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自由资本主义改良模式

3 模式总体特征

3.1　引言

一般认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自由主义”来概括。当然，现实中很少有一种理想化的模式，任何一种类型划分都不能在广泛的分类范围内密切反映特定制度的特征。即使自由主义价值观有广泛的影响，也不一定能得出任何国家在其概念或做法上是完全自由主义的结论。然而，可以合理地说，这些国家更符合自由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或基督教民主主义模式。

自由主义的一般假设是，市场既可能是解除人类枷锁的工具，也可能是自立与勤奋最佳的保护壳。只要不加以干预，市场自律的机制就会确保所有想要就业的人有工作，并确保自身的福利。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是对政府权力的强烈怀疑和对自我奋斗的充分肯定。20世纪以来，随着市场体系的扩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少劳动者因为发生变故而失去了为市场提供劳动的能力。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压力下，自由主义才有接受社会权利的必要性。自由主义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人都能凭借个人力量抵御市场经济的风险，只有必要的政府干预才能维护公共利益。正如弗里德曼所言，“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以福利和平等之名，倾向于赞同古典自由主义所极力反对的政府干预和家长主义政策之复苏”[1]。

英国是其余四个国家自由主义传统的起源。自由集体主义则最能概括英国战后繁荣时期的福利共识，因为其缔造者凯恩斯和贝弗里奇都是自由主义者，而“集体”一词则强调战后福利收益和服务供给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以及制度在国家层面的统一性。美国由于没有左翼政党，一直保持着自由主义的特征，强调公共福利干预的目的是恢复个人和家庭自我承担福利并且防止其对公共支持的依赖。英、美两国在自由主义国家的谱系中分别居于两极的位置；加拿大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美国，但福利制度的普遍性有所增强；澳大利亚则由于20世纪80年代工党的连续执政也呈现出一定的集体主义元素。鉴于此，本章主要以英、美两国为典型案例概括自由主义国家改良的特征及其自70年代以来的重组，并试图与资本主义多样性学派对话，以解释这一重组发生的原因。

3.2　自由主义改良模式的建立与发展

3.2.1　福利国家的“黄金时代”

美国福利国家起源于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美国垄断资本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竭力推进国民养老金制度的建立。英国福利国家则起源于二战期间政府发布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宣称要在战后的英国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然而，由于自由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两国政府实质上主要关注补缺型福利，即通过再分配将资源转移给最贫困的人。工人权益的增长与工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生产领域的分配斗争。

（1）社会政策

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福利计划的覆盖面是部分的。与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强调福利的普遍性不同，自由主义国家提供的是补缺型福利，关注的是老幼病残等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目的是在市场和家庭均无法提供福利时编织一张社会安全网。在美国，大部分福利支出被应用到老年福利领域。老年、遗属、残障保险（OASDHI）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险计划。在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颁布的所有项目中，只有养老保险成为全国性项目。虽然英国由于有工党的存在，其社会福利覆盖面较广，但也远不如贝弗里奇设想的那样普遍，比如对于社会保险而言，相当一部分人要么没有被完全覆盖，要么缴费记录不充分，社会救助仍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二，家计调查发挥着重要作用。家计调查是公民在享受福利前必须经历的资格审查。通过家计调查，政府得以筛选出“值得帮助”的人。由于起源于英国济贫法传统，家计调查往往有污名化贫困人口的倾向，受助人会被贴上“懒惰”的标签，这避免了社会权利无条件的扩张。美国是继承济贫法传统的典型，美国福利国家一直把重点放在贫困人口的救助上，社会救助这一最低层次的安全网织得相当完满。在英国，缴费型社会保险津贴的增速落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以家计调查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救助很快就占据了英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中心，这与贝弗里奇的设想背道而驰。

第三，除了卫生和教育以外没有公共筹资的服务，除了教育以外没有公共提供的服务。美国的医疗生产资料主要是私有的，筹资则是通过雇主或个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截至1965年，美国政府对医疗体系的介入主要体现在医疗照顾制度（Medicare）和医疗援助制度（Medicaid）上，二者解决了老年人、残疾人和贫困家庭的医保问题，而其他中产阶级家庭的医疗保障通常由保险市场提供。英国的医疗服务最为发达，于1948年通过税收融资建立了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国民保健服务（NHS）。在教育方面，美国于1958年立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的责任，各级政府必须对公共教育进行补贴。1965年，美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基础教育财政的方向与原则是关注贫困家庭和不利背景的儿童。1944年，英国将教育财政投入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央财政，建立了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在内的公共教育体系。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履行两个基本的但常常是矛盾的职能——积累和合法化：一方面，国家必须尽力维持或创造使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得以进行的条件；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尽力维持和创造使社会和谐发展及意识形态上统治的条件。在社会政策领域，积累职能表现为通过公共服务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合法化职能表现为通过赡养非工作人口缓解社会矛盾，并规训劳动力后备军。自由主义国家主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证明其社会政策主要完成了合法化职能。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这一特点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2）劳资关系

社会政策调节了劳资之间和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分配，然而仅通过再分配系统不能决定一个国家工人权益的高低。尤其是在自由主义国家，补缺型福利制度无法惠及所有工人，而生产领域的斗争才是工人权益改善的直接原因。

20世纪初，随着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纷纷要求建立工会、改善工作条件，参与罢工的人数不断攀升。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保护工人结社权利以及鼓励集体谈判的《瓦格纳法案》，这也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以后，美国“黄金时代”的劳资关系体制开始进入巩固期。其间，《瓦格纳法案》被《塔夫脱—哈特莱法案》所替代，后者成为应对工人运动最重要的工具，该法案剥夺了工会一些极具战斗性的运动手段（如行业总罢工、静坐和间接抵制等），并清洗了工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与此同时，美国公司的规划能力进一步提升，这赋予了其形成和实施新劳动管理结构的能力和灵活性。产品市场呈“核心—外围”的二元结构，这一二元结构的核心是垄断企业，外围是竞争企业，二者相互依存。随之衍生出来的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首先，垄断企业与竞争企业的分割。由于垄断企业的规模大、行业集中度高，具有极高的利润率，工人的产品附加值更高、工作也更稳定；垄断企业一般从事技术创新，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更高，而竞争企业工人的工资则较低、工人流动性较大，一般从事半技能性、标准化的工作。其次，垄断企业内部存在两个互相隔离的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的工人从事专业的、管理的和技术的工作，从属部门的工人从事围绕企业内部特定的监督和形式化的工作规则进行相对重复的、程序化的工作。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美国企业分化工人的重要手段，不同部门的工人经历了极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态度，进而阻碍了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正如大卫·戈登所言，“尽管分割并没有消除阶级政治，但它确实分裂、重塑和疏导了工人阶级”[2]。工人之间分化的利益以及工会领导的保守性使他们无法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采取组织化的抵抗，也没有像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那样形成行业层面或全国层面的集体工资谈判。

英国在“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市场格局经历了两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劳资关系制度是根据长期衰落的旧产业设计的。为了缓解市场竞争和劳资纠纷，部分企业的谈判在行业层面展开。这一时期，英国的劳资关系符合其集体自由主义的传统。“集体谈判双方几乎不把谈判看作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合同，而仅将其视为名义上的约束力。法律完全超出了其本身的做法，规定雇主联合会和工会之间的谈判将不具有直接强制效应”。[3]国家起着似是而非的作用，尽量避免干预劳资谈判，而仅仅是通过一些辅助性立法致力于提出和支持自愿性集体谈判，或是只包含那些不被集体谈判所保护的工人，只处理没有包含在集体协定中的问题。从5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重心从旧产业转向一系列福特制产业，以行业议价为基础的制度开始解体。由于充分就业和劳动过程发生转变，工厂权力从企业转向车间，劳资冲突更激烈了，且大部分发生在车间内部，没有得到工会的批准和控制。政府开始通过收入政策的延续和立法干预劳资关系来限制工会的势力。然而，两种方式都激起了工会的强烈反对。直到撒切尔夫人上台时，国家在劳资关系谈判中基本上处于“弃权”的状态，而劳资调节机制基本上处于工会的主导下。

与美国相比，英国的工会更具有战斗性，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受到的限制更少、组织了更加激烈的劳工运动，也体现在他们往往能够实现自身工资增长和福利扩张的诉求。“黄金时代”是保守党与工党交替执政的时期。在工党艾礼德政府执政期间（1945—1950年），工会与政府达成社会契约，英国职工大会（TUC）同意采取工资节制政策以换取社会保障的扩张。在其继任者保守党执政期间（1951—1964年），工会同样以工资政策作为武器保卫了福利国家，使社会福利稳定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工会领导人越来越不能限制普通工人的斗争行为，而作为谈判代表的车间管理员的谈判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谈判的分散化阻碍了社会工资的执行。1964年上台的工党政府曾两次试图与工会达成政治交换，TUC也敦促其成员工会限制工资，但两次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年。1970年上台的保守党政府试图将谈判制度化，但由于不理会工会对社会政策的考虑，尝试也以失败告终。1974年工党政府采取了三次制度化这一社会契约的尝试，工会领导人也表现出与政府合作的意愿，但劳工运动的控制难度阻碍了这种合作，最终政府限制工资上涨的愿望破产。直到70年代末，英国工人工资的上涨在大部分时候都高于劳动生产率的上涨。然而，频繁的罢工对社会生产造成了破坏，英国工会渐渐被视为“走走停停”的“英国病”的根源。

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力量存在巨大差异。英国的工会势力强大，且法院的权力有限，很少挑战立法机构，再加上工党的加持，工会可以通过政治途径争取保护性的劳工立法。而美国工人则很难通过立法斗争改善工人权益。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会势力较弱、工会领导人妥协性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条文的解释权掌握在极端保守又高度独立的法院手中，这使美国工会始终无法冲破《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束缚，自身利益的改善依赖于垄断资本的意愿。然而，两国劳资关系的特征是相似的。我们可以从英国和美国的例子中概括出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劳资关系的特征。首先，由于长期存在的自愿主义传统（voluntarism），工会坚持自力更生，并未积极引入政府力量以促成欧陆国家那样的法团主义政策谈判。其次，二战结束后，两国的工资谈判逐渐走向去中心化，谈判仅在公司层面进行，工人并未站在整个阶级的角度参与斗争，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较强。

3.2.2　福利国家的重构

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在生产领域，资本—劳动比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在分配领域，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然而，70年代以来，支撑战后繁荣的一系列基础正在悄然崩塌。首先，随着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全球化时代来临，跨国公司成为主流，资本有了在全球部署生产基地的能力，这为资本提供了一条“退路”，全球化提高了资本同政府和劳工的谈判能力。其次，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去工业化进程，工人阶级的主体从传统产业工人转向新兴服务业劳动者，而后者对资本的认同更强，也更难以组织起来。由于服务业无法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政策决策者陷入了充分就业、财政平衡与收入平等三者必须放弃其一的“三难困境”[4]。最后，家庭模式发生了转变。在后工业社会中，服务业的兴起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升，这使双职工家庭成为常态，由此产生了诸多新的对社会服务的需求，特别是在照料儿童和老人的分工方面。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成为压垮“黄金时代”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滞胀”的尴尬局面。保守主义势力趁此登上英美两国的政治舞台，它们致力于缩减福利国家，以缩小政府的规模和范围，减少税收，为盈利活动开辟了更多机会，建立了不受阻碍的劳动力市场。

（1）社会福利制度的紧缩

保守主义势力的福利改革目标就是把对剩余社会项目的资助转向递减方向，以限制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

美国的里根总统在提交给国会的每一份预算中都很明显地表示了想要削减公共社会福利的愿望，但是他对福利国家的直接攻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成功。在执政的第一年里，里根在许多经济状况调查项目中削减了5%～10%的预算，从那之后，反对的力量逐渐加强，并且在1983年之后，对一些项目进行了边际扩张。1983年，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重大的养老金改革政策，以弥补社保信托基金的不足，并对老年人医疗保险的Medicare计划进行了微调。然而，在两个案例中里根都未能取得根本性进展或把它们转向私人部门供给。由于无法大幅削减项目，里根对福利国家的影响主要来自改变税收政策。削减政府收入造成了一种“赤字文化”，这种“文化”实际上把重要的国内新举措从政治议程中抹去了。鉴于美国福利国家的不发达本质，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就。此外，税收负担更加累退。虽然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免除了许多最贫困家庭的所得税义务，但自1980年以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总体税收负担有所增加。里根的政策并没有缩小福利国家的范围，而是削弱了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效应和未来扩张的潜力。

撒切尔政府也表达了希望社会保障性质发生重大转变的愿望。撒切尔政府的政策结果是多样化的。在一些政策领域，撒切尔政府可以说是已经做出了重大改变。市政住房的私有化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有100多万套住房（约占公共住房存量的1/6）出售给了租户。此外，英国政府还对公共养老金进行了重大改革。国家收入相关养老金计划（SERPS）被削减，政府的新个人养老金制度构成了另一个主要的私有化举措。政府对公共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尽管扩大私营部门作用的努力基本上失败了。撒切尔政府削减了一些主要的社会保障福利，主要是改变工资和物价调整前通胀的基数。最后，用于资助社会项目的税基变得不那么累进。然而，撒切尔政府改革国民保健制度的反复尝试导致其政治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这些改革充满阻碍，但最终得以实施反映出政府认识到医疗私有化不太可能成功。1985年，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一次受到高度赞扬的审查只产生了所提到的养老金改革，而该制度的其余部分仍基本存在。最后，在撒切尔主义十年之后，英国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可以说撒切尔政府的举措虽然明显具有重要性，但如果说它们为英国福利国家带来了根本性重组，那就有些夸大其词了。

英国、美国紧缩政策的削减效果如表3-1所示。

（2）劳动力市场的去组织化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打着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以增进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旗号，开始执行去管制的政策。里根对劳工运动最著名的进攻就是于1981年取缔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并且将右派任命为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的官员，NLRB的去工会化态度使工会在进行组织活动与雇主谈判时困难重重。比这些对劳工组织的直接攻击更严重的是其他行动的间接后果：在给定的失业率的基础上通过降低实际最低工资和削减失业保险来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资本也借此开始了对工会的反攻。经济环境的变化加剧了劳工运动先前存在的弱点。较低的工会密度和极度的权力下放，使流动性日增的雇主更容易在工会之间挑起争斗，也更容易在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与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挑起争斗。一些企业追求所谓的“人际关系/劳资关系”（HR/IR）策略，试图绕开工会在工厂或公司层面与工人合作；另一些企业单方面强化管理者权力，引起了工会的激烈反抗。在协调层面，企业将谈判与以前的协调形式相分离。在车间层面，管理层大幅减少职位分类，以更灵活的导向进行生产重组。除了对全职工人推行更长和更弹性化的工作时间外，一些美国公司还尝试增加对临时廉价劳动力的使用。

缩减工会势力是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核心议题，这一议题得到了积极追捧，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越来越多的限制性法律削弱了工会作为集体政治力量的能力。政府经过精心策划，并与主要工会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最终以1984—1985年全国矿工工会的重大失败而告终，劳工运动自此转入守势。撒切尔执政初期极高的失业率使政府在这场冲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工会力量基础——罢工的威胁的能量在萧条的劳动力市场中被大大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政府承诺避免与劳工进行任何艰难的谈判，工会的影响力减小。自1979年以来，工会会员人数减少了1/5。尽管有些人认为，劳动力的疲软可能不会比高失业率持续更久，但有证据使这一预期落空。工会组织水平的急剧下降将削弱劳工运动重新确立自身利益的能力。工业的落后使英国在国际竞争中非常脆弱，工会为适应这一挑战所做的努力使英国工会大会（TUC）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一个新重点是灵活的工厂层次安排取代了旧的法团主义模式的工会行为。这种转变几乎没有留下关注国家和政治问题的空间。的确，要让工会恢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影响力是很难想象的。

（3）迈向工作福利国家

里根和撒切尔都在就任期间对多个社会福利项目发起了进攻，但是只在少数几个领域获得实质性的成功，他们对福利国家的影响是开启了制度性紧缩的进程，使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增长势头得以遏制，随后以不被选民反对的方式逐渐减少。20世纪末，为了去除救助对象的福利依赖[5]，两国政府在提倡“工作福利”[6]方面展开了许多尝试。如美国《1988年家庭支持法案》规定政府要为领取救助者提供培训和就业服务，以激励他们回到劳动力市场。克林顿上台后强调，“不能让一个能够工作的人永远依赖福利”，“如果你们能够工作就必须工作”，因为“你们不可能永远依靠救济过日子”。其签署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用贫困家庭临时补助（TANF）代替了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救助（AFDC），TANF的领取条件是一定时间的工作活动。在英国，新工党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投资战略，将社会支出从被动的收入保护转向对当前和未来劳动力的生产性投资上。比如，“青年人新政”通过为青年人提供接受补贴的就业、环境工作、志愿工作或全日制教育等四种选择，避免他们待在家中领取给付，从而改善他们的工作前景。

工作福利项目体现出与传统社会政策全然不同的社会福利理念，传统社会政策为公民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提供了临时避难所，而工作福利则驱使他们尽快返回劳动力市场。虽然工作福利成功削弱了流行于受助人群中的福利依赖文化，并提高了他们的就业率，但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减贫效应并不显著，被救助对象往往困在就业质量较差的劳动力市场底层，成为“工作穷人”。有研究发现，由于以找到工作为救助条件，受助者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更差的工作环境和更临时性的工作，这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底层的竞争，进而恶化了所有劳动者的谈判条件。此外，以找到工作为条件使雇主对职业能力的要求渗透到福利项目的设计中，雇主反过来也会通过调整自己的岗位设计来吸纳工作福利项目提供的临时劳动力，二者的互动实际上形成了对雇主的隐性补贴。可见，工作福利的兴起意味着自由主义国家构建社会安全网的职责正在减弱，培训劳动力、促进产业后备军形成的功能却在加强。

3.3　自由主义模式的演变动力探析：两种理论视角的比较

3.3.1　技能结构是原因吗：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批判

为什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国家社会福利逐渐紧缩、工资谈判日趋解体？解释这一现象的主流学派是资本主义多样性（VOC）学派。VOC学派改造了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结合制度互补性的概念解释了不同类型福利制度的形成。根据资产专用性（可移植性）的差异，技能可分为专用性技能和通用性技能，专用性技能只在特定领域的生产中起作用，而通用性技能则可以适应不同行业的生产。专用性技能又可分为企业专用性技能和行业专用性技能。不同国家的企业由于选择了不同的产品市场战略，因此，其需要不同类型的技能。比如，美国的软件公司和金融机构要求劳动力具有高水平的通用技能；德国汽车工人的任务由于涉及大量机械操作的知识，因此需要专用性技能。通用性技能为企业在激进式创新中带来比较优势，而专用性技能为企业在工艺改善式创新中带来比较优势。

人们在对自己的技能进行投资时，通常考虑的是未来的回报与风险。专用性技能在特定领域之外毫无用武之地，理性的工人为了避免未来在面临行业衰退时无法调整工作，不会投资专用性技能。可见，要想说服工人投资专用性技能，必须对这种技能进行某种保护。具体而言，就是要降低工人在经济萧条时失业的可能性，或者防止工人因为失业而使收入急剧下降。因此，依赖于专用性技能的企业需要为工人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以降低工人的风险。为了减少成本，企业还会积极地游说国家建立全国层面的福利制度，以使自己的福利支出社会化。另外，已经学习了专用性技能的工人自然会支持任何能够保护其价值的制度与政策，不管这些制度和政策是来自企业还是国家。于是雇主和工人便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一致利益，这促使他们结成强大的跨阶级联盟，从而积极促进国家通过社会福利相关的法案。相反，由于很容易在其他企业或行业找到工作，通用性技能工人对社会保障并没有强烈的偏好，而就业保护和失业保护还会削弱工人投资通用性技能的积极性，因此，依赖于通用性技能的企业也不支持社会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的产品市场战略是基于通用性技能的，那么这个国家会缺乏社会保障。类似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谈判也有保护专用性技能的功能。工资协议不仅压缩了职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而且使工资不会随着经济周期而剧烈变化，专用性技能工人因此更可能计算出技能投资带来的终身收入加成。

根据VOC学派的理论，一个国家依赖于专用性技能的企业越多，对社会保障和工资谈判的支持就越强烈。因此，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近40年来的变迁是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利用通用性技能的结果。经验事实印证了这一理论解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一直注重形成通用性技能的高中/大学教育，但形成专用性技能的职业培训体系十分不完善，接受职业培训的工人寥寥无几。然而，该理论在解释英语国家的现象时也存在某些缺陷。首先，隐含的假定通用性技能来自学术训练，而专用性技能来自职业训练，VOC学派忽视了几乎没有技能的工人——在英美他们被称为“通用”工人。其次，英美拥有通用性技能的工人——医生、律师和教授——并没有如VOC学派设想的那样乐意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而是积极地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不过，他们抵抗劳动力商品化的方式不是求助于国家，而是通过组织行业协会有效地控制市场准入、培训和工作条件。更重要的是，VOC学派的理论存在两种方法论上的缺陷。一方面，VOC学派忽视了长时段历史的路径依赖作用。换句话说，VOC学派把福利制度的不同归因于技能结构的不同，而没有追问欧陆国家和英语国家为何演化出了不同的技能结构。另一方面，由于以理性选择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VOC学派展现了一幅和谐的劳资关系图景，似乎现有制度安排都是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产物，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历史的基本事实。因此，只有强调历史和劳资冲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解释自由主义国家的现象。

3.3.2　技能结构与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制度不是瞬间创造出来的，也不是随时可以丢弃的，而是长期创造和打破的，过去的制度制约了现在的制度，也制约了未来的制度。回顾英美两国技术形成体制和劳资关系的演化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技术形成体制、劳资关系和福利国家制度。[7]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工人和资本家争夺对生产过程控制权的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城市中存在着一批独立从事手工业的工匠，他们通过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和物质利益。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工匠开始被资本家所雇佣，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马克思将这一现象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在进入机械化大生产时代后，各国生产过程的演化路径开始趋异。德国的工匠作为小企业主进入手工业部门，而在英美社会的工业化早期，工匠则作为技工被引入工厂。

（1）英国：从技工控制到去工业化

19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家政策以及市场条件都鼓励技工采取控制生产的策略。到了下半叶，技工成为英国企业进行劳动控制的关键，承担了培训、监督以及保证生产流程畅通等管理职能。资本家依靠熟练工人进行劳动控制，让每个工厂乃至整个英国经济都获得了低固定成本的好处。在英国工业巅峰时期，技工控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并成为资本家和熟练工人关系和谐稳定的基础。技术工会十分注意维持自己的市场地位，如阻止雇佣非工会成员，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对技能培训的话语权。技术工会还努力限制学徒工的数量，以免减弱了技能的稀缺性。实际上，这也是德国技工采取的策略。不过，两者也存在不同之处：德国有正式的技能资格认证体系，规定企业给学徒提供高质量的培训，而作为交换，学徒工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就职于该企业，即从企业最初投资培训的高成本阶段一直到学徒工的劳动贡献和生产能力超过其工资所得的阶段；而英国工会则不太关心培训的质量，也没有建立技能资格认证体系，由此企业会想方设法在培训上走捷径，甚至将学徒工视为易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这使年轻人越来越感觉做学徒工没有前途，加速了英国技工群体衰落。

英国资本家一直在设法扩大自己在车间的权力。比如，到19世纪末，英国机械制造业雇主联合会曾通过大规模的封厂运动迫使机械工人行会在经营管理权上做出了诸多让步。然而，他们发现自己依然在生产中依赖技工。尽管学徒制的衰落使技工逐渐减少，但一战期间旺盛的工业需求再次赋予了他们空前的权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机械行业，英国企业从美国引进了批量生产机械，从而可以用半熟练工替代技工，并且在1922年粉碎了正式集体谈判。但是，和批量生产技术相配套的管理模式似乎在英国水土不服。其中一个表现是，英国管理者坚持用公司福利或合作伙伴关系来赢得工人的信任并提高生产率，因此他们多采用计件工资制而不是美国式的固定工资制，也不对车间生产进行直接监督。一线的监督依靠车间代表间接完成，车间代表将工人从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凝聚起来进行生产。二战以后，车间代表成为英国劳资谈判的关键角色。直到六七十年代，英国还在借助车间代表模式，继续回避建立合理的车间管理结构，创建了一种一体化的生产协作体。可见，即使到了大批量时代，工人仍然掌握着车间生产的控制权。首先，车间谈判是在实践管理基础上进行的，车间代表在解释实践惯例上具有相当大的操纵权力。其次，如果资本家想要引进新技术，工人要么阻止，要么和资本家重新协商对自己有利的报酬率。

在争取车间权力的同时，英国资本家也在寻找其他保证自己利润率的方法。他们发现，既然车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那么可以从事一些“生产”过程不在车间进行的行业——服务业。二战结束后，随着战后重建的进行，英国工业蓬勃发展，其就业比重在1955年达到顶峰（47.9%），但随后开启了缓慢的去工业化进程。至1984年，英国工业的就业比重仅为34%，公共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就相当于整个制造业就业人数总和的3/4（430万∶580万）。去工业化现象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发达国家极为普遍，在英国表现尤甚。1955—1983年，英国是工业就业人数下降比例最多的国家。如图3-1所示，1955—1981年，英国的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下降了9.7%（从36.1%下降到26.4%）。

去工业化如何才能实现利润率的修复？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业的白领——会计、律师、销售员——似乎是19世纪工匠的现代翻版，他们同样会通过建立协会来控制本职业劳动力的流动、工资和任期。不过，这些现代工人贵族的膨胀在三个方面有利于资本家。首先，批量生产时代的工人有能力通过切断关键生产线或关键工厂的运行使整个公司陷入瘫痪，而服务业的白领却无法以此作为威慑手段。其次，由于从事脑力劳动，服务业的白领通常在身份认同上和体力工作者划清界限，这也导致其更难与产业工人联合起来[8]。最后，由于服务业的白领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忠实信徒，对再分配政策不感兴趣，也不会对福利国家有所需求。

车间中的技工控制奠定了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也是其工业衰落的原因。在美国进入大批量生产时代后，英国仍然依赖于技工控制。即使引入了福特制的批量生产技术，英国也由于各种社会环境的制约无法效仿福特制的管理结构，转而依赖车间代表的间接监督以控制生产。由于始终无法巩固其在车间的权力，英国资本家转向服务业，这培育了一大批更易于规训的中间阶级。

（2）美国：大批量生产与去技能化

二战以后，虽然美国也经历了工业重要性的不断下降，但是如果采用对数指数与英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在英国就业指数持续下降的同时，美国工业就业指数却在波动中保持稳定（见图3-2）。这反映了美国制造业与英国制造业有不同的演化路径。

与英国一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技术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冲突不断，但两国面临的环境不同。首先，美国的技术工会出现得较晚，技工势力较为薄弱。这是因为美国技工主要是欧洲移民，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欧洲各国开始立法阻止本国技工外流。而相比之下缺乏技能的移民却数量庞大。其次，美国很早就开始了技能替代型技术的探索。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就形成了一种将机械化与可互换零件相结合的制造技术，被称为“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在美国体系的基础上，美国企业又发展出了大批量生产技术（mass production）。大批量生产技术通过工作重组和标准化生产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理性化，从而减少了对技术工人的依赖。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机械化的加快，在批量生产中，技术工人和准技术工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不过，正如英国的例子所证明的，大批量生产技术并不必然带来竞争力的提升，还需要解决新技术伴生的问题。第一，如何建立并巩固新的劳动控制系统？虽然技能替代型技术使雇主减轻了对稀缺技术工人的依赖，从而削弱了行业工会对生产的控制力，但是在没有行业工会的工厂里，这还不足以迫使工人屈从管理方设定的生产节奏。只要仍有技术窍门保留在工人手里，手工技能替代性的技术变革就会提升技术工人妨碍生产的能力。此外，技术变革虽然废弃了旧的手工技术，但却催生出了新的手工技术。因此，一方面，企业将掌握关键技能的技术工人吸收进管理层（即使他们的技能即将被替代），培养他们的人事管理能力，使他们更有效率地监督半技能工人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让基层管理者开展动作研究，对生产技能进行解构和编码，确保新生的手工技术掌握在管理者手中。第二，如何增强企业的规划和协调能力？新技术意味着产量和企业规模的剧增，为了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工厂的生产，美国企业对销售系统、管理组织进行了大量投资，增加了对经理、工程师、会计、律师等职业的雇佣[9]。第三，如何避免工人的消极怠工？当工人降格为机器的附庸后，其努力程度就变得越发重要了。虽然流水线技术的引入使工头的监督变得十分简单——只需惩罚面前工件堆积如山的工人即可，但是仅靠这一“大棒”的威胁会增加工人的流动性，进而增加雇佣的交易成本和培训成本。福特公司的效率工资制解决了这一问题。1914年，福特在高地公园厂宣布了5美元日工资政策（是当时市场价格的2倍）。在效率工资制下，即使没有严密的监控，工人也比过去工作得更努力了。自此，美国福特制生产方式最终形成。福特制奠定了美国工业领袖的地位，同时也使美国企业得以顺利完成去技能化过程，把技术工人彻底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技能结构的分化。从事“执行”工作的是无技能或半技能的工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从事“概念”工作的是工程师、经理、会计或律师，他们一般在校学习时间长，有较高的学历。

（3）中产阶级的崛起对福利国家的影响

在新的技能结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构成并非像VOC学派描绘的那样都是掌握通用技能的工人，而是呈现出不断分化的态势：一边是无技能的普通工人，一边是高学历的中产阶级，而熟练工/技工则慢慢消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文献中捕捉到的大量就业极化现象[10]正好印证了这种阶级构成的变化：中产阶级和普通工人的就业份额不断增加，而熟练工/技工的就业份额不断下降；相对于熟练工/技工，中产阶级和普通工人的实际相对工资不断上涨。

由于技能工人持续衰落，中产阶级不断崛起，英国和美国对福利制度的支持度出现了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从利他主义角度考虑，中产阶级比技术工人缺乏支持普惠型福利国家的动机。作为新的工人贵族，中产阶级与普通工人的社会距离要大于技能工人与普通工人的社会距离。技能工人与普通工人共同从事体力劳动，往往是在一个车间中工作，同时技能工人还会经常扮演组织工人运动的角色，这使其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普通工人接近，使双方更容易对彼此身份产生认同感。而中产阶级白领是在办公室中工作，从事脑力劳动，其日常生活充斥着消费主义文化，这使他们很难对一线的普通工人产生共情。其次，从利己主义角度考虑，中产阶级也没有支持具有再分配效应政策的动机。由于技术进步持续进行，技能工人的技能可能会被逐步淘汰。出于这种担忧，技能工人会支持政府对普通工人进行转移支付，防止自己沦为普通工人时收入降低。而中产阶级白领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他们从事的是认知型工作，其劳动力市场与普通工人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因此，普通工人无法动员中产阶级组建一个联盟。可见，即使普通工人对普惠式福利制度有需求，他们也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去争取这一制度。

3.3.3　讨论

通过追溯英美技术工人与雇主关系的演变，本节展现了英美两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同的演化路径。在工业化早期，为了吸引具有高技能的工匠放弃小生产者的地位进入工厂，两国资本家都允许他们对生产过程进行直接控制。在英国，技工控制减少了管理和协调等间接成本，为英国工业提供了竞争优势。但英国也因长期依赖技工控制培养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当英国资本家试图夺回车间控制权时，受到了技工的强烈阻挠。于是，英国通过产业转移来摆脱对技工的依赖。其结果是工业的重要性下降，服务业不断扩张，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技工不断减少，服务业劳动者不断增加。在美国，技能替代型技术很早就生根发芽了，技工的组织性也没有英国强。美国通过将批量生产技术和新的管理结构进行组合，成功将技工赶出了车间。相应地，美国的劳动者分化为两个群体：一边是大量可替代性强、没有技能的“通用”工人；另一边是意识形态上亲资本、掌握着可移植性强、高学历的白领阶层。英国和美国工业化虽演化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均摆脱了技工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转型。这种转型带来的结果是，传统工人阶级力量式微，中产阶级崛起，从而削弱了对更完善的福利国家的支持。

3.4　小结

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英国和美国的福利国家是相似的——非普惠型的社会政策和去中心化的劳资谈判制度（尽管美国表现得更加自由主义），这和欧陆国家全覆盖的社会政策和集中谈判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在进入新自由主义时代后，英国和美国又几乎同时开启了社会政策的紧缩和劳动力市场的去组织化。VOC学派认为，英国和美国的这一系列新变化是由于他们的工人普遍持有通用技能，不再需要国家帮助他们维持劳动力的去商品化。然而，这一解释忽略了英国和美国存在着大量没有技能的工人这一现状，也没有追问当前的技能结构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关系。本章通过对历史的梳理表明，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一直在努力推动本国技能结构的转型，它们之所以没有普惠型的福利国家体系，不是因为它们的劳动者不需要，而是因为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些劳动者逐渐失去了争取它的联盟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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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VERSEN T，WREN A.Equality，Employment，and Budgetary Restraint：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J］.World Politics，1998，50（4）：507-546.

[5]实际上，“福利依赖”的背后是提供服务的企业骗取政府补贴。参见奥康纳.国家的财政危机［M］.沈国华，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153.

[6]工作福利即“以工作为目标的福利”，强调社会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鼓励或促使人们从福利转向有偿工作。

[7]本节关于英美技能体制与劳资关系的历史叙述整理自以下文献资料：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M］.徐华，黄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1-174；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M］.王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89-92。

[8]相反，技术工人、车间代表等中间阶层在身份认同上是向产业工人靠拢的。

[9]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M］.徐华，黄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17。

[10]有研究指出，美国的就业极化现象出现得更早，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见BÁRÁNY Z L，SIEGEL C.Job Polariz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8，10（1）：5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