就要做船的两旁了，这称为“上大旁”。大旁的安插顺序是从中间到两边，它需要根据不同预订者的需求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斜度是最关键的。这道工序是整个龙船制造中最困难的，仅一条五人龙舟，就需要花费两天时间去安装大旁。

船两旁完成之后，剩下的就是船内部的细节打磨了，如横档的制作、内龙和中柱的安装，以及坐板的固定等等。想象龙舟就是一条龙，龙的身体内部还会有什么？答案是肠道。人们将龙舟座位中用于分隔左右两名运动员的木条称为“龙肠”。在龙肠安装完毕之后，一条“龙”的身体就具备了雏形。剩下的就是安装龙头与龙尾。

一般生产龙舟身体的地方并不生产龙头、龙尾。龙舟生产是一种技术与力量的结合，而龙头雕刻则是对细节的把握。广东地区的龙头雕刻有两种：一种为大头龙（或大头狗），一种为鸡公头。鸡公头造型干练，船身也为狭窄细长，远看像是鸡公，故有此称，一般分布于西江水系；大头龙舟龙头硕大，高高翘起，船身较为狭长，主要分布于东江流域。但是这一地理界限并没有那么严格，也很难说形成了某种文化差异。龙头一般用整块樟木雕刻而成，樟木具有辟邪和驱虫之效，故而能够保存时间较久。有时候船身坏了，龙头还能继续使用。雕刻出来的龙头一般是张着嘴巴的，其眼睛朝天，不怒自威。一般来说，龙头越凶猛越好，因为龙舟多用于比赛，赛场如战场，气势是很重要的，而气势往往是由整条“龙”前面的龙头所决定的。龙头雕刻的工序较为复杂，是传统木雕工艺的一部分，它全靠手工，没有详细的图纸，最终的成型也只能想象。因此雕刻师傅的手艺十分关键。雕刻好的龙头一般染成红色，也有根据需要染成其他颜色的。龙头制造好之后，在安装龙须时还有讲究，如果是信奉观音菩萨的，则无需龙须，如果是信奉关公的则用黑须，其他则用白须。[1]与龙头雕刻的复杂工艺相比，龙尾的制作则较为简单，一般也是用一整块木头雕刻而成，在上面布满鳞甲，十分惹眼。装上龙头与龙尾的龙舟，宛然水上的一个龙形活物。给人的感觉是，虽然神话中的龙消失不见了，但是龙的形象却还停留在江河之上。

龙舟制作虽不乏其人，龙舟活动也层不出穷，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却产生了一些隐忧。龙舟制作方面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工匠在技艺上有很多细节与真功夫，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但是这些技术现在正面临失传的风险。现代社会，生计方式的多样，社会现实的万千变化，使得龙舟制作成为一种相对来说较苦的差事。许多中国传统工艺与技术，都像是吴天明电影《百鸟朝凤》中所演绎的那样，在与现代的碰撞中，失去了方向，人散了，也就没有技艺的传承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悲观。实际上，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人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传统并没有丢失。上文提及的龙潭，在当地的龙母庙，每年五月初八龙母诞辰之时，万千龙舟从周边各个村镇出发前来龙母庙前的涌里，有一种百子千孙前来为母亲贺寿一般的景象。这让我看到，在当地人的生存中有一种智慧，即将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如龙，进一步可以引申为江河的凶险）用一个个故事将之转化为自己所熟悉的亲情领域。这种生存智慧实际上体现在方方面面，当我完整目睹了龙舟制作、起龙、赛龙舟等活动之后，对和龙舟有关的团队协作精神触动颇深。想象很久以前，水网密布的珠三角地区其实并不适合生存，而为了生存，人们必须报团取暖。与龙舟有关的这些人类活动，恰好成为凝聚彼此力量的一个触发点。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越来越疏远，类似这种民俗活动的保留则成为新的凝聚因素。如果用传统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社区终将变化为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将属于小共同体的一切都摧毁，但是在珠三角农村地区的龙舟调研，则让我感觉到社区并没有完全消失，社区还是有力量的，这种文化共同体，在类似赛龙舟这样的活动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寻龙就意味着寻找珠三角的文化根性。

从龙舟中进一步瞥见珠三角文化之特色

我们的珠三角龙舟制造与存续调研并没有涉及作为一种运动的龙舟比赛，这是一个和我们的主题稍微有些偏离的门类，我们并不是没有看到龙舟的竞技色彩，之所以忽略它，是因为我们更在意的是龙舟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状况下的人们的思想状况与生存状态。

思想往往在信仰上体现，而信仰是从仪式上看到的。在龙舟制作过程中，便有许多仪式。在开工的那一天，造船师傅会在造船厂的柱子上贴一张“百无禁忌”的红纸，举行简单的祭拜仪式，烧香纸，燃放鞭炮，口里祷祝“开工大吉”之类的话，其态度可谓诚恳。

在龙舟制作完成之后，还要举行接船、试水仪式。“接船”指的是龙舟从制作者手中交付到预订者手中的过程。前来接船的人们要带好祭祀用品，如烧肉、烧酒、活公鸡、苹果、香烛、爆竹等，有时候还有锣鼓队助阵。接船对于预订者的共同体（或为村庄，或为小组）来说，是一件极其隆重的事情，有时候要村中长者率领。接船者到来之后，首先要将龙牌插在龙头上，继而在龙神牌位上插上香烛与龙眼叶，随身带来的祭品也一并摆上，香烛插在苹果上点燃，对着龙头祭拜，继而绕龙舟一圈遍地洒酒，绕圈的时候口中需念祷吉祥语句。

造船厂内的仪式过后，有时候还会进行点睛仪式，把鸡血滴在龙眼上。经过点睛仪式之后，龙舟的精神才得以圆满。接船者在龙舟两侧分别站立，随着领头人一声令下，众人将龙舟抬起，届时鞭炮齐鸣，龙舟下水。在下水之前，龙舟底部不能触碰到地面。下水之后，众人跳上龙舟，开始试水。

试水称为“采青”，又叫“醒龙仪式”。待众人将龙舟划到某个特定位置，领头人发出信号，众桨一起停留，鼓手也停止击鼓，领头人将备好的香茅插入龙口之中，继而双脚用力一踏，龙舟为之一震，整个仪式才告完结。之后便可以划着龙舟回到本村了。如果村子里有老龙舟，在新龙舟进村之前，还可以在村口迎接。新老龙之间的交替，使人看到整个村落共同体的人对龙舟的珍视。在这种虔诚之中，似乎蕴含了一种拟人化的情感，龙舟似已是村落的一位成员，它既具有一种神性，也具有一种人性。

端午之前，将龙舟从水中捞起，即所谓“起龙”，届时也有很多仪式讲究。在起龙之前，要算好日子。当日起龙之前，要有村落中的长者在河边点香火，烧金银，同时放鞭炮，祭拜地方性的神祇，如河神等。所以在一场起龙之后，地面上总是残留燃烧香纸、燃放鞭炮的痕迹。

仪式体现的是当地人的信仰，而信仰是文化的核心要素。龙舟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民俗活动或体育运动，其实背后是整个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工艺制造，传统音乐、舞蹈、饮食等文化内涵都可以在龙舟活动中体现。

龙舟除了是本地人文化凝聚的一个要素，还是地区之间人群彼此联系的一个窗口，比如广州有所谓“龙船景”的说法，即龙舟表演或别村龙船串门的情景，主要集中在农历五月初，各村龙舟会之间互相串门。首先是“招景”，由主办的村庄向其他村庄发出邀请，其他村落响应跟进。整个招景过程分为四步：迎龙、敬神、吃龙船饭与回龙。迎龙时最为热闹，本村龙船出动出去迎接来村龙舟，其情形如同接待宾客一般隆重热情，体现了主办村的热情好客。迎龙当日盛况空前，龙船进村之时，燃放鞭炮以示欢迎。“龙船景”是一种广州民俗，却让我们看到龙舟文化已经成为地区间互相交往的文化符号。在读到和看到此种场景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人类学上的“库拉圈”，这是一种交换制度，而其背后所展示的并不只是物质的流动，而且有一种精神与情感的交流。正是这种精神流动，使得地区文化得以维系和传衍。

从龙舟到青云文社

人们对神秘文化的认识往往经历四个阶段，从无感，到对其产生崇拜之情，再到祛除这种崇拜感，最后却又在理智的世界寻访无果之后又回到依附的状态（有时候是一种文化的惯习，有时候是一种精神的再妥协）。似乎对龙也是如此。起初人们觉得并无这种东西，毫无敬畏之心。其后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意识到有这样一种掌握风雨的神秘物种的存在，于是对其崇拜有加。而近代以来，这种崇拜行为逐渐破除，庙宇不再重建，甚至大量拆毁。到今天，龙则成了一种荣格意义上的“文化母题”，对中国人来说，又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这种四阶段论可以从徐文奇的文章中读到，人们对“龙母”这位神祇也有同样的情感反应。

作为龙的人间形象的龙舟，在人们对神秘事物从“无魅”到“复魅”的过程中，依然在当地人的民俗生活中扮演特有的角色。因此我个人认为，对龙舟的考察，就是对当地人的文化的观察，这种参与式观察不仅仅是一种审视，而且是一种可以回向自身的尝试，即在这个过程中亦有对自我的反思。

我们这次龙舟调研引入了多样的媒介形式，除了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还有从艺术学的角度去探讨当地传统艺术。除此之外，我们还邀请了版画艺术家刘庆元、度度等，以一种类似驻地创作却又有所不同的形式，让他们以自己对当地龙舟文化的理解去创作带有自身艺术属性的作品。刘庆元沿袭了一贯的风格，在黑白的粗犷里，有着细腻的对生活的洞察。而度度的创作则给人一种民俗再生的感觉，让我们思考传统的现代可能性。我们不想陷入到对过去的纠葛或怀恋之中，我们想呈现的是当下，而这些艺术作品的出现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再生，它们实际上是指向未来的——如何将这些文化元素赋予新的生命，以便让更多人接受它们。

同时我们邀请了巴朗这样的以往在民族音乐和方言音乐上投入很大精力的人，我们觉得从他的身份上可以与龙舟说唱这种音乐形式碰撞出一些火花，最后虽然没有在音乐上呈现出什么，不过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除了巴朗，我们还邀请了摇滚歌手张楚参与我们的田野调查，作为艺术家、带有诗人气质的音乐人，张楚对于这次田野调查的呈现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篇自我言说式的书写，另一方面则是一些音乐作品，我们相信在他的音乐创作之中一定有这次田野调查的痕迹。张楚的加入是我们这次调研之旅的惊喜，他带给我们的象征意义要更大，这意味着对于本土的关注，其实可以有更多不同力量的投入。不同力量的交汇，会产生不同的碰撞。

此外，我们的团队之中还有擅长自我表达的街头摄影师关凯恒。他本就是珠三角人，对本土文化有自己作为年轻一代的见解，他以他的镜头呈现所调研地区乡土性的一面。他去了很多造船厂、古庙、村镇与江河。为了记录下这次调研的造船师傅与龙头雕刻师傅，关凯恒为这些人分别留下了个人影像。或许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后人会生出一种今昔之感吧。

之所以选取这么多不同学科不同媒介形式呈现这次田野调查，是因为我们对龙舟文化有一种综合认识，我们认为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全面的，是能够将整个地区的文化协调起来的一种“物”。我们希望从龙舟出发认识珠三角区域的特征，古人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又说“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的出发点是小的，但我们想展现的是更大的区域性的文化。这是一种愿景，它可能无法在这样一本小书里体现，但未来我们还会做更多的类似的田野调查，只是每次所着眼的带有珠三角特色的“物”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成体系的调查与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在我们进行龙舟调研之前，我们对顺德地区的文化脉络已经做了梳理，并出版了《隐没的青云文社》一书。三百多年前，青云文社在珠江水域诞生。晚清之际，青云文社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地方社会重组的核心权力部门。以后，青云文社不断弱化其政治职能，继续在经济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最终却在政治浪潮中隐没了。我们发现，以“青云文社”为代表的地方社团曾经为区域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引领作用。

受前贤精神鼓舞，我们成立了青云文社研究所。新青云文社作为一家现代文化艺术机构，将继续服务于区域社会的文化自觉与创新性发展。对龙舟制造的调查与龙舟文化的研究，是新青云文社整体步骤中的一环，也是我们整个“青云计划”在田野调查方面的第一步。同时我们发起了“青云田野写作奖”。约350年前，青云文社的创立为顺德开启了具有高度自洽性的精神构建模式。借助科举文化，它疏通了中央官僚制度与地方宗族力量之间的互哺关系，并进而主导融合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建筑与美食等。从顺德持续创造的产业奇迹后面，我们仍能依稀感受到消隐的青云文社的余温。但是今天，一个个曾经高度自洽的小地缘文明正面临失衡、扭曲乃至崩裂的威胁。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文明的余脉仍在乡间自行延续，在某些局部依然充满了生机。我们的田野调查，以及“青云田野写作奖”都是青云文社研究所推动珠三角本土文化梳理工作的尝试，但愿它能像穿行于江海之间的龙舟一样，能激发人们对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域文化的考察与挖掘的热情。如此，我们将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正置身于350年前的未来，我们也将把这一“未来”带入我们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