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世界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发展经验表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关系是一个逐步演变过程，通常现代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作用逐步从“需求依附”“相互支撑”转向“发展引领”；发达的先进制造业通常以高质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为基础（宣烨、胡曦，2018；宣烨、杨青龙，2020）。发达经济体在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借鉴其发展经验、总结有益启示，对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国际经验

（一）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史来看，其基本上都是在经历了工业化阶段后，利用服务业拉动经济的再次增长。社会基本按照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服务化社会→服务经济社会的一般规律演进。在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成功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经验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这些国家在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前期都具有较发达的工业基础，并且工业具有较强的制造能力、产业配套能力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所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企业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知名度，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其次，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这些国家普遍面临资源和环境压力，促使低端制造业被迫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也进行调整和升级，被迫向第三产业、服务经济转型。最后，这些国家转型后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现代产业结构，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增速快，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程度高（于洋等，2021），这有力地推动了制造业水平的提升、竞争力的增强，形成“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双引擎拉动的经济发展态势。

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来看，服务业的比重随着人均GDP的提高逐步提升，即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从表2-13中可以看出，世界发达经济体普遍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服务经济主导的社会，服务业比重均超过60%。一般来讲，人均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从世界发达国家人均GDP与服务业比重的关系来看，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约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服务业的比重就应相应超过50%；当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时，服务业比重就应相应超过60%，进入服务经济社会，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将越来越突出。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三个70%”，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见表2-14），服务业的就业占整体就业人数的70%，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占整体就业人口的70%。

与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不同，软件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兴服务业态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为改善国内经济产业价值链低端、竞争力较弱的状况，逐步开放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部分行业及领域，以承接服务外包的形式，参与价值创造空间较大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全球新兴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供给得以扩大（于洋、杨明月、肖宇，2021；路丽、陈玉玲，2021；黄蕙萍等，2020）。

（二）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理论研究与实践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功能作用独特性产业以及中间性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特征，是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的集合体。一些发达经济体依托其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构、布局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关系持续演变，由对制造业的依赖依存、相互支撑再到今天的发展引领（宣烨、胡曦，2018；余泳泽、刘大勇、宣烨，2016），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制造业通常不再是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二次增长”的核心力。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发展史来看，许多国家在高速工业化后都面临经济转型发展的瓶颈期。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业化时期，美国经济增速超过4.5%，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后期其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且整个7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速总体不尽如人意，增速一直在2.5%左右徘徊。这是由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比较优势逐步变为比较劣势，导致美国企业利润率系统性下降，以经济转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美国的必然选择。为此，美国开始重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出台一系列政策，产业由制造业为主逐步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转型。正因如此，20世纪70年代美国服务业整体增速稳步上升，增速高于3%，远高于制造业的增速。其中，增速较快的行业有软件信息、科技服务、中介咨询、批发贸易以及金融地产等现代服务业。当然，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可以说，转型期美国第三产业的增长空间广阔。

与美国类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速一度超过10%，但之后依靠工业化难以维持高速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增速已降至4%左右。同样受制于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上涨，日本开始重视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逐步向依靠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转型。20世纪70年代，日本第三产业的增速已经明显快于第二产业。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层面的以制造业为中心逐步向以服务业为中心转型。如日本东京曾经是著名的制造业中心，但近年来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70%，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演变见表2-15。

（三）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政策环境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先进制造领域之所以有很强的竞争力，且能够占据价值链、供应链的高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发达、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引领先进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服务业实现“三个70%”，正是依赖于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通过会计、金融、评估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世界范围内的大量供给，为美国主导世界产业规则标准奠定了雄厚基础（宣烨、杨青龙，2020）。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强国，其生产性服务业也是非常强大的。相关数据显示，德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长期超过45%，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引领德国率先迈向“工业4.0时代”。

近年来，美欧积极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没有认清其实质，认为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英国重视制造业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难以支撑其经济发展、维持国际竞争力。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准确的。要认清这种现象必须准确认识美欧为什么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以及其背后的深刻背景。21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生物制药、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企业大量向海外搬迁，引发美国国内出现“产业空心化”，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失去服务对象、服务需求。具体表现为生产环节与服务环节脱节、科技供给与制造需求脱节，进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美欧“再工业化”的目的主要是再次塑造竞争力和引领力强大的现代制造经济体系，而非单纯地重视先进制造业发展，而降低生产性服务业比重[7]。

二、借鉴启示

（一）营造“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环境

政府出台的政策是推进产业跨界耦合发展、协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些政策一般从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两个方面影响产业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向。无论是发达的经济体，还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均受上述方面影响。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一方面，需要生产性服务业从自身出发，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其他产业的能力，这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另一方面，需要推动与其他产业融合，营造跨界、跨行业融合的环境，并辅助一定的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支持。尤其是针对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需要差别化的土地政策、优惠的利率政策，激励企业实施产业分离和产业结构化升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局面。国内市场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服务业缺乏国内市场的有效支撑，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冲击。基于此，应采取措施依托中国规模市场的超大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寻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领域空间，包括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以及对国外市场的开拓能力。中国不同区域由于差异性较明显，且协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经济的差异性存在一定的同步性，因此，不同区域应该实施不同的协同发展政策。东部发达地区可以依托相对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较强的供应链，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相对落后，现代服务业发展层级较低，想要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必须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当前，中国进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推进时期，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是安全稳定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同时，要拓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围和渠道，引进更多的国外高端产业资本进入中国的不同区域，以全面提升中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融合发展水平（路丽、陈玉玲，2021）[8]；积极创造条件，依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构建以中国为主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进一步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在科技创新、税收金融、要素价格等方面的政策差异。引导一些产业规模大、社会影响力强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打造世界影响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品牌企业。此外，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领域广度、深度，逐步扩大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和政策辐射效应，并积极创造条件将国家自由贸易港扩展到沿海所有省份。把握当前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新机遇，进一步降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各类壁垒，让更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服务业领域。加大资金扶持引导力度，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多方资金参与“两业”建设，对具有引领性、示范性的融合项目给予必要的政策性支持。从体制、机制上破除融合发展障碍，一方面，及时调整、优化原有的政策文件，消除不合理的制度性约束；另一方面，对于重复征税、创新认定、统计分类、服务业供地较少、金融支持不足等现实问题，尽快建立新的政策体系，优化“两业”融合政策环境，以此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高层次、更深层面的融合。

（二）推进制造企业向服务环节延伸

研发、融资、保险、运输与仓储、通信等环节与制造环节密不可分，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应用，这种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生产性服务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产业门类，只是作为制造业的部门、环节依附于制造业企业。一方面，生产性服务环节创造的价值份额少；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环节并不决定企业的竞争力。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细化，出于降低运营成本、保持竞争优势的目的，制造业企业被迫专注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环节。在此背景下，制造业企业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在生产制造环节中融入大量服务，由仅仅提供实物制造产品逐步向提供产品集成解决方案转变，由单纯的制造企业演变为服务型制造业；二是制造业企业转型，弱化制造环节，甚至企业自身不再从事制造环节，而是将制造环节外包，企业专注于研发设计、产品营销、检验检测、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进而演变为服务业企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应引导制造企业向上述两个方面转型升级，适应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需要。

（三）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协同发展

集群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流模式。中国应借鉴发达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品牌化发展，引导生产性企业由分散化发展向集群化发展转变，并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协同发展。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跨省份的城市群的发展规划，以城市群发展来打破禁锢省际要素和经济活动自由流动的壁垒，以城市群和重点城市为载体，推动不同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分工、优势互补。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的外部经济已不再限于本城市或本地区，而是在更大范围、更广空间对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形成影响（韩峰、阳立高，2020）[9]。当然，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群效应溢出空间半径存在差异，越是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的行业集群对外辐射的半径就越大。例如，科技服务、商务咨询集群的辐射半径就明显大于现代物流、人力资源集群。借鉴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应该将科技服务业集群作为优先发展对象，依托科技服务集群，引导各类企业构建研发平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尽快形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未来服务型制造集群是趋势。为此，一方面，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化发展，在国内一些城市群内部形成若干个具有重要产业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集群；另一方面，要推动服务业集群发展服务型制造，从先进制造业价值环节中寻找可开发的服务价值环节，推动产品服务化，形成一批服务型制造集群。同时，引导制造业集群服务化转型，延伸服务环节，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