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研究现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地方高职院校资源配置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探讨了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宏观层面上，有学者提出资源配置是高校综合改革的关键，要通过构建政府与高校互动的资源配置模式，从根源上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处理好政府“放权”与高校“自治”之间的关系（李红宇，2015）；同时，我国应该建立多渠道的投入模式（严四荣，2008），除政府财政拨款外，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应分担教育成本，鼓励以社会集资办学、个人勤工俭学等方式筹集教育资金。建立起“政府出资为主，全社会共同分担”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微观层面的文献主要研究了地方高等院校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有学者以H大学为个案研究，提出强化制度、人才培养和财务管理可以提高学校内部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率（杨颉，2007；白俊红，2016）。

高等教育具有三种功能：传授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和发现培养人才。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多样化和本土化，高等教育相关理论更加重视对本国人才资源的培养与开发等方面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对跨国人才资源的竞争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研究等也成为当今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研究的重要领域。

劳动力分层理论由Doeringer和piore（1971）、Bulow和Smumers（1956）等提出。该理论认为：根据社会的需求，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市场，而教育正是根据人们的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将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市场中去。一个人进入哪种劳动力市场、从事哪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水平高低的影响。因此，教育对个人产生的经济价值，是通过教育决定其从事何种劳动力市场工作来实现的；而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则是通过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效的经济运行体来实现的。不同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人才资源，而不同层次教育的发展水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就要求各种层次的人力资源的培养和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必须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相一致，否则很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失衡。

随着西方各国政府对高等院校投入力度的逐渐加大，教育经费的有效使用、高校提供的服务质量以及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些问题推动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市场化理论的兴起。美国的教育学家柯尔曼认为，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化有三种实践形式：高校独立办学；政府出资捐助高等教育，由政府职能预算向目标预算转变；其他企业或社会团体可以取代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市场经济是唯一能够使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最可能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的一种经济体制。同样，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化不仅表明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将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中，还意味着高等学校里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权力分配、管理运作、教育内容等都将受到市场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有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争论不断。以改良高度集中的管理计划体制为例，其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计划配置为主的资源配置问题颇多，主要表现为效率低下、随意性大。重新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实践领域不断拓展。这一阶段高等教育资源研究中有关概念、属性，以及配置主体、方式和效率等问题仍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论。

在教育资源配置的教育产权方面，徐文认为教育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是指教育产权安排或产权结构驱动改变教育资源配置的形态或对教育资源配置的调节产生影响。不同的教育产权形式形成了相对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即是由市场配置、政府配置还是混合配置（市场与政府共同参与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完全取决于教育产权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20世纪80年代，蒂斯等提出了“范围经济”这一概念，用来解释企业经营中多元化生产带来的成本节约的现象。华中师范大学的范先佐教授从规模经济角度分析了学校和班级规模。王善迈教授在《教育经济学概论》中指出：学校发展的规模要以学校和教师、学生以及各种软硬件比例构成为标准，若处于最佳状态则认为学校发展规模适度。规模适度包括教师适度、学生适度、设备适度等内容。从范围经济角度对教育资源配置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方面。丁小浩是较早注意到高等教育中范围经济问题的学者，她对此前有关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效益研究做了整理，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她对范围经济的关注来自对规模效益的专题研究。马陆亭提出“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仅仅是对理论概念的分析。李福华利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就我国1000余所高等院校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资源配置利用率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高等院校资源配置整体上利用率并不高，且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还存在较大的差别。

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研究者认为教育公平是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追求的目标。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学者关于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都是围绕公平、效率和质量展开的。他们不仅关注教育资源的投入，更加关注教育资源的产出，出现了“资源共享”模式、“财政充足”模式、“学校效能”模式等。国外学者分析研究了1998—2002年发表在美国重要的核心期刊《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评论》和《高等教育研究》上的文章，发现国外在高等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利用统计方法，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等进行定量分析，对于高等教育内容方面的研究如高等教育各种市场化改革措施产生的效果更加侧重于定性分析。经济学家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针对教育资源共享的产生原因、形成模式、影响因素以及采取的措施等，提出了一整套值得借鉴的资源共享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有效地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如何使教育资源配置达到公平。Tahar、Sadri和Boutellier以及Roman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下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Sallee J.M.、Resch A.M.和Courant P.N.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研究如何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1965年美国制定《高等教育法》，建立了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和教育机构资助体系，在保证高等教育稳定且经费资源充足的同时，开展了教育效果的考核，这对推动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也为研究中国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20世纪末，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学校效率问题。在这场改革中，学校更加关注教育的产出，根据绩效调节教育资源的配置，制定了学生升级或毕业时成绩必须达到学校最低要求水平的政策。如英国从2000年开始就推出学校根据绩效管理学生的政策，政府也根据学校改进的程度出台了不同的奖励措施，允许教师工资标准与绩效挂钩，按绩效获得薪酬。

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大学的John F.Ryan教授利用OSL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地分析了学校规模、学生毕业率、办学经费支出、学校公共管理支出、学生职业发展的服务支出、学生科研经费支出等13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高校教育经费应该多投入到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资源优化配置建议。Sinuany Stern等采用DEA方法构建了高校运行相对效率评价模型，以Ben-Gurion大学21个学院为例，选取学院运营经费支出与教师工资作为输入指标，毕业生人数、科研获奖数量、专利收入作为输出指标，评价各个学院教育的相对效率，并以此为参考来优化该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Breu和Raba利用DEA方法选取师生比、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教师学历、新生入学率和学生毕业率作为输出指标，对美国公立大学进行运行相对效率的评价。Hatsor和Limor提出了交叉预算和分配决策的模型。P.Rose和Y.Sayed也提出了应按照学校的需要来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S.T.Cooper亦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此外，Hooshang Izdai等通过随机前沿面法分析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问题。Scott Davies和David Zarifa利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高等教育财政资源的分层水平。Susan R.Hutchinson和Cheryl D.Lovell采用了分类统计法，但没有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的侯龙龙基于范围经济对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高等院校的内部效率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高等教育中的范围经济在国内学术界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研究领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我国学术界一直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高等教育资金来源、资源配置模式、效率与效益、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均衡化发展等则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教育、资金的来源方面，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资金来源的研究既是国家制定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前提条件，又是明确与规范高等教育的成本，从而促进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单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针对这个问题我国很多学者从公共财政学和教育经济学理论出发，深入地研究了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厉以宁、王善迈认为高等教育的投入除政府财政拨款以外，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应分担教育成本，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以社会集资办学、个人勤工俭学等方式筹集教育资金。李福华认为，构建新拨款制度较好的选择是通过合理组合量化指标确定拨款标准，提出学校拨款金额=政策拨款+信誉拨款+公平拨款+效率拨款。曾坤生等认为只有改变以财政拨款为主的教育资金来源结构，建立“政府出资为主，全社会共同分担”的多元化筹资渠道，才能缩小高等教育投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在分析我国近几年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沈百福认为政府拨款所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根据当前的水平不能再进一步下降，而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的经费所占比例有可能进一步增加，但是其他筹资渠道所占教育经费比例增加的可能性较小。马陆亭认为，政府拨款总量快速上涨，但在高等学校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却不断下降，因此今后增加经费的重点应是除学费外的其他社会投入。在配置模式研究方面，一般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有两种模式：政府模式和市场模式。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也只能采取“以市场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的上述模式的混合体。但是，康宁等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模式是多种模式的“混合体”，政府和市场只是基础模式，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学术）使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曾加荣认为，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初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应在发挥市场模式作用的基础上，利用价格机制的杠杆作用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康宁等深入研究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从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型的程度，还对这种转型程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预测。关于效率与效益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我国学者主要关注教育投资收益率、教育的规模效益与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等。主要代表理论有厉以宁的“教育经济效益理论”、王善迈的“公共产品管理模式与教育投资使用效率理论”以及丁小浩、闵维方的“规模效益理论”等。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高等教育的主体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产权明确成了研究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效益关系的一个新的视角。根据科斯定理，产权问题不仅能够确认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而且能影响其效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大样本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如闫凤娇、闵维方基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理论，对全国616所高校1995年的相对经济效率进行了大样本统计调查，分析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存在“木桶现象”，资源配置利用率不高。

美国学者Coleman进一步提出了教育公平与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包括入学机会均等、参与教育过程均等、接受教育内容均等、教育结果均等以及教育效果上的均等等。有学者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应该在效率优先的情况下，考虑公平；第二种观点主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应该在公平优先情况下，考虑效率；第三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不分先后发展，同步进行；第四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二者辩证统一；第五种观点主张高等教育资源公平与效率相互影响不大，可以独立发展、均衡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地域性、类型性和经费结构性的差异，在现阶段发展严重不均衡。对于地域性差异，鲍威、刘艳辉认为，我国不同地区的高等院校1993年至2005年生均支出的基尼系数呈现波动略有上升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地区财政收入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张凌、冯宗峰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地域性差异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所导致的。刘亮认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间高等教育投入差异的主要因素。对于类型性差异，相关的研究指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民办高校的出现及政府对重点大学经费投入的倾斜，使得地方公办普通高等院校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部属院校与地方院校政府拨款的差距越来越大。至于教育投资结构差异，相关研究指出，导致高等教育投资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类型的高校经费筹措渠道不同，如部属院校的教育经费主要依靠政府财政专项拨款，而地方院校和民办院校经费来源主要是学杂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