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当前，2008年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美国特朗普政府又开始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使得习惯了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以及在多边规则体系之内开展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各国非常不适应，使得刚刚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世界经济再度面临威胁。国际贸易环境更加不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各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纷纷采用更加隐蔽、更加“合法”化的新贸易保护手段，新贸易保护主义在这种背景下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并且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在实行形式上具有更加隐蔽的特征，实行手段趋于软化，原因在于，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新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下，一国实行的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很快就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对双方产生共同的不利影响。这些隐蔽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较为典型的有美国对本土汽车制造业的巨额投资、法国成立专项基金来避免本土企业的国际并购以及欧盟国家对于奶制品出口的专项补贴等，这类措施都在提升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削弱了贸易对象国的产品竞争优势。同时，发达经济体还发展出透明度更低、隐蔽性更好以及更难被监测和排查的非关税贸易措施，包括高级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卫生、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政府采购以及汇率控制等方面。

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和高度一体化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扩大的新特征。中国在面临欧美经济体贸易保护限制的同时，也开始需要应对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201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审查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尤其针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这一授权意味着莱特希泽可能援引“301条款”对中国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此次贸易调查的重点，被指是针对中国涉嫌违反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做技术转让的指控。美方的行动从短期来看可能使少部分美国人受益。再联系美国目前的种种贸易保护政策，此次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更像是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以重振美国经济。近30年来，美国曾多次对中国进行调查。20世纪90年代，美国多次对中国发起知识产权方面的特殊301调查和谈判。中美于1992年、1995年、1996年签订了知识产权方面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先后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1994年和1995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两次对中国采取措施，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服装及电子产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再以印度为例，其对中国发起了多起反补贴与反倾销调查，造成中印贸易的额度下滑，而类似情况如印度尼西亚的近十万名劳工遭受马来西亚计划遣返等的“骨牌效应”也造成了国家间贸易竞争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将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国际分工利益将在世界范围内削减乃至消失。

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在手段和方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在关税壁垒、进出口限制、倾销调查等手段的基础上，发展出货币贬值和政府补贴等形式，具有干预性质的指令式贸易保护开始出现，国家层面的行政立法干预国际贸易事件频频发生，较为典型的包括美国在2009年通过的《综合拨款法案》，其中规定的“任何拨款事宜对于执行美国进口中国禽肉类产品不具有适用性”等条款以政府限制令的形式拖延了中国禽肉类产品的对美出口解禁日期，限制中国向美国出口家禽肉蛋类产品。此举对中国禽肉贸易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性，中国在处于贸易出口国地位和国际竞争弱势地位的条件下，遭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侵害。

金融投资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出现并得到快速利用。以贸易贷款为例，发达国家政府要求本国商业银行优先针对国内的贸易项目进行金融支持，缩减本国以外市场的金融贷款规模，并将此项原则作为经济救济的考核条件。这种强制性命令使得银行不得不终止海外贷款而集中于国内市场的资金支持，这就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较大影响，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国际贸易受害国同时启动本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来反制金融贸易壁垒，国际贸易摩擦越发频繁。在政府行政命令和中央银行的贷款投放限制以外，贸易保护主义还有政府参与性形式，即政府控股企业或国有企业出于政治因素考虑而减少海外投资及企业并购行为，政府主导型企业具有更明显的贸易保护特征。

基于环保概念的“绿色壁垒”成为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主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绿色壁垒以生产和贸易的低碳、环保为特征，企业社会责任被贴上贸易保护标签，企业出口产品的绿色环保达标率直接关系到出口成本与贸易对象国的认可度。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0个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要求企业实行“碳标签”制度，全球有超过1000家企业将低碳作为供应链必要条件，碳标签取代绿色健康标志，成为越来越多国际买家的贸易通行证，因此也造成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之名设立低碳贸易壁垒的现象普遍存在。从国际范围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对于“碳标签”的推行还处于初级阶段，企业是否对出口产品加贴碳标签依然是自主性行为，但是发达国家已经将低碳标签进行大规模推广，低碳化具有广泛推广特征，强制执行势必会造成国际贸易的剧烈动荡。

为了能够规避当前的世界经济风险，贸易保护（理论上或者现实中，贸易保护能在短期内为一国贸易单方面提供缓冲和保护）似乎成了各国鲜有成效的措施中的一个共同追求。经济危机或衰退与贸易保护总是如影随形，当前包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各国纷纷抬头的贸易保护措施就是最好的明证。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似乎经济衰退只是其诱因之一。除此之外，逆全球化思潮、各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民族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等，都似乎在支撑着贸易保护蔓延。而且，经济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又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保护手段的更加多样性、保护方式的更加区域性、政府干预的主动性、保护范围的广泛性、保护措施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等，这就给各国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强烈依赖出口市场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面对如此“危机的局面”，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新生力量的中国该如何自处？是照搬西方诸国的贸易保护手法还是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惊涛骇浪中沉沦？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

本书内容包括十五章，由赵景峰教授提出写作思路，并撰写第一章和第十到第十五章，韩兆安撰写第二到第九章的内容。全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理论基础及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包括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分析了贸易保护主义在21世纪以来的新发展、形式和内容，介绍了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的角色扮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趋势及在贸易保护主义下所面临的挑战等。第二章介绍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发展渊源及其表现形式。第三章主要介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及本质，现阶段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表现在“绿色壁垒”、技术壁垒、贸易救济、反规避和反吸收调查、知识产权壁垒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其本质为借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区域一体化之名暗中发展贸易保护。最后介绍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第二部分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包括第四章到第九章内容，分别介绍了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制造业贸易、服务业贸易、劳动就业、产业结构及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保护主义虽然会减弱农产品贸易，但能促进农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服务业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限制作用并不显著；在控制了工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进口开放度、技术创新和出口开放度等条件下，关税壁垒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均为负；一国或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提高了一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而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占比，即抑制了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贸易自由能促使企业更多地参与创新活动，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关贸易保护则会弱化企业的创新能力，贸易保护能增加企业的对外投资速度。第三部分是应对经济全球化下新贸易保护主义之策研究，包括第十章到第十五章内容，从宏观—政府、中观—行业、微观—企业、人力资本优势的建立、商品贸易结构提升、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等方面全面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新发展的应对之策。

纵览全书，我们分析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历史沿革，揭示了贸易保护主义形成的理论背景，新贸易保护主义拥有新的形式和特点，但其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在介绍新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我们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相应预测。本书就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实证分析，并据此提出应对策略。由于世界经济形势正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和研究，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能够完全囊括的。但是，我们会持续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去摸索和尝试，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