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

“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既蕴含机遇又充满挑战。从国际环境来看，服务全球化、创新全球化将继续引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互联网数字技术将大大提升服务可贸易性，推动服务业态和模式创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将继续扩大全球服务市场需求。但世界经济增长继续乏力，金融危机风险上升，逆全球化思潮导致保护主义不断增强，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形成，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壁垒可能增多。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济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继续得到稳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将继续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人才优势明显，消费市场日益强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提升，这些都为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传统优势继续减弱，迫切要求我们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型开放，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一）国际环境面临的主要机遇与挑战

1.主要机遇

第一，服务全球化深入发展，服务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服务业继续在全球跨国投资中占主导地位。2018年，全球跨境并购8157.3亿美元，其中第三产业4694.3亿美元，占比57.5%；绿地投资9806.7亿美元，其中第三产业4734.6亿美元，占比48.3%[14]。2018年，全球服务出口额为57700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7%，在外贸中占比较2010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WTO发布的《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由于数字技术带来的远程交易量增加及相关贸易成本降低，服务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未来20年里将继续快速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潜力巨大。2005—2017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分别占世界服务出口额和进口额的25.0%和34.4%。如果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数字技术，到2040年这些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将增加约15%。

第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重塑全球产业生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奠定产业基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促进全球产业、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源，正在引发以绿色、智能、共享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重塑国际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分工格局。数字技术带动服务业生产效率和全球化水平明显提高，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15]，为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制造服务化、服务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特征，产业发展融合化、生产方式智能化、组织方式平台化、技术创新开放化成为重要趋势。

第三，网络数字技术为贸易发展增添新动力，推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空前发展。信息技术正在推动国际贸易方式创新、优势转化和效率提高，服务贸易范围不断拓展、交付模式不断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催生了数字贸易新形态。2018年，全球新兴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达53.8%，其中信息技术、物流服务、商务服务、专业服务、知识产权等领域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说明国际贸易正从劳动力主导的传统比较优势向创新主导的技术比较优势转换。目前，全球50%以上的服务贸易已经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跨境货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据埃森哲测算，2016—2020年全球跨境电商B2C将保持27%的年均增速[16]。到2030年，电子商务可能刺激1.3万亿～2.1万亿美元的增量贸易，使制成品贸易增加6%～10%[17]。

第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和主要消费市场，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需求。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经济总量占比近40%[18]。根据IMF的数据计算，2018年E11的GDP增长率约为5.1%。预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将占全球消费总量的50%以上[19]，成为未来全球商品、服务、金融、人员、数据等流动的重要参与者。[20]这一趋势为扩大世界服务消费市场提供了新空间。

第五，数字贸易发展将重构国际贸易竞争格局和规则，为我国赢得新一轮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提供机遇。贸易竞争的实质是规则标准的竞争。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当前自贸协定谈判和WTO改革的主要内容。各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规则差异较大，尤其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市场准入、隐私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责任、内容检查等方面各有诉求，国家间监管互认困难，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规则体系。美欧等发达国家试图把握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2019年1月，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宣布将共同制定数字贸易相关规则。中国作为世界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大国，有条件在构建数字贸易规则标准方面具有引导力并发挥引导作用。

2.主要挑战

第一，世界经济持续长周期低速增长，贸易投资增速继续减缓。IMF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3.7%下调到3.2%，经济学人智库（2015）预测，2020—2030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为2.5%。截至2019年6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活动指数已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1]。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需求持续减弱、贸易摩擦升级、金融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尤其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贸易增长带来挑战，2019年10月WTO将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下调至1.2%，同时将2020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3%下调至2.7%。据2020年1月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经济形势和2020年展望》估计，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为0.3%，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贸易壁垒的增加，将扰乱全球供应链，影响新技术传播的速度，可能导致全球生产率下降和福利减少。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1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1.39万亿美元，较2018年继续下降1%，全球FDI已连续4年下降[22]。

第二，服务贸易市场竞争加剧，国际经贸规则加速变革。从发达经济体层面来看，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保持新兴服务业的先发优势，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行业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以确立其垄断地位。同时，为了扩大就业、支持新技术发展，在服务业岗位向外转移及服务进口等方面也出台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从发展中国家层面来看，印度经过持续积累，在信息技术外包等方面已经具备规模、技术和人才等显著优势；菲律宾、越南、南非、墨西哥等国家凭借成本优势不断吸引离岸服务外包。以“三零”[23]为基本框架主导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正在推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其总体趋势是，大幅消除关税壁垒、减少各种非关税壁垒和政府补贴，规则措施由“边境”向“边境内”转移，涉及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环境保护、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机制、监管一致性等方面的规则标准成为各类自贸协定的主要议题。2018年以来，签署的USMCA、CPTPP、日欧EPA等自贸协定都体现了这些特点。

第三，保护主义导致贸易投资摩擦加剧，针对我国的限制性措施增多。首先，美国采取单边主义，通过不断加征关税、非关税壁垒、投资限制等措施使贸易投资摩擦频发，严重扰乱了全球价值链体系。2018年1—7月美国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比重达33%。截至2019年上半年，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受到美国的贸易威胁。其次，美欧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创新、产业等方面不断制定新的规则标准。其中，许多限制措施都是针对我国的。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限制准入的领域不断扩大，对外资进入国防、航空、海运、电信、金融、能源、资源开发、原子能开发及制造业等领域均设有禁止或限制措施[24]。欧盟委员会也于2019年3月批准外国投资监管新法规，对涉及敏感技术、基础设施及公共秩序和安全领域的投资加强审查。

第四，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美国对中国全面遏制的势头已经显现。美国对华战略由“竞争伙伴”向“竞争对手”转变，在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开始在投资、金融、科技、安全、人文等多领域全方位进行围堵，其实质体现了中美两种制度博弈的长期性。除贸易摩擦外，还可能出现金融摩擦、技术封锁等。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国内资本市场、投资者信心等都将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产业链布局、供应链稳定和价值链发展将带来一定冲击。

（二）国内的主要优势与制约因素

1.主要优势

第一，产业综合优势明显，为服务贸易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2019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1%、39.0%和53.9%，其中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9.6%。同时，我国具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为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从价值链升级来看，越来越多的中间品生产、研发设计在国内进行，知识密集型行业竞争优势上升。从新经济成长来看，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达6.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5]。2019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速为9.5%。我国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参与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了“弯道超车”机遇。

第二，知识型人才规模大、结构丰富多元，为服务贸易向高端发展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科研人员总数达419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19年，毕业大学生834万人，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833万人，其中在学博士38.95万人、在学硕士234.17万人，居世界第一位。截至2018年，海外留学生回国约365万人，这些群体是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来源。

第三，网络基础设施居世界先进水平，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我国互联网、物联网、无线宽带、移动终端、超级计算等技术和设施水平已居世界前列，5G等重要技术领域和互联网商业模式世界领先。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4G基站数量占全球50%以上，已经开通5G基站11.3万个。截至2019年6月，互联网普及率达61.2%，光纤入户达90%以上，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7.59亿人，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6.95亿人[26]。目前，我国国际光缆已通达7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成面向新欧亚大陆桥、中亚、俄蒙、东南亚和南亚等全球重点国家及区域的信息高速通道。

第四，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迈上新台阶，为提升服务贸易价值链水平奠定了基础。我国已经跻身世界创新大国行列，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列第14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多年居世界第一位。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45.3万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58.2万件，外观设计专利授权55.7万件。2018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占GDP的2.18%，居世界第二位，全球占比13.5%。2019年，R&D经费支出21737亿元，增长10.5%，占GDP的2.19%。我国企业经过长期国际化经营实践，已经涌现出一批世界级企业，将在构建全球价值链中发挥龙头作用。2019年，《财富》公布的500强企业我国共129家，数量列世界第一位，其中服务企业30家[27]。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发布的2019年世界品牌500强中我国有40家，数量列全球第五位[28]，其中服务企业17家[29]。

第五，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和消费结构升级，为吸引服务业跨国投资提供了巨大市场。我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居世界第一位。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0万亿元，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30]。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文化、娱乐、医疗、教育、健康、养老等服务消费大量增加，对全球优质服务进口产生了巨大需求。

2.主要制约因素

第一，高端服务业开放不足，严重制约了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2016年，OECD公布了62个主要经济体的外资准入限制性指数，我国服务业高居第二位。目前，金融、文化、体育、娱乐、教育、医疗健康、研发等服务业吸收外资水平较低，主要原因是市场准入限制。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服务贸易的政策友好度总体得分为63.4，低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其中跨境提供、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的指数分别为60.78、62.73、25.00，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79.6、79.7、40.7），而且低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67.0、70.1、38.8）。目前，外资金融资产仅占我国金融总资产的1.8%。在医疗和教育方面，许多外资医疗、教育机构由于受到独资限制难以落地，导致国外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我国，大量国内消费者转向海外就医、留学。在研发服务方面，由于受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外资研发机构无法查阅国外网站及数据库等，影响其进入我国发展的意愿。在文化领域，外商投资影视制作、电影院、表演团体、经纪人公司等也受到限制。此外，资质不能互认也是影响研发、设计、咨询等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综合实力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将制约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我国与美国的差距体现在效率、创新、科技、教育、贸易、金融、营商环境等诸多方面。我国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9.2%和8.0%。美国人均教育经费、全球百强大学数量均为我国的8倍。美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高于我国23位。中国R&D投入强度分别比美国、日本、德国低0.5个、1.6个、0.7个百分点。尤其是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严重影响了我国服务贸易的核心竞争优势及谈判话语权。如我国制造业90%的芯片依赖进口，2018年进口芯片3120.58亿美元，增长了19.8%。

第三，综合成本大幅上升及高端专业人才缺口较大，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和价值链高端业务造成不利影响。过去十年，我国劳动力成本年均提高约12%，土地使用成本、融资成本分别是美国的9倍和2.4倍，电价是美国的3倍，税收成本高出美国35%，从而加速了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目前，在信息技术、金融、研发、设计、养老、专业服务、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领域普遍存在人才短缺问题。服务外包企业科技研发人才不足，影响了承接整体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高端业务。2018年，《中国ICT人才生态白皮书》显示[31]，预计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缺口达760多万人，其中大数据260万人、云计算210万人、物联网200万人、人工智能220万人。

第四，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仍是难点，事中事后监管亟待创新。服务贸易涉及诸多行业，政策协调难度较大，在服务业开放、监管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制约。目前的监管水平还不能适应对外开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全链条、全流程、全覆盖的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尤其在优化审批流程、监管信息共享等方面政策创新不足，多头管理比较突出。随着跨境电商、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新兴服务贸易发展，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