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念综述

一、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复杂系统，各个环节环环相扣[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基点和出发点是“内循环”（国内大循环），推进“内循环”建设的关键核心着眼点，在于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推动消费升级；如何依托国内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突破以及科技自主创新，以高质量的“内循环”引领支撑“外循环”（颜云霞，2020；谢伏瞻等，2020）。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并没有弱化“外循环”，而是相互促进，或者说是更高层面的“外循环”。当前及未来中国加快推进“双循环”互动的基础依旧是对外开放。三是“双循环”战略将是未来比较长时间中国重要的战略方向，这意味着“双循环”战略将成为中国较长时期的重要指导方针[4]。

二、层级分工

（一）分工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分工就随之产生，人们通常认为，分工是指劳动分工，即各种社会劳动力的划分与独立化，其可以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经济学的“分工”一词最早源于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1776）］用绝对优势理论解释专业分工是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他认为，每个国家或者地区应该按照生产最低成本化原则专业化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该产品进行跨区域贸易或跨国贸易，这必然会提升劳动生产率，拓展区际或国际市场规模。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分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分工，企业或企业内部围绕价值链环节进行的分工；二是社会不同企业的、不同行业的以及同一行业不同企业间分工，包括行业分工（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分工以及行业内部分工）；三是国家间、区域间的分工，具体指随着技术进步、运输工具的改进，跨国分工、跨区域分工随之产生。企业内的劳动分工可以经由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劳动者在不同工作间转换时间的节约以及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新模式推广的促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钱学锋、梁琦，2007；肖卫东，2013），从而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行业间的分工和社会专业化程度的深化，既可以加速现代工业化的发展，也可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提升城市职能，并进一步提升总体资源的使用率，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与提升经济效率（方浪，2016）。国家间、区域间的分工，可以带动跨国贸易、跨区域贸易的产生，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广程度的流动和更高效的利用，从而促进整个人类的发展。

（二）层级分工

与其他服务行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它是现代技术进步的伴生物。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业渐渐从制造业企业内部剥离，由制造业企业内部的部门、环节演化成独立的部门、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的本质在于与制造业的社会化分工。与社会上其他分工一样，生产性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必然能够提升与之相关的产业生产率（宣烨，2012；雷振丹、陈子真，2019）。经济学理论和城市发展的实践表明，城市的产生、发展及规模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内部及城市间的分工状况紧密相连。随着不同城市间社会分工强度的进一步加大，由于不同城市要素禀赋、产业规模、区位影响力差异等原因，城市间的规模差异不仅越来越明显，而且不同城市之间对外辐射力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城市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使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大规模分工成为必然（陈秀山，2007）。随着城市群间和城市群内部层级分工的产生，生产性服务业也会因为不同城市间要素禀赋、产业种类的不同在城市间形成不同类型的层级分工（吴福象、刘志彪，2008；宣烨、余泳泽，2014）。

层级分工是现代产业分工在不同城市分工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是现代产业分工的典型形式，它是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层级与城市等级相对应，不同等级的城市应该发展不同层级的生产性服务行业、业态（宣烨、余泳泽，2014）。具体来说，区域中心城市往往承担着提供区域性中心交易场所和区域性金融、工艺设计、科技研发和供应链管理服务等重要功能。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借助于自身独特的要素禀赋优势、广阔的市场潜力以及畅通的信息渠道网络等，吸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较小的城市由于缺乏资本、人才、信息和足够的市场容量转而发展中低端、直接面对服务对象的生产性服务业。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工现象与不同层级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直接相关。一般来说，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知识性、需要更大的市场容量、强辐射力（一般为一个或多个省）、对成本往往不敏感以及不需要与服务对象面对面接触的特点；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则表现出对知识密集度要求比较低、自身辐射力比较弱（一般为周边的乡镇或有限的县、市）、对成本相对敏感以及需要与服务对象面对面频繁接触的特性（宣烨、余泳泽，2014）。从市场规模来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所需要的广阔的市场条件，中低等级城市通常难以满足；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在大城市不具备技术、规模等竞争优势，面临激烈的同层级竞争，很难持续地生存和发展。从企业运营成本的角度来看，大（中心）城市的经营成本较高，低附加值、低知识集聚性的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往往难以生存，而更专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则因其高附加值及技术和知识密集度高而获得丰厚利润，进而能够抵消较高的经营成本。从交易费用来看，当城市间及城市群间层级分工或生产链条上的分工水平较高时，在大（中心）城市即使一项最通常的交易也需要付出普通交易者难以承受的高额交易费用，因此，对于这类交易“经济人”由于考虑到成本问题，一般会选择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小城市进行。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城市”和“城市产业—城市产业”之间形成合理的匹配耦合发展格局，即形成城市等级高、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大城市在中心，产业发展水平低的城市在外围分布的多层级结构的布局。当产业内部和产业间分工很发达时，可以直接与邻近贸易商在附近的中、小城市进行交易，而不必付出高额的运输成本到距离很远的中心大城市进行交易，因此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三、空间集聚

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空间集聚是一种中间性组织，是分工的空间组织形态（肖卫东，2013）。最早将集聚与空间要素相结合的是马歇尔（Marshall）提出的著名的产业区三因素论，即知识溢出效应、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以及产业关联效应。现有理论对于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的解释多从节约成本或扩大溢出效应的角度（古典区位理论）、增长中心的极化和涓滴效应角度（增长极理论）和新产业区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对空间集聚进行分析。

（一）古典区位理论与空间集聚

古典区位理论主要从微观经营者生产经营的角度，即从降低生产成本或增加营业利润以及扩大经营利益的视角，对空间集聚下的不同产业进行分析和比较。

（1）农业领域的区位理论。最早研究农业区位问题的是德国经济学家J.H.VonThunen，他也是最早将运输成本纳入区位理论框架的研究者。该理论围绕农业土地的利用问题，阐明农业生产的区位选择问题（王德第、荣卓，2012）。

（2）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是学术界较早系统地研究工业区位布局问题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引致空间集聚的根本性原因。为此，韦伯提出了费用最小化的区位原则，认为集聚是企业基于成本和收益综合考虑的结果，即综合考虑空间集聚形成后，由此产生的好处是低成本获得信息、劳动力市场及技术溢出，随之而来的各类坏处是运输成本和各种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如果各类收益增加大于成本，企业必然会选择在一定区域形成集聚，反之，则选择分散布局。工业区位理论已经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根基，后来的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何盛明，1990）。

（3）廖什的市场（利润最大化）区位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截然不同，该理论认为利润是影响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关键性因素，这也是市场区位论的核心观点和理论支柱。其代表人物廖什（Losche A.）在其1939年出版的代表作《经济的空间秩序》中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全盘否定了韦伯的成本最小化的区位理论，并认为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市场地域才是合适的工业区位，选择区位的出发点应该是寻求最大利润，而不是其他。

（4）胡佛的区位理论。20世纪30年代，胡佛（E.M.Hoover）分析了不同产业的区位结构，并将规模经济区划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局部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三个层面，认为任何一种产业区位都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胡佛的区位理论将空间要素纳入产业集聚思想，强调经济因素在空间集聚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该理论仍然存在明显不足，如该理论没有考虑区域间的贸易因素，也没有将信息成本、政府政策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纳入区位理论分析框架。

（二）增长极理论与产业空间集聚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E.Perroux，1955）提出增长极理论，赫尔希曼（A.O.Hirschman，1958）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拓展。增长极理论从两个方面定义增长极：一是从经济学上将其界定为某系列或某组推进型产业；二是从地理意义上将其界定为一定区域的中心城市（比如核心区或城市群落）。在经济“增长极”区域内，必然存在经济学上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同时，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主导作用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作为经济的“增长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该区域必然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二是该区域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即存在循环累计效应；三是该区域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能够对周边区域发展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总体来说，“增长极”理论并没有对产业集聚理论做出突破性的贡献，仅仅是对产业区位理论的具体应用。

（三）“新产业区”理论与产业空间集聚

研究“新产业区”理论的学者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有皮埃尔（M.J.Piore）、斯科特（A.J.Scott）、赛伯（C.F.sabel）、巴卡提尼（Becattini）和马库森（AnnMarlkusen）等。该理论把交易费用产生的成本看作与地理距离相关联的各种生产成本中最重要的费用，并强调了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此外，该理论还考虑社会文化、制度环境的关联效应的重要性。总体来说，在强调微观机制的同时，该理论突出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业的集聚机制。

（四）新经济地理学与产业空间集聚

经典的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之间经济区位禀赋的差异是产业空间集聚的根本性原因。以克鲁格曼（Krugman）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新经济地理学，并对产业空间集聚进行开创性的研究。

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简称C-P模型），综合了产品、企业和产业规模收益递增，企业、产业和区域间的不完全竞争与区位理论中的运输成本三个因素，并探讨了这三者的内在联系。虽然C-P模型清晰地解释了广义的运输成本、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和产业空间集聚三者的内在关联，但其存在严格的假设前提条件，既降低了模型的可操作性，也对其在实际工作的应用产生很大困难。后来一些经济学者逐渐放宽了某些假设前提，如修正要素流动性假设（Martin and Rogers，1995；Forslid，1999；Ottaviano，2001）、引入中间品投入（Baldwin，1999；Ottaviano，2001；Robert and Nicoud，2002）以及引入技术和知识的溢出（Martin and Ottaviano，1999）等，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集聚的地理空间分布原因。

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之后，国内外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检验产业区域集聚问题。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禀赋、行业规模、人力资本、技术外溢、市场潜力和产品运输成本等是影响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Haaland et al.，1998；Audretsch and Feldman，1996；Dumais et al.，1997；郑飞虎、史潇潇，2010）。殷广卫（2009）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差异性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区位因素、政策因素以及产业集聚因素等共同作用，引发了现阶段中国中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距，这些因素也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产业空间集聚发展存在差距的理论分析结论。基于“中心—外围”模型，藤田昌久和蒂斯（2004）建立产业地理集聚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外部经济、垄断竞争条件下的报酬递增以及企业之间的战略竞争归结为引发产业地理集聚的主要原因（肖卫东，2013）。

自Scott（1998）提出“服务业集群”的概念后，有关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研究大量涌现。这些研究主要探讨服务业集聚产生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学习效应、知识溢出的内生机制以及包括规模经济、市场机制和吸聚效应的外生机制决定（Scott，1988；Amin and Thrift，1995；曾国宁，2006；代文，2007）。代表性的研究如陈建军、陈国亮和黄洁（2009）对中国222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各个城市的知识密集度水平、信息应用技术发展水平、城市规模都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水平的提高产生明显的正效应。陈强远等（2021）构建服务业企业空间选择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受制于知识溢出效应、选择效应和分类效应的共同作用，大城市服务业企业集聚存在生产率溢价。刘辉、申玉铭等（2013）从金融机构战略、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资源供求等方面探讨了上述因素对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影响，认为这些因素是引发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引力和推动力。滕丽等（2020）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范围受MAR型和Jocobs型溢出的影响，其中MAR型溢出作用的范围小。

综上所述，新经济地理学将产业集聚和空间要素进一步结合，对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首先，在运输成本方面，首次增加了运输成本的内涵，认为所谓运输成本不应局限于运费，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应将税收、信息传递等因素作为运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强调了真实运输成本的非线性的特性。其次，在前提假设方面，突破了传统地理经济学默认的假设，即空间均质性。经济学界认为，最初的集聚被认为是历史性偶然事件，而非经济演化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由于产业空间集聚具有发展路径依赖性，在产业产品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等多个因素共同影响下，引发了从原来空间无差异性发展到“中心—外围”的产业空间集聚格局。新经济地理学推动了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并为后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生产性服务业

（一）服务业

最早将服务业正式分离成为独立经济部门的是Clark（1940）和Fisher（1935），他们将人类基本经济活动进行分类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由农业、矿业和林业组成的初级采掘活动；二是由变革性生产活动组成的制造业；三是由剩余活动组成的服务业，包括建筑、运输、公用事业、贸易、金融和社会、消费者和生产者服务等多样化活动，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处理的是非实质性的或不重要的事务（不包括建筑业和贸易），这种服务应该是短暂的，由人们为人们所做的，并且只能在生产的瞬间消耗，因此它们是一种状态、活动或感觉，而不是一种实物（Cershuny，1978）。

服务业包含的内容多样，对其进行统一定义比较困难，因此学者尝试将服务业细分为几个部门。Katouzian（1970）依据工业化发展阶段将服务业分为传统服务业、补充性服务业与新兴服务业。其中，传统服务业以个人和家庭提供的服务为主，补充性服务业来自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需求，新兴服务业指工业化发展到大规模消费阶段后需求大幅上升的服务业。以上分类未明确区分生产者或消费者使用的服务，也没有真正涵盖全部服务业工人，因为许多人受雇于服务业，却被归类到制造业。Bell（1973）将后工业社会的服务部门分为以交通、娱乐为主的三元产业（tertiary），以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为主的四元产业（quaternary）和以卫生、教育、科研、政府为主的五元产业（quinary），但他没有对这种分类标准给出具体解释。在Bell的研究基础上，Abler和Adams（1977）提出第四元职业是指提供需要研究、分析、判断的脑力劳动服务，第五元部门由从事控制活动的机构组成，包括政府主导的信息生产和非常规决策。联合国于1968年通过至今广泛使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它包括了大多数社会和个人服务，适用于国际比较研究，但其对服务部门的描述与分类仍不够详细。

当前被广泛接纳的服务业定义来自Hill（1977）对服务的阐述，即服务是一个经济单位状况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另一个经济单位的活动引发的，一种服务是由一个经济单位为另一个经济单位生产的，但它们之间不进行交换。纯交换经济模式与服务业完全无关。中国的行业分类标准中，“服务业”与“农林牧渔业”“工业和建筑业”并列使用，可以理解为服务业基本等同于第三产业[5]。服务构成的复杂性使“服务业”一词的标准定义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难以寻找一个普适性框架分析归纳众多服务间存在的“共性”，给服务业的分析工作带来困难。所以在研究服务业时，需谨慎总结一般性规律，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数据可能高度离散，其均值与中位数难以反映服务业的共性；由于服务业跨度较大，既涵盖制造部门与服务部门，也跨越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因此需要权衡不同视角下的考量，优化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合理配置。

（二）生产性服务业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生产性服务业逐步从制造业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征，使其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等特点，是全球产业竞争的重要战略制高点[6]。通常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推动生产效率提高，为其他行业提供保障服务的行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构筑中高端产业价值链的核心（宣烨、杨青龙，2020）、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纽带。当然，伴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平台经济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度扩展，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概念的内涵、外延在扩展，出现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人工智能服务、区块链、地理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地位发生逆转，功能作用更加突出，其需求不再依赖于制造业，且制造业并非生产性服务业唯一或最主要的市场需求对象，即生产性服务业自身能够提供绝大多数需求，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内部动力”（宣烨、余泳泽，2020）。

目前，社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是用于满足制造业中间需求的服务供给方，专门为制造业提供用于生产的中间服务或产品。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和信息密集等特征。三是从产出载体的角度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产出的服务或产品普遍具有定制化、差异化的特征。总之，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进步的策源地，特别是通过推进先进制造业，优化发展环境，提高效率，发挥支撑引领作用（Riddle，1986；邓泽林，2013；郭帅，2018；李金华，2020）。

目前，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存在较大的争议，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三个方面：一是以王玲（1997）、程大中（2006）、夏杰长（2008）为代表的学者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明确为“金融保险业、技术服务与地质勘察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信息传输等行业。二是张韵乐（2008）、赵伟（2008）、黄小莉（2010）、韩峰（2014）等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扩大至9个行业，即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科技服务和地质勘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批发和零售、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建筑、租赁和商业服务、金融、电力煤气供水。三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外延）。2015年，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生产性服务业范围界定为“生产性支持服务、金融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2019年，国家统计局修订延续2015版的分类原则、方法和框架，并充分考虑与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标准的衔接性，对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分类范围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等[7]（见表1-1）。

为了与《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相对应，本书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延包括“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租赁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公布的产业分类基本相同，便于后续获得相关研究数据。

五、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指经济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后，推动经济发展新动能转换、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的运行状态（任保平、赵通，2019）。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实现从要素驱动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的动力转变（苗峻玮、冯华，202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著名论断，这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姜长云，2018）。高质量发展“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要求，而且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正如金碚（2018）指出，如何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易把握的课题，如何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有效的、合理的和合意的统计与核算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现有文献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大致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上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强调高质量发展一切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为标准（王春新，2018；任保平，2018；吕薇，2018；林兆木，2018）。二是以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关键要义和根本价值取向，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相互协调、缺一不可。其中，绿色是前提，创新、协调、开放是手段和动力，共享是最终目标。正如刘志彪（2018）指出，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必须要通过产业优化升级、技术创新来实现（赵昌文，2017；何立峰，2018；程承坪，2018；杨伟民，2018；任晓，2018）。三是以“高质量”为根本要求，在覆盖领域上，既要涵盖经济领域，也要涵盖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等其他领域；在覆盖主题上，既要涵盖以产品、服务、企业为代表的微观层面的主体，又要涵盖以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产业间结构以及产业内部结构、行业整体效率的宏观层面主题；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既要涵盖供给和需求环节，又要涵盖流通环节、交易环节和分配环节等关键环节。四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通过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其中，经济发展高质量是基础、核心。金碚（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追求上的真实需要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内容结构和发展状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提高质量增加效率、实施创新驱动、倡导绿色低碳和协调共享，追求高质量发展。另一些学者认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是前提，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基本原则是根本，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可持续”是根本路径，通过持续优化各种关系，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李金昌等，2019；袁晓玲、李彩娟等，2019）。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均需要通过自主研发得以实现，科技创新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动力，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将推动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为主的加工贸易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为主转变，实现由高投入（成本）、低产出（效益）向低投入（成本）、高产出（效益）转变，实现由污染高、能耗高和排放高（“三高”）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朱启贵，2018；徐赟，2018；李伟，2018；麻智辉，2018；姚景源，2019），即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效率的投入和高效益的产出。

尽管学术界对高质量发展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产业升级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学术界已达成一致性意见（迟福林，2017；金碚，2018；黄群慧，2018；任保平，2018；徐现祥等，2018；陈昌兵，2018；钞小静、薛志欣，2018；高培勇等，2019）。任保平（2018）指出，要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上，必须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为主加速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为主转变；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要逐步提升，产业结构要持续优化。另一方面，在产品结构上，由劳动力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为主的加工贸易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转变。

此外，在现有研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也被学者分为狭义、广义或微观、宏观的不同视角，即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视角来展开分析。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改进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中观层面主要表现在产业内部的升级、产业间的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的提升。宏观层面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质量以及国家整体效益。即在狭义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产品高质量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上；广义层面的高质量发展又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全过程的高质量发展，而其实现也需要以产业升级作为先导（刘迎秋，2018；王一鸣，2018；姚冬琴，2018；汪同三，2018）。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张卓然，2018）；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必须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金碚，2018）；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动力转换、速度换挡以及体制创新（王东京，2021）等关键举措。

六、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一）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内涵

姜长云（2019）从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不可分割性、不可储存性、面对面性、无形性、差异性、顾客参与性等特性出发，辨析了服务质量、客服价值、顾客满意度等概念与服务业质量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服务业发展的高质量首先是在市场需求方面做到创造和引领；其次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并保持它们之间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8]。刘奕和夏杰长（2018）从内在机制方面探讨了高质量发展与经济服务化的理论逻辑，澄清了鲍莫尔成本病认为服务业是低生产率行业的误解，认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在于产业融合、服务创新和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9]。

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就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但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质量内涵的界定，目前国内的研究仍然缺失，通常认为生产性高质量发展应该具有七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从动能体系来说，创新引领、高端要素驱动的动能体系，传统要素中低端要素让位于现代高端要素，创新是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二是从发展主体来说，行业规模化、组织化程度高，知名服务业企业贡献比重大，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中高端。三是从行业结构来说，层次多元、协同发展的产业结构，传统行业业态与新兴行业、业态相互适宜、协同发展。四是从区域结构来说，彰显优势、层级分工的区域布局。依托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城市能级，理性选择服务行业、业态及产业层级，形成不同区域服务业发展分工合理、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区域结构（宣烨、余泳泽，2014）。五是从供给模式来说，从“被动应对供给”转向“主动创造性供给”，即由被动接受来自制造业、农业的需求，被动应付来自其他产业的需求变动，转向主动为制造业、农业提供供给，创新性引导其他产业形成新需求。六是从生产效率来看，中观层次的资金使用效率与科研转化率，或微观层次的人均营业收入、行业利润率要高于制造业。七是从产业融合来说，产业跨界融合程度高，服务型制造、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主流发展模式；“设计+”“物流+”“创意+”等成为发展常态（宣烨，2018；苏发研，2019）；效率高、结构优、强引领是新时代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宣烨，2020）。

鉴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着力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首要着力点是推进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学者认为，服务业发展的高质量应该是创造和引领市场需求，并且很好地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贯彻它们之间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姜长云，2019；刘奕、夏杰长，2018）。为了更好地推动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完善管理体制、扩大开放领域、规范行业标准、深化行业改革、加强人才建设等痛点难点重点发力。有学者认为，产业融合、服务创新、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是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稳中有进，必须保持服务业较快增长，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现代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是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必须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抓好改革、监管、创新、人才工作，其中改革开放是重中之重。

（二）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关于评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质量，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仍然没有被普遍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一些学者认为，建立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该遵守“三个相结合”的原则，即总量和人均指标相结合、效率和持续发展相结合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构建三个指标大类：第一类，必须充分反映各类投入要素的效率指标，即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资本等要素生产率的指标。只有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率，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二类，必须充分反映社会经济活力。既要能体现创新能力创业活力，又要能体现提供产品质量和产品的竞争力。要重点关注创新质量和新企业的成长性或成活率；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要进一步增长，而不要仅关注投资总量。第三类，必须充分体现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核心，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如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公共品的拥有量等（徐圆，2018）。

综合相关专家的观点，结合我们的研究，本书将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定义为行业结构优化、区域分工协同、生产效率较高、品牌贡献度高、产业融合度高以及发展动能新等方面的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