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和洛
史黛西·希夫 Stacy Schiff
薇拉[1]和亨伯特·亨伯特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女人都要长，包括洛丽塔。薇拉见证了亨伯特这个人物从雏形、发育到成熟。1939年巴黎的一个冬夜，薇拉的丈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给几个好朋友大声朗读他用俄语写的一个短篇故事，主角是个40岁的中年男人，酷爱引诱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女。故事一开篇，中年男人自问：“我该如何与我自己达成和解？”很多年之后，纳博科夫以为自己对这个故事已经释怀了。但薇拉知道，丈夫的作品中充满了亨伯特式的人物，这些中年男子沉迷于未成年少女的魅力，无法自拔。薇拉是纳博科夫的打字员，他的作品《天赋》（The Gift）是她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这部作品里有个角色提出了一个中年男子向寡妇求婚然后引诱她女儿的情节：“还是一个小女孩——你知道我的意思——一切还没有定型，但她就是有一种办法，能把你迷得神魂颠倒。”1959年《洛丽塔》出版之后，媒体用《纳博科夫夫人比小仙女洛丽塔整整老了38岁》这样的标题来夺人眼球时，薇拉对此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后来甚至还有记者问她：“《洛丽塔》中有什么角色是以你为原型的吗？”
记者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立马改变策略继续追问：“那您丈夫在出版前有咨询过您的意见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薇拉回答道：“当《洛丽塔》这样的杰作问世的时候，唯一的问题就是寻找出版商。”薇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没有承认这一路来他们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她也没有透露自己其实是亨伯特·亨伯特这个角色一直以来最大的支持者。尽管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后来重新塑造了这部作品，但是正是在战前巴黎的那个冬天，纳博科夫感受到“《洛丽塔》所带来的第一次小小的悸动”。这种悸动十年之后席卷而来，当他们在纽约上城的时候，曾经的悸动“已经悄悄地长出了小说的爪子和翅膀”。
但是《洛丽塔》到来的时间不太理想。纳博科夫之前的作品都“不卖座”，他终于拿到了康奈尔大学的副教授职位，将在那儿教授俄罗斯文学。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纳博科夫和薇拉终于能在经济上有一点点安全感。如果说纳博科夫夫人曾经有过一次劝阻她的丈夫不要写作一部卖不出去的作品的话，那就是在1949年。那一年的美国，在艾森豪威尔的统治之下，实在是不适合出版一个中年男子性侵未成年少女的高格调小说。
薇拉的立场很坚决。纳博科夫已经欠了朋友们几千美元。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妻子，她本应该劝说纳博科夫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作为一个母亲，她甚至犹豫该不该让她12岁的儿子阅读《汤姆·索亚历险记》，薇拉觉得“这是一本不道德的书，会把小男孩们教坏，还教他们对年幼的小女孩感兴趣”。薇拉这样的人，本该与《洛丽塔》保持一段距离。薇拉此前也阻止过她丈夫写作某些内容：当纳博科夫宣布自己要写一个连体婴的爱情故事时，她坚决反对。当纳博科夫想要写他最爱的俄罗斯诗歌时，她也立即否决了。但是当他要写《洛丽塔》的时候，薇拉反而没有反对。因为薇拉知道，如果弗拉基米尔不把这本书写出来，他就不得安宁。她甚至怀疑，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会像个幽灵一样一直折磨他，就像没有解决的象棋问题那样让他焦躁不安。薇拉对《洛丽塔》的欣赏是显而易见的：当纳博科夫自己对它失去了信心的时候，薇拉没有。《洛丽塔》早期的手稿差点在1948年被毁掉。当时他们住在康奈尔大学所在的纽约州伊萨卡，有一天薇拉走出家门，发现她丈夫正在往一个燃烧的垃圾桶里扔纸。薇拉不顾他的反抗，从后院的熊熊大火中抢救下来《洛丽塔》的手稿。薇拉说：“我们必须要留着它。”她一边挥手让这个纵火犯快走开，一遍跺脚扑灭快要烧焦的手稿。每当纳博科夫“遇到了技术难题和疑惑”，他就动念头想要焚毁这部小说，薇拉不止一次地介入，保护了《洛丽塔》的手稿。
直到目前，我们还不清楚纳博科夫夫妇早期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出版这部小说。弗拉基米尔后来声称自己从来都不希望《洛丽塔》能面世。他们俩都觉得这小说是个“定时炸弹”。弗拉基米尔甚至不厌其烦地将自己日记里关于性欲错乱的研究，以及和未成年人结婚的调查全部用墨水涂黑，不让人看。纳博科夫曾经一笔带过地向自己的编辑提及洛丽塔是一个13岁的女孩，但是编辑没有回应他，后来纳博科夫没有再明确地提起这个话题，编辑才松了一口气。这位编辑也继续无视纳博科夫信里的一系列暗示。（几年后，这个编辑正式拒绝出版《洛丽塔》。他认为出版这本书会把他们全都送进监狱。）1946年，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海克特县回忆录》（Memoirs of Hecate County）因为被指控淫秽下流而被禁止售卖。威尔逊的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法院维持了对淫秽作品的禁令。纳博科夫夫妇很清楚，《洛丽塔》如果出版，他们会经历埃德蒙·威尔逊所经历的痛苦。“一个四肢粗重、气味恶臭的中年男人”与一个未成年人在早餐前进行了三次激烈的性交的小说——“如果我是你，亲爱的，我就不和生人说话”，亨伯特事后这样警告洛丽塔。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洛丽塔》一定会让大众骇然。虽然色情作品在当今已不算什么，但是在1950年代早期，《洛丽塔》毫无疑问会被归类为该被禁止的色情作品。
薇拉深知她丈夫的作品一旦出版将会带来的危险，以及公众可能产生的误读——一个中年男人对一个未成年少女的追求以及他极其露骨的自白。但是，艺术毕竟是艺术。最好的艺术本就该越界，本就该让读者感到震惊，最好的艺术带我们去我们不允许自己去到的地方。当然，最好的艺术也应该避免过度印象化的简单解读。薇拉鼓起勇气寄了一本《洛丽塔》精装本给纳博科夫远在日内瓦的妹妹，还附言一则提醒：《洛丽塔》不是色情作品，它是对一个疯狂之人的思想世界的精妙探索。她让纳博科夫的妹妹读完之前不要匆忙地下结论。薇拉还补充说，弗拉基米尔为此专门做了研究。法律没法阻止他所描述的事情发生。几周之后，薇拉没有收到回信，她慌了。弗拉基米尔的妹妹是不是被这部小说吓着了？薇拉再次提醒她没看完结尾之前不要下结论：“这部作品的确有些可怕，但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洛丽塔》绝不是一本适合儿童阅读的书。薇拉一再警告纳博科夫的妹妹要把书收好，千万不要让儿子看到。
第一批考虑出版这本小说的出版商们甚至认为这本书也不适合成年人。《洛丽塔》的手稿第一次在纽约出现是在1953年末。当时的康斯托克法案（Cosmostock Act）规定了邮递淫秽内容是违法犯罪行为。因为不放心邮递，薇拉偷偷摸摸地把这本书随身携带到纽约。薇拉联系了弗拉基米尔的《纽约客》编辑，要求私下单独会面，但是并不能提前透露原因。薇拉带去的这个459页的手稿上既没有写地址，也没有作者署名。薇拉对《纽约客》的编辑凯瑟琳·怀特（Katharine White）表示，她丈夫希望用假名来发表这本小说，她要求承诺“他的匿名权得到尊重”。（怀特隔了一段时间才开始阅读手稿。她有五个孙女儿，这本书让她深感不安。此外，她还回复说，自己对精神病患者一点兴趣都没有。）
此后不久，薇拉决定继续寻找出版社，同时要做好保密工作。她多疑地做了一系列询问——她质问其中一个出版商，到底他和哪些好友分享了这个故事？她用两个黑色活页夹来装未署名的稿子，然后分别寄给纽约的几个出版社。其中维京出版社的编辑收到读了之后，极力反对出版。
西蒙与舒斯特、新方向、斯特劳斯以及双日出版社（Simon&Schuster， New Directions， Straus，Doubleday）也全都不赞同出版。有人甚至建议“这本小说应当被埋在石头下一千年”，另一个试读者说应该一直压箱底。当然，《洛丽塔》并不是完全没有崇拜者。双日出版社的杰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虽然不推荐出版，但是他认为纳博科夫实际上是“用詹姆斯·乔伊斯的风格来写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Swann’s Way）”。
这些出版商中倒没有人建议纳博科夫把书中的洛丽塔改成一个小男孩，或者是把亨伯特改成一个农夫。但即便是这样，也完全没有人愿意出版这本书。（所有人，包括《洛丽塔》的作者本人，都没有想到一个更有艺术性的方案：为什么不用一个女性的假名呢？虽然纳博科夫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是他没有想到，如果站在亨伯特背后的创造者是个女性，也许这本书会有不一样的出版际遇。）实际上，纳博科夫在《洛丽塔》的前言中试图去规避被指控的风险，甚至拐弯抹角地去影射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时的波折。在薇拉给纳博科夫妹妹的阅读建议里，她辩称，那些看似淫荡的篇章实际上是在为后面的“道德典范”做有效的铺垫。1954年，没有一个编辑认为他能逃过牢狱之灾，不管封面上印不印作者的名字都于事无补。有个出版社的编辑甚至警告纳博科夫，如果用假名出版，反而是授人以柄。另一个编辑说，拿假名出版《洛丽塔》是没用的，因为纳博科夫的风格太独树一帜了，不可能被误认为是别人的。
在第五次被拒绝之后，薇拉想到可以试试在国外出版。她丈夫在法国的出版代理商也许会对在“一本正经且道德崇高的”美国不能出版的小说兴趣十足。薇拉告诉他们，这本小说“极具原创性”，在纳博科夫家里这个表达的意思往往等同于离奇的性变态。薇拉请求他们速速回复。书里的亨伯特声称自己只用56天就写完了《洛丽塔》，但实际上纳博科夫花了整整六年，最后一年他们已经入不敷出。纳博科夫夫妇当时的经济状况完全是捉襟见肘。纳博科夫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在1955年，出版对于他们家来说已经不需要讲什么原则，而是必要的生活来源。巧合的是，书中的亨伯特在公路旅行中光是花在食宿上的钱就已经和纳博科夫在康奈尔教书一年的收入相当了——如果算上皮质拖鞋、黄晶戒指、夜光闹钟、透明雨衣以及旱冰鞋就更多了。
在巴黎，《洛丽塔》终于找到了伯乐：莫里斯·吉罗迪亚斯（Maurice Girodias）。吉罗迪亚斯创立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不少色情作品：《拿鞭子的天使》（The Whip Angels），《鲁滨孙·克鲁索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Robinson Crusoe）以及其他一些经典作品。（一开始被告知纳博科夫的职业时，吉罗迪亚斯有些失望。他所期待的是“令人尊敬到可怕的”文字，读了之后他觉得又惊又喜。）吉罗迪亚斯唯一的条件是作者要把名字加上去，纳博科夫同意了。他别无选择。出版的不确定性都压在他身上。海外出版看起来是遥远而安全的。吉罗迪亚斯觉得《洛丽塔》幻美而迷离，不会大卖，但他立即让奥林匹亚出版社印刷发行。吉罗迪亚斯的直觉是对的，《洛丽塔》果然没有卖出去多少本，也完全没有引起评论者的注意。
《洛丽塔》在法国的出版也带来了一些疑虑和不安。当漫长的等待过后，薇拉开始担心这本书可能会让纳博科夫丢了工作。他已经56岁了，如果被贴上道德有亏的标签，肯定会被康奈尔解雇的。纳博科夫的朋友们也无一例外地在为即将到来的丑闻做准备。有一个同事甚至估算纳博科夫大概有60%的可能性会被解雇。纳博科夫捍卫自己的小说，仿佛在保护自己生的傻孩子一样。《洛丽塔》的题材让纳博科夫的朋友们，即使是那些见多识广的朋友们，也有些畏缩和犹豫。《洛丽塔》激起的轩然大波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让人费解，毕竟我们是读过《五十度灰》的一代人，我们甚至对每一度灰都了如指掌，即使我们的饭桌上出现了什么不得体的东西，恐怕我们对它的不得体之处都毫无察觉。而在纳博科夫看来，这本小说处理了美国文学里最后三个禁忌话题之一。除却和未成年人乱伦，另外两个禁忌是生生不息的种族通婚家庭，以及一个无神论者“过了快乐和有用的一生，在106岁时在睡梦中离去”。如今，这些禁忌都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也创造了新的禁忌，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五十年前，还没有“有毒的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这样的词汇和讨论。如果当时从知名大学里流传出什么性丑闻会比发生在今天要显得更加富有爆炸性。时至今日，大概不会有任何一本书被定义为不堪入目。而在1958年，一个英国批评家称《洛丽塔》为“他所读过的最肮脏的书”。
1955年，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伦敦《周日时报》上对《洛丽塔》大加赞扬，把它列为年度最佳作品之一。格林的这一盛赞推动了《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当时，任何一个英语国家都还没有出版《洛丽塔》，人们只能在法国买下《洛丽塔》，然后偷偷藏在旅行箱最底下带回来。很快，出版商们便开始试图联系纳博科夫夫妇，甚至他们的朋友们也收到世界各地的编辑来信，表示有兴趣出版这本书。与此同时，薇拉也收到各种询问。有个出版商问她：你的丈夫是怎么做到如此了解少女的？薇拉解释说纳博科夫经常潜伏在伊萨卡的酒吧里和操场上观察女孩，直到这样做显得有些尴尬和可疑才罢休。［薇拉没有提及纳博科夫的另一个习惯，那就是观察朋友们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此外，纳博科夫看了《不正常青春期少女》（The Subnormal Adolescent Girl），读了研究Tampax和Clearasil[2]的文献资料。］当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联系他们时，薇拉温柔且坚定地告诉他们，这本书不适合他们出版。当朋友们建议他们放弃出版的时候，薇拉用她和纳博科夫统一好的口径回复道：这本小说绝对不是“下流和放荡的”。它是一个悲剧，而悲剧和淫秽是互相排斥的。（薇拉不是律师。她为淫秽提供的唯一辩护是作品的文学价值。）在多家出版社的竞争之下，来自于普特南（Putnam）出版社的沃尔特·明顿（Walter Minton）最终在1958年成功说服了纳博科夫夫妇以及莫里斯·吉罗迪亚斯。
明顿知道这本小说此前被人当作是色情小说，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把它拉回到经典的轨道上：让高等学府成为它的拥趸。为了实现这个效果，明顿选择了当时最有名望的地方来开新书发布会。1958年8月，明顿在纽约的哈佛俱乐部给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办了一个派对，后来纳博科夫把它称为首秀派对。尽管薇拉之前对明顿有过一些疑虑，但是这次活动上明顿的周到安排和灵活应对让薇拉刮目相看。明顿对薇拉大概也是同感。当时出席的25个记者对纳博科夫身旁这个尊贵而年老的女性的兴趣完全不亚于纳博科夫本人——薇拉就像是纳博科夫和亨伯特·亨伯特之间的一道防火墙。《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煞费苦心地来描写这次活动：和纳博科夫一起来参加鸡尾酒会的，是“他的妻子薇拉，一个身材苗条、皮肤光滑、满头银发的女人，和洛丽塔没有半点相像之处”。在那次接待会和之后很多场合，不乏仰慕者告诉薇拉，他们并没有想到纳博科夫会和结了33年婚的妻子一起露面。薇拉镇定自若地微笑答道：“是的。这正是我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丈夫在她一旁咯咯地笑，开玩笑说他其实有想过雇一个小孩来陪他出席活动。很显然，薇拉在旁的事实很有说服力。薇拉的存在，让这个小说得享一席之地，也让亨伯特的兽性留在笼子里。接下来的几年，“丝毫不像洛丽塔”这样的评价总是跟在薇拉的名字后面。薇拉成了她丈夫的荣耀勋章，是他道德的保护色，行走的美德证明。银发的薇拉是一个让人安心的信号，是纳博科夫在笔下这场犯罪中的不在场证明。
《洛丽塔》的出版并没有把任何人送进监狱。在哈佛俱乐部派对之后的六周时间里，《洛丽塔》一直稳居畅销小说榜首。［薇拉觉得，自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圣路易雷桥》（Bridge of San Luis Rey）之后获此殊荣的文学作品里，最诚实的作品便是《洛丽塔》。薇拉觉得《圣路易雷桥》也只不过是部“还不错的作品”。］媒体上到处是《洛丽塔》的整版广告，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地涌来。大部分评论都称赞《洛丽塔》是大师级的作品。当然也有人说《洛丽塔》让人感到恶心和憎恶。有一些评论既褒又贬，无意之中与纳博科夫在《洛丽塔》开篇所说的内容不谋而合：我们被小说本身迷住，但同时又被叙述者所震惊。《纽约时报》的每日评论员评价《洛丽塔》是“令人厌恶的高级色情作品”。他觉得亨伯特无聊透顶，纳博科夫的幽默平淡乏味，这部小说在“用一种故作高深、巧言令色、自以为是、自视聪明实则愚蠢的方式来展现沉闷、乏味、无聊”之外，便是令人恶心。周日版上的评论，相比较之下没有那么负面。《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上的评论大概是《洛丽塔》收到的最为奉承和褒奖的。然而在杂志的头条评论里，《洛丽塔》却被谴责为“一部记录谋杀和毁掉一个孩童的晦涩编年史”。
那些女儿正值青春期的编辑尤其觉得这部小说“让他们感到不适，甚至到了恶心的地步”。大部分国家都把《洛丽塔》贬为一本不道德的书，让人吃惊的书，淫秽下流的书。《伦敦周日快报》（Sunday Express）的主编斥它为“彻头彻尾毫无节制的色情作品”。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认为《洛丽塔》满篇污言秽语，只不过是让人兴奋的污言秽语罢了。路易勒·帕森斯（Louella Parson）称《洛丽塔》“会让你恶心或是想洗澡”。《洛丽塔》在法国被禁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洛丽塔》在美国出版时，小说可以被售卖，但是不被允许陈列。下议院公开指责《洛丽塔》是“堕落的”和“色情的”。澳大利亚的海关人员甚至突击搜查这本书。加拿大的海关部门也严格管制这本书。美国得克萨斯的洛丽塔镇甚至因为这本书改掉了自己的名字。《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都拒绝评论《洛丽塔》，公共图书馆拒绝上架这本书，辛辛那提的书商们更是拒绝进货。（辛辛那提的一个记者打电话问纳博科夫，如何看待辛辛那提公共图书馆禁了他的书？纳博科夫回复说：如果有人想让自己出丑，就请自便吧。）奇怪的是，女性评论家似乎对《洛丽塔》都赞赏有加。伊丽莎白·珍威（Elizabeth Janeway），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以及安妮塔·露丝（Anita Loos）都对这本小说大加赞赏。在知名的女作家中，只有瑞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评论比较消极。韦斯特觉得《洛丽塔》是一部矫揉造作的小说，甚至觉得在《洛丽塔》中读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味道，这对纳博科夫来说大概是收到的评论中最伤人的。因为在纳博科夫自己列的二流作家的长名单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位列榜首。
即使是在今天出版，《洛丽塔》大概也会一样毁誉参半。亨伯特仍然是“道德败坏的典型”，他的介绍者也是这么称呼他的。在今天看来，《洛丽塔》也依然是越界的。唯一不一样的大概是康奈尔大学所做出的反应。如今，常春藤名校的教授出版这样一部作品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这部作品还引诱我们把一个猥亵儿童的人当成某种艺术家，跟着他一起把声色犬马当成爱情，一起沉迷在150多页的绚烂无比的男性幻想中。如今，这部小说读起来不再显得那么有悖常理，倒是更加巧言令色了。在1958年，当初最不看好《洛丽塔》的那些朋友们，以及那些认为纳博科夫有60%的概率会丢掉工作的朋友们，后来被证明预言错了。对于纳博科夫成了媒体新宠这一点，康奈尔大学泰然处之。校园里几乎没有多少关于这本书的道德讨论。（“我们不想显得特别中产阶级。”一个大四的学生这样解释道。）康奈尔大学书店里的《洛丽塔》十分畅销，大学图书馆的12本馆藏也一直被学生借阅，预约借书的名单也长得很。纳博科夫的一个学生坦白说，让他感到震惊的不是阅读《洛丽塔》，而是这本书竟然是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尤利西斯》时有明显不适的那位教授写出来的。
康奈尔的校长办公室只收到了零星几封言辞激烈的信。一位辛辛那提的公民气急败坏地写信质问学校：《洛丽塔》的作者难道不会腐蚀学生的道德吗？怎么能让他继续教书？康奈尔大学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人渣？（不知道纳博科夫怎么就惹到了辛辛那提？可能是因为他把书里的夏洛特·黑兹写成是在“很刺激的辛辛那提”附近出生的？）人们向来会混淆作家和他们笔下创造出的恶魔角色。不少家长都明确禁止他们的女儿涉足纳博科夫的课堂半步。一想到自己的女儿“有可能在一个私人的会议上向纳博科夫讨教，或是在黑暗的校园里偶遇纳博科夫”，这些父母就感到惴惴不安、恐惧不已。薇拉发现，康奈尔大学表现得“十分冷静和成熟”，这也让很多媒体感到失望。（薇拉当时不知道，康奈尔的校长安抚了一众学生家长，告诉他们，纳博科夫“从1948年开始加入康奈尔，已从教多年，很多作品都值得称道”。）
纳博科夫也发现，自己和自己的主角纠缠在了一起。（“我们滚到了我的身上。他们滚到了他的身上。我们滚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不管到哪里，都有人问他《洛丽塔》有多大程度的自传成分。有一次，一群陌生人在纳博科夫伊萨卡的大花园里野营，纳博科夫借机故意说《洛丽塔》中亨伯特的原型就是他自己。这群人立马想要闯进屋子，从他的日记中找线索来证明《洛丽塔》的故事是真的。纳博科夫自己可能没有注意到，身边的朋友有的已经开始故意躲着他。有的朋友选择不读《洛丽塔》，有的没有读完整本。有一个朋友认为纳博科夫已经疯了。埃德蒙·威尔逊说“和你其他作品相比，我最不喜欢这一部”。显然，这个评论刺伤了纳博科夫。［但是听说有个读者觉得《洛丽塔》不道德倒是让纳博科夫很高兴，这个人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3]纳博科夫在康奈尔的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自我安慰道：至少弗拉基米尔没有写他那个连体婴的故事。大部分人，哪怕是有名有姓的评论家，也难以把纳博科夫和亨伯特完全剥离开来。俄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坚持认为，《洛丽塔》的作者“肯定做了这样的事，要么就是骨子里对小女孩有这样变态的想法，否则写不出来这样的作品”。莫里斯·吉罗迪亚斯也认为弗拉基米尔就是亨伯特·亨伯特。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对小说大加赞赏之后，也言之凿凿地告诉自己的妻子说，他观察过纳博科夫夫妇，非常肯定薇拉就是洛丽塔的原型。
在一篇长文中，特里林把洛丽塔和朱丽叶放在一起比较。特里林指出，朱丽叶14岁的时候就把自己献给了罗密欧。特里林没有注意到“she gave herself”在莎士比亚和纳博科夫两者的笔下有着天壤之别。（以及，朱丽叶当时其实是13岁。）当然，曲解和误读《洛丽塔》的肯定不只特里林一个。那些想要把《洛丽塔》拉回到经典传统中的人倾向于把纳博科夫和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做比较。纳博科夫夫妇显然认为这没什么可比性。而且这样的类比在今天也难以让厌恶《洛丽塔》的读者安心。《洛丽塔》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其中有些已经在疯言疯语的边缘。纳博科夫被邀去各国发布新书。面对这迟来的胜利，他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说话，有时候也发表了一些荒唐的言论。纳博科夫自己对小女孩是没有兴趣的，但是他告诉《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我对男人爱上小女孩，以及男人对小女孩充满激情这件事情很感兴趣。”纳博科夫年轻的时候翻译过《爱丽丝漫游仙境》。他又补充道：“我可以跟你保证，跟其他民族相比，俄罗斯人对于性可能没那么有兴趣。”纳博科夫的一个朋友对《洛丽塔》避之不及，纳博科夫对此这样搪塞：我们当然不会介绍亨伯特给女儿们认识。但是我们对奥赛罗（Othello）和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也会一样吗？洛丽塔难道不比包法利夫人和《名利场》中的贝琦·夏普（Becky Sharp）更让我们同情吗？在伦敦的新书发布派对上——囿于被指控的风险——纳博科夫退让了一点：“如果我有个女儿，我也会把这本书禁了。我当然不会让她读这本书。”但是到了法国，纳博科夫自相矛盾地坚称，读了《洛丽塔》的女孩会感到自己“被清晰无比地、多姿多彩地凝视——哪怕是一侧脚踝跟腱的小小抽动也不会被落下”。但是对于读了《洛丽塔》之后那些想出去寻找感官刺激的人，纳博科夫泼了一盆冷水：“毕竟，谁真的会被12岁的小女孩吸引呢？”
《洛丽塔》激起了关于变态、淫秽、不得体的各种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最终迷失掉的是这个角色本身。唯一例外的是，有些人对洛丽塔也和对亨伯特一样厌恶。一个有洞察力的读者说，洛丽塔归根结底就是个“表面脆弱实则相反的女孩”。很多人责怪洛丽塔，而且为亨伯特感到遗憾。从一开始，洛丽塔就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很少有人能够原谅她不是个处女之身。罗伯森·戴维斯（Roberston Davies）表示，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一个狡猾世故的成年人引诱了一个天真无知的孩童，而是一个堕落的孩子利用了一个软弱的成年人”。实施引诱的其实是洛丽塔，就像怪物最终才变成弗兰肯斯坦一样。有些评论头条甚至把洛丽塔称为一个“淘气”的女孩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野丫头”。1958年，亨伯特的变态之处在于他被这样一个“可乐浇灌长大，整日玩自动点唱机，满脑子都是电影杂志的野孩子”所吸引。《纽约邮报》说洛丽塔是“一个可怕的黄毛丫头，一个小恶魔，一个肤浅、堕落、好色、不招人喜欢的小屁孩”。这些男性评论家们似乎进行着一场文学上的“责怪受害者运动”。多萝西·帕克觉得《洛丽塔》很优秀、有趣，也充满了深深的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亨伯特的。而关于洛丽塔，帕克写道：“她是一个可怕的小恶魔，自私、强硬、粗俗、脾气很差。”纳博科夫在康奈尔的一个同事觉得洛丽塔这个角色不切实际，因为任何一个有自尊的美国女孩，肯定不会如此被动地听亨伯特的话，她肯定早就机智地报警了。
不管语言多么热烈而饱满——《洛丽塔》真正色情的部分其实是它的故事——这部小说持续让读者感到震惊。半个多世纪之后，这本书仍然让读者感到骇然。从第一页开始，亨伯特就在接受审判；他犯下的罪行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陪审团。我们已经不再少见多怪。在2020年的今天，《洛丽塔》比过去更加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洛丽塔》不再是一场狂欢的盛宴，而是致死的鸦片。当下的道德可以说是在一个历史低点，“他说她同意了，浴袍半遮半掩，酒店门关上了，贿赂和引诱，或明显或隐晦的威胁”，这些控诉和辩驳不绝于耳，我们得以窥见不一样的光景。当下的我们听多了孤儿的啜泣，反而没怎么听过亨伯特的悸动。我们总是抓着受害者不放，而不是那个疯狂的男人。如果当初这本书因为挑逗而被禁止出版，那么今天对它的恐惧则是它可能引发人们的应激反应。右派的老古板们曾经捍卫《洛丽塔》的出版自由，现如今，左派为了保护孩子而声讨《洛丽塔》，说他们不希望高中课程被玷污了。我们这个时代，禁忌话题减少了，但是我们却变得更加敏感了。我们到底该如何在男性凝视和厌女症之间画一条分界线？纳博科夫在今天出版《洛丽塔》的难度，不亚于1979年伍迪·艾伦发布他的电影《曼哈顿》[4]。
纳博科夫提醒我们，不要把生活和文学混为一谈：洛丽塔这个小女孩自始至终就不存在。她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就像艾玛·包法利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故事中的人物一样。这本小说从来都不是想成为一个恋童癖指南。《洛丽塔》和法国总统密特朗所崇拜的“一个不知悔改的引诱者”布里埃尔·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5]的作品不一样，总统先生甚至称马茨涅夫为道连·格雷和吸血鬼德古拉的结合体。当然，《洛丽塔》也不是要进行道德说教，尽管亨伯特自己也给自己下了宣判，前言里的雷博士也提出了这样的希望：“《洛丽塔》应当使我们所有人——家长、社会工作者、教育者——以更大的警觉，更远大的抱负，为在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中抚育更为出色的一代人而贡献自己。”如果亨伯特能坐下来审判自己，在全书的倒数第二段他告诉我们，他会判自己因强奸罪坐牢35年。当亨伯特在震惊中发现，从山谷下传来音乐般的“震颤”，而洛丽塔的声音已经不在那些孩童玩乐的声音里了，这让他痛彻心扉并深感绝望。在这一刻，亨伯特明白了，自己对洛丽塔所犯下的罪行有多深重。洛丽塔不在这些孩童之中了，这让亨伯特更加意识到往昔不可追，未来不可期。书中这一幕是纳博科夫最喜欢的场景之一，也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段落之一。
很多人以为，纳博科夫的妻子是一个躲在丈夫背后忍辱负重、痛苦不堪的人，她做他道德上的掩护，同时掩盖另一个女人的痛苦。实际上，薇拉并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当所有人都关注亨伯特的时候，薇拉从一开始就强调我们要看到洛丽塔。薇拉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洛丽塔“在这个世界上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一个亲戚可以依靠！评论家们在小说里寻找道德、寻找证明、寻找解释，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洛丽塔作为一个孩童的无助，她不得不依赖恶魔般的亨伯特，以及她一直以来的勇气和坚强”。薇拉说这些细腻的描写让人心碎。他们忘了“可怕的小屁孩”本质上并不坏。如果不是经历这样的虐待，洛丽塔本应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读者和评论家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像亨伯特一样，他们对洛丽塔的无力、痛苦、被夺去的童年，以及失去的未来都熟视无睹。洛丽塔并不只是一个象征。她是一个手足无措、无依无靠的孩子。这本颠覆性的书刺痛了二十世纪最后仅存的良知。在二十一世纪，《洛丽塔》仍然不失它的颠覆性，其中的故事让我们感到惊人地熟悉，也刺痛着我们的神经。薇拉曾这样抱怨：“书中的洛丽塔每天晚上都哭泣，而评论家们对此充耳不闻。”而她的哭声，我们今天能够清晰地听见，当艾玛·包法利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被阅读的时候，当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用“泪水和颤抖”来讲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听到她的哭声——洛丽塔终于站到了这个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的故事的中心。
[1] 薇拉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妻子。1923年5月8日，纳博科夫于柏林一个慈善化装舞会上，邂逅了犹太律师之女薇拉·斯洛尼姆（Vera Slonim），两人在1925年于柏林成婚。1934年他们的儿子德米特里（Dmitri）出世。——译注
[2] Tampax是美国的卫生棉条品牌，Clearasil为护肤品牌。——译注
[3] 阿道夫·艾希曼（德语：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译注
[4] 《曼哈顿》这部电影讲述了42岁的伊萨克在与17岁的少女崔西交往的过程中劈腿，爱上了好友耶尔的情人玛莉，之后才发现崔西对他更重要，想要重新追求崔西的故事。——译注
[5] 布里埃尔·马茨涅夫的成名，就是因为他对恋童癖的公然赞美。1970年，34岁的他娶了未成年女高中生为妻，从此开始了自己美化恋童的写作生涯。1974年，他因出版了散文《Les Moins de seize ans》（译为《16岁以下》）一炮而红。文章中大挥笔墨描述他本人与未满16岁的女孩们之间的性关系。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赞扬他的文章。总统是马茨涅夫最忠实的书迷之一，经常约马茨涅夫来爱丽舍宫会面、用餐，甚至把他的书推荐给自己十几岁的孩子看。即便总统知道马茨涅夫的恋童癖，仍然亲笔为他撰写赞美文，忽视他罪恶的私生活，甚至说出了马茨涅夫“不幸陷入恋童癖风波”这种话。——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