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2021年，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逻辑起点、贡献与意义以及新发展格局理论阐释等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邱海平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系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必须深刻认识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理论创新性，并且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53]。刘伟认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并且运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伟大实践，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54]。逄锦聚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内涵极其丰富，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方向；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等[55]。常庆欣和邬欣欣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了关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方位的新思考，把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三者统一起来考察[56]。江剑平等认为，习近平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想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逻辑主线是明确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57]。刘航和孙早认为，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思想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践基础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58]。周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阐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秩序、新理念推动形成新的全球生产关系，能够促进全球生产力更快、更高质量发展[59]。邓金钱从三个维度阐释了习近平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历史和时间三重逻辑，并概括了其中蕴含的扶贫开发理论内涵及其价值意蕴[60]。

秦宣梳理了习近平著作，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领域，是一个逻辑十分严密的理论体系，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的逻辑起点[61]。严金强认为，唯物史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基础，逻辑起点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利益关系”，逻辑主线为“以人民为中心”，逻辑终点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62]。刘荣材比照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理论范式，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应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63]。王宝珠和马艳认为，应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主线，其符合实践与理论要求[64]。刘伟提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为基石，从具体上升为抽象，凝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新范畴，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理论等，形成了包括基本方法、核心问题、主要使命、根本目标等四方面在内的理论体系[65]。

向红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新时代对外开放理论等[66]。胡乐明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互动关系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全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67]。

在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理论逻辑等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钱学锋和裴婷认为，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间的联系与互动的主动又动态的“双循环”[68]。裴长洪和刘洪愧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发展格局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提出了新的世界经济动态平衡观[69]。冯志轩等利用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构建了一个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阐述了技术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的不同组合关系构成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格局[70]。陈甬军和晏宗新认为，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国内循环主要体现了马克思的资本周转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国际循环蕴含了空间生产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双循环理论则展现了资本有机构成理论[71]。郭冠清认为，我国从“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战略，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大循环”不适宜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变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所以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循环方式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72]。黄群慧基于现代化理论的“三论”，将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概括为“阶段—模式—动力”[73]。王海杰和齐秀琳认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起点是商品体的内在矛盾，底层逻辑是市场机制，为了避免循环体统的崩坏，政府需要适度介入经济运行过程[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