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不幸

公元621年，唐代的标准钱“开元通宝”问世。根据史籍记载，开元通宝每文的重量是“一钱”。那么“一钱”到底有多重呢？考古资料证明，开元通宝的重量与西汉五铢钱并无差别，还是4克左右。只不过它来了个反客为主，以4克左右的重量作为“一钱”的定义。这再次证明，4克左右的中国铜钱标准得到了历代沿袭，稳如泰山。

开元通宝问世不到50年，唐代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盗铸行为。首先，盗铸的大多为小钱。其次，当时官府并未发行小钱，不存在模仿官铸、搭便车的可能。最后，从史料记载看，这些小钱“才有轮廓”“轻漫无复钱形”，似乎品相上很难具有欺骗性。如果没有政府强制力干预，按理说很难进入市场。我们可以将此称为“第三类盗铸”。

从后续史实上看，唐代的人们确实没有将这种小钱与标准钱混淆起来。唐高宗曾经提出以标准钱1枚换取5枚的办法，收兑盗铸小钱。结果人们“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唐代史料中未见相关讨论。

百年之后，史书上明确出现了“物轻钱重”的记载。也就是说，市场上物资多，铜钱少。人们为了缴钱纳税，不得不贱卖物资。进入宋代，问题越发恶化。以至于“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此后的明代直至清代前期，钱荒问题一直存在。中外历史学家都注意到，明代的物价、财政收入和市场经济活跃程度均远低于唐代、宋代。造成这些现象的可能原因之一，正是钱荒。

既然是钱荒，那么在市场上自然会表现为铜价高昂。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由于每文标准钱的重量是给定的，所以铜价上涨必然会提升铜钱的最小单位价值，使之不再适合小额交易。这个时候，市场会自发地寻找更小的货币单位。所以唐高宗时代那些顽固的“第三类盗铸”小钱，很可能正是这一市场意志的体现。只不过由于技术原因限制，无法形成气候。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假定市场上一支笔的价值是3文标准钱，一张纸的价值是1文标准钱，此时人们使用铜钱交易顺畅无碍。可是铜价翻番之后，一支笔的价值相对跌落到1.5文标准钱，一张纸的价值跌落到0.5文标准钱。这样的交易，使用标准钱就很不方便。此时如果能够转为采用某种小钱，其价值为0.5文或0.25文标准钱，则交易又可以变得很方便了。所以说，“第三类盗铸”小钱出现的原因并不神秘，它就是市场为了应对钱荒而自发产生的一次失败尝试。

钱荒影响小额交易，这一点已经讲清楚了。可是它真能有这么大威力，会影响文明的发展吗？我们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假设按照整个唐代的经济活动规模来估计，正常情况下一年能够顺利完成全部交易，总共需要使用1000亿文标准钱。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并不夸张。按照唐代人口5000万计算，平均不过每人2000文，即2贯钱，价值相当于后世2两白银。这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水平。如果这么多铜钱，每文钱的标准重量为4克，就需要40万吨铜材用于铸币。当然，中国铜钱里用到的铜材并不是纯铜，而是一定比例的合金铜，不过我们这里姑且忽略这个问题。

4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清代雍正年间开发云南铜山，最高时一年产量不到3000吨。按此速度积累，大约要满负荷持续开采130多年才能达到40万吨，而且在通常情况下，采掘得到的铜资源并不全都用来铸币。铜是重要的生产物资，建筑、器具、雕像等，都要使用大量铜材。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就有销毁佛像、取铜铸币的意图。由于经济越发达，对作为铸币原料的铜的需求就越大，同时对作为生产物资的铜的需求也越大。这两种需求相互竞争，还会加剧铜材供应紧张的局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预计到铜材价格长期看涨时，就会主动地窖藏铜材，等着坐地起价。

如果唐代当年不能保证40万吨，而只能保证有20万吨铜材用于铸币，那就相当于只能提供500亿文标准钱。既然铸币供应量不足，每1文钱的价值必然高企，大量小额交易将不得不退化到“废钱用谷帛”，即以物易物的状态中去。市场效率将因此大幅降低，商品不通，贸易退化，更不要说触发工业革命之类的事情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受到资源上限的压制，就只能陷入低水平轮回的陷阱。

我们还可以再思考一下。如果唐代突然获得了超越时代的先进的铸币技术，能够打造一种稳定的、2克左右的小钱。那么唐代完全可以推翻西汉五铢钱的标准，重新将2克定义为“一钱”。这样一来，即使只有20万吨铜材，也可以铸造出1000亿文标准钱，足以支持唐代一年的全部经济活动。甚至后世的钱荒也可能不会发生，至少可以大为缓解，整个中国历史都可能在唐宋之际转入另一种可能性时空……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社会和文明也是如此。伟大的文明之所以伟大，往往不是因为它的优点有多么突出，而是因为它没有致命的弱点。

人类历史长河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幸案例。比如，南宋没有草原，难以养马，因此组不起骑兵；沙皇俄国找不到终年不冻的出口港；19世纪的普鲁士缺乏铁矿，等等。在本节中我们看到，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缺乏铸币也是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