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斯的时代，是小篆的时代。此前，在文字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字体是大篆。广义地说，大篆就是商周时代通行的、区别于小篆的古文字。[2]这种古韵十足的字体，被大量保存在西周时期的青铜、石鼓、龟甲、兽骨上，文字也因刻写材料的不同，分为金文（也称钟鼎文［图1-1］）、石鼓文和甲骨文。
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件先秦石鼓（又称“陈仓石鼓”［图1-2］）上，可以看见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图1-3］，被称为“篆书之祖”，一字抵万金，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文物”。这十只先秦石鼓，每件高二尺，直径一尺多，每个重约一吨，每个石鼓上镌刻的“石鼓文”，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使用的大篆，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它上承秦公簋（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下接小篆，是中国文字由大篆向小篆衍变，在尚未定型时期的过渡性字体，结体促长伸短，字形方正丰厚，笔触又圆融浑劲，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透露出秦国上升时期强悍雄浑的力量感。
大篆的写法，各国不同，笔画烦琐华丽，巧饰斑斓。秦灭六国，重塑汉字就成为政府第一号文化工程，丞相李斯亲力亲为，为帝国制作标准字样，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于是，一种名为小篆的字体，就这样出现在书法史的视野中。
［图1-1］秦公簋器内铭文拓本，春秋 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图1-2］陈仓石鼓中的汧殹石，先秦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曹一尘 摄
这种小篆字体，不仅对文字的笔画进行了精简、抽象，使它更加简朴、实用，薄衣少带、骨骼精练，更重要的是，在美学上，它注意到笔画的圆匀一律、结构的对称均等，字形基本上为长方形，几乎字字合乎二比三的比例，符合视觉中的几何之美。这使文字整体上显得规整端庄，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力量感，透过小篆，秦始皇那种正襟危坐、睥睨天下的威严形象，隐隐浮现。
其实，早在秦始皇之前，大禹就已经把自己的功绩刻写在石头上了——治水完成后，大禹用奇特的古篆文，在天然峭壁上刻下一组文字，从此成为后世金石学家们终生难解的谜题。大禹的行动说明，文字不只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对此，我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也是华夏政治的核心。美术史家巫鸿说：“从一开始，立碑就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纪念和标准化的主要方式。”“碑定义了一种合法性的场域（legitimate site），在那里‘共识的历史’（consensual history）被建构，并向公众呈现。”[3]华夏词库里的很多词语，或许因此而生成，比如树碑立传，比如刻骨铭心。
［图1-3］石鼓文册，战国，明拓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被大禹镌刻的这块石头，被称作《禹王碑》。人们发现它，是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岣嵝峰左侧的苍紫色石壁上，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作《岣嵝碑》。这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铭刻，文字分九行，共七十七个字，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三年，也只认出三个字。唐朝时，复古运动领袖韩愈曾专赴衡山寻找此碑，却连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失望之余，写下一首诡秘的诗作——《岣嵝山禹王碑》。当然，对于这一神秘物体的来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众说不一，但即使从唐朝算起，这块铭刻也足够久远了。
帝王们把各自的历史凝固在石头上，试图通过石头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来强化自身的威权。但我们不得不说，在对文字的运用上，秦始皇比大禹还要聪明，因为对他来说，文字不只是为了抵抗忘却，也是他操控现实政治的工具。秦始皇用标准化生产的方式炮制了长城和兵马俑，他当然对工具的意义了如指掌。他知道文字是文化的基本材料，只有把文字这件工具标准化，他才能真正驾驭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因此，在夏禹那里，文字是死的；而在秦始皇手中，文字是活的，像他的臣民一样，对他唯命是从。
文字也是一个“国”。“中国”的“国”字，里面包含着一个“戈”字，后来变成“玉”，其实后者更能概括中国的性质。“玉”是什么？“玉”是文化。真正的“国”，却不是由武器，而是由文化构建的。而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文字。那时还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观念，那时的“天下”，不只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或者说，是文化的，因为它从来没有一道明确和固定的边界。国的疆域，其实就是文化的疆域。秦始皇时代，小篆，就是这国家的界碑。
一个书写者，无论在关中，还是在岭南，也无论在江湖，还是在庙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种相互认识的文字书写和交谈。秦代小篆，成为所有交谈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话”。它跨越了山川旷野的间隔，缩短了人和人的距离，直至把所有人黏合在一起。文化是最强有力的黏合剂，小篆，则让帝国实现了无缝衔接，以至于今天，大秦帝国早已化作灰烟，但那共同体留了下来，比秦始皇修建的长城还要坚固，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今天的最大遗产。
无论后人对秦始皇如何众说纷纭，他对“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所做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岱史》称：
秦虽无道，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莫能及。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政治史》里对秦始皇的评价，可以与《岱史》呼应：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而可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