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理解

我们琢磨萤石——

直到合格做珍珠——

然后，扔掉萤石——

把自己看成蠢猪——

形状——尽管——类似

而我们这双新手

通过运用沙子——

学会了珠宝的花头——[1]

艾米莉·狄金森[2]

“我们思考的对象是什么？是经验！没有其他！”这是1972年汉娜·阿伦特在“汉娜·阿伦特著作研讨会”上的发言。会议的主办方是多伦多社会政治思想研究学会，阿伦特本来受邀作为嘉宾列席，但她却坚持要在会上发言。

汉娜·阿伦特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是关于思考的。在她的《思想日记》（Denktagebuch）中，她问道：“是否存在一种非专制的思维方式？”在《人的境况》开篇，她表明了写作意图：“因此，我打算做的非常简单，仅仅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3]在她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赴耶路撒冷报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时，她发现艾希曼缺乏进行自我反思的能力，无法从他人的角度来想象世界。阿伦特的最后一部作品《心智生命》（1977，The Life of the Mind），第一篇就是题为《论思考》的论文。

但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思考和经验是并驾齐驱的，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塑造了她的生活和工作。1906年，阿伦特生于德国一个富裕的世俗犹太人家庭，从小她就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是一个外人，一个反叛者，或者像她后来自己说的，一个“局外人”（pariah）和一个亡命之徒。她后来的人生也没有改变这种身份。14岁时，阿伦特因为带领同学联合抵制一位冒犯了她的老师，被学校开除。1933年，在她的第一任丈夫君特·安德斯离开柏林后，她留下来，把寓所变成了帮助共产党人逃离德国的地下中转站。同年，她因为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收集反犹宣传材料，被盖世太保抓捕。后来她逃到巴黎，学习了法语，还研究了希伯来语，同时在“青年阿利亚”（Youth Aliyah）——一个致力于向巴勒斯坦运送犹太青少年的组织——工作。33岁时，她在法国南部的居尔拘留营度过了五个星期，后来这里大批犹太人被释放，开始逃亡之旅。1941年夏，阿伦特移民到了美国，申请为一个美国家庭做管家，以便学习英语，后来她开始为几份犹太报纸写文章。她在犹太关系大会找到工作，这个组织致力于帮助犹太家庭和机构拿回他们被窃的财产，此外她还讲授欧洲史的课程，也是在这一时期，她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

她的好友，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4]，把她描述为“光彩照人的女主角”。[5]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说，她有“一种激情，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对高标准的本能追求，对本质的探索，对知识深度的渴求，这让她充满了魔力”。[6]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这位保加利亚裔法国哲学家写道：“阿伦特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谈到过她的女性魅力；纽约沙龙的人对这位‘魏玛的摩登女郎’念念不忘。”[7]剧作家莱昂内尔·阿贝尔称呼她“傲慢的汉娜”。[8]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样描述她：“个头娇小、身材丰腴的驼背女人，留着短发，声音有点男性化，头脑非凡。”[9]也许汉娜·阿伦特身上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一点，根据各方面的说法，是她的“自成一格”。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

在汉娜·阿伦特早年那部自传色彩的小说《阴影》（Shadows）中，她描述自己对世界经验的饥渴就像“困在渴望中”。她早年工作的内在驱动力是一种体验和理解生活的热望。[10]正如她后来所说，理解生活，与求知的冲动不同，它需要你无休无止地投身于思考活动中；它要求一个人永远都准备好重新开始。

从很多方面而言，阿伦特成为作家都是一个偶然。她说写作是为了记住自己的思考，记录值得记住的，写作是理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她的日记和出版的作品中都能找到佐证，她在文字中进行着她所谓的“思考练习”。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政治思考的八场练习》（1954，以下简称《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的序言中，她写道：“思想自身乃是源自生活经验中的事件，而且必须始终与它们维持联结，将它们作为指引方向的唯一路标。”对阿伦特而言，思考练习是进行理解这一工作的方式，它们提供了一个途径，帮助她摆脱在德国哲学传统中所受教育的桎梏。

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后，阿伦特的思考方向从学院哲学转到政治思想。她震惊于“职业思想家”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视而不见，并且还助纣为虐推进文化和政治机构的纳粹化。他们没有反抗希特勒政权的崛起，却被历史潮流裹挟前行。她宣布脱离那个“文化圈层”，说她“再也不会参与任何智识活动”。[11]阿伦特在她的《思想日记》中问道：“是否存在一种非专制的思维方式？”接着提出了下列主张：“问题在于，一个人怎样能够完全避免被卷入潮流中。”[12]阿伦特指出，思考本身只是一种活动，并非专业哲学家这个精英圈子的特权。她说，“知识分子”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字眼。她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进行自省的独立思考，如果你想抵制意识形态的思潮，在面对法西斯主义时担负起个人责任，独立思考就是必要的。

阿伦特并不经常谈论自己的方法论，她的政治思想并没有既定的分析出发点，也没有固定的框架。她写作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也并非在构建一个哲学体系，对诸如真、善、美这样的概念做出理论阐释。她的工作渗透了苏格拉底的精神——它是对话式的，乐于接受质疑，不断回到起点。1955年，阿伦特讲授一门名为“政治理论的历史”的研讨课，在课程伊始就指出，概念本身不是目的，概念应该是我们进行思考的源头活水。这暗示着所谓的“真”并不存在，因为我们必须不断从自身最新的经验出发来重新思考“真”。

在她的随笔《瓦尔特·本雅明》中，她将这种思考方式描述为“潜水采珍珠”，这个说法源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第一幕中的第二场）：

五㖊[13]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

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消失的全身没有一处不曾

受到海水神奇的变幻，

化成瑰宝，富丽而珍怪。[14]

阿伦特的著作探讨的是经历“沧桑巨变”之后的历史要素。我们不能指望从历史中找到今天的类比，也不能期待从历史中找到某种偶然、线性的推理链条，来解释极权主义崛起这样的历史事件。“潜水采珍珠”是一种走近碎片化历史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捡到一些富丽而珍怪的瑰宝，得到某些启发。

对于阿伦特而言，思考和理解的工作是要独自进行的。她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从早年起，在她对孤独的热爱和被认可的渴望之间就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她反思道，即使只是读一本书，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孤独。如果一个人想要进行思考，他必须避开公共领域的灼灼凝视，这样才能体验思想的无声对话。阿伦特将这种对话称为“合二为一”，即一个人跟自我的对话。思考是一个自我理解的过程，是对自我的认知。当一个人体验到思想的无声对话，思考的自我是一分为二的；当一个人重新显现于世，自我便再次复原为一体。在这一思考空间里，一个人可以直面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信仰，以及自己既往的思想。阿伦特说：“认为存在危险的思想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思想本身对所有的信条、信仰和观点来说都是危险的。”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阿伦特的思考练习带着一丝危险的意味，这并非偶然。经验（experience）和实验（experiment）这两个词有着共同的词根：experiri（去尝试），它又和periculum（危险）相关。阿伦特说“没有危险的思想，思考本身就是危险的”这句话时，可能就是这个意思。[15]思考活动，理解世界的活动，可能会颠覆我们曾经相信的一切。思考有让我们自身解体的力量。

汉娜·阿伦特抗拒所有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她不是任何思想流派或哲学信条的信徒。因此，阿伦特的人生和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教给我们如何思考，而非提供一些供思考的论点。所以，阿伦特的许多读者曾经尝试将她归于某种政治传统下，是很讽刺的，因为阿伦特对理解的热衷即对这一思维方式的完全抛弃。理解不是要形成“正确的信息和科学知识”，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通过这种永不停止的思考活动，我们才“对现实妥协，与之和解”。阿伦特认为，这便是我们在世界上筑造精神家园的方式。[16]

* * *

1967年夏，在给罗歇·埃雷拉[17]的一封信中，阿伦特写道：“被世人赞扬当然总是让人愉快的。但这真的不是重点，被世人理解要让人愉快得多得多。”[18]也许我们要问一问，汉娜·阿伦特被理解了吗？

近年来，许多人都开始阅读汉娜·阿伦特的作品，试图去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政治危机——自由民主的衰落，虚假新闻的散播，公共领域的增长，技术的胜利，私人领域的丧失，普遍的孤独感，等等。阿伦特的文字中到底有什么，在今天让如此之多的人找到共鸣？为什么我们总要把目光投向她，来理解21世纪的政治状况？

我敢说，那是因为阿伦特在历史中找到的不是类比，而是那些富丽而珍怪的瑰宝，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一个新角度来看待我们最切近的经验。就像所有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样，她关注着她那个年代的问题——极权主义的崛起，革命的政治，人们对政府信任的丧失，对参与型民主的需求，文化的衰落，恶的问题。这些都不是新问题，但它们呈现在每一代人面前都是新的样貌，需要我们的理解。

阿伦特的文字中还有一种激进的开放性，邀请人们参与和阐释。阿伦特是一个诗性思想家。有人称她为“and”思想家。[19]用她的朋友，政治科学家汉斯·摩根索[20]的话说，“她头脑的运转方式与诗人相似，创造出亲密感，发现一些一旦提出人们都会感到恍然大悟的关系，但是在诗人提出这些关系之前，没有人想到过”。阿伦特知道意义是可塑的，它必须通过讲故事制造出来。她想要找到新的语言，来言说一个新世纪的政治现象，为此，她将自己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将哲学、神学、政治理论、文学和诗歌熔为一炉，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格局。

阿伦特不是一个迷信的女人。她并不相信神谕或占卜。她甚至都不相信进步的神话。她关注的当下和此地，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她不认为我们应该围绕着“未来会更好”的概念来安排生活和政治，而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善”的概念。

阿伦特是一个苛刻、专横、带着偏见的人。她不是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她爱这个世界，接受她所理解的人的境况的根本因素：我们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彼此各不相同，我们显现于世，然后终会消失。在这之间，我们被扔进一个“成为”的空间，我们必须一起照看地球，共建世界。

阿伦特对世界的热爱，要求我们必须接受人的境况。它也要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找到一种方式，来看待充满苦难的世界，还能依然热爱它。这不是容易做到的“诫条”。柏拉图说，忍受伤害要强于施加伤害。康德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指令，要我们按照全体人类的善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认为唯一的善就是善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职业思想家、民族国家和哲学都没有起身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潮流。所以，阿伦特自觉摆脱了传统的桎梏。她喜欢引用法国诗人、抵抗运动[21]斗士勒内·夏尔的一句话：“我们的遗产未被预置任何遗嘱。”

阿伦特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我们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借助它们来进行理解，但她一定会反对我们用她的作品来类比当下的政治危机。她在去世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说：“回望历史以期找到类比，作为解决当下问题的借鉴，在我看来，是一个荒谬的错误。”阿伦特想要教给我们的是怎样思考——怎样停下，根据我们最切近的经验、恐惧和欲望，来思考自己的行动。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那个世界，它已经被冷战、反恐战争和数字技术的崛起从根本上重新塑造。阿伦特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重新来思考，如何把自己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如何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何独立思考而不是屈服于意识形态。她说，只有当我们做到这些，我们才有爱这个世界的能力。

* * *

她写过一篇题为《80岁的海德格尔》的随笔，其中写道：“每个思想家，如果他活得足够长，一定会致力于阐释那些看似是他思想的成果，途径就是通过重新思考它们。”这不是写汉娜·阿伦特的第一本传记，也不会是最后一本，我在想，自己能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来写她，在这样的想象中，我与阿伦特站在了一起。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在1982年出版了她的阿伦特传记作品，名为《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以下简称《爱这个世界》），她向世界曝光了阿伦特不为公众所知的私人生活。虽然不知道阿伦特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诗歌、日记和情书公之于众，但她在去世时确实把这些遗赠给了我们。（鉴于她也曾研究过作家拉赫尔·瓦恩哈根[22]的书信，想来她也想象过有人发现她的文件，并在其中找到了友谊的陪伴，就像她在拉赫尔信件中收获的那样。）扬-布鲁尔参考了1966年J. P.内特尔出版的《罗莎·卢森堡传》的框架，完成了一部巨著。而我的这部传记不同。它没有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将主题更聚焦。它的目标是向不熟悉阿伦特的读者介绍她的生平和作品，并补充了一些已出版的传记中缺失的自传细节。我希望可以向读者描绘一个无比生动的女人的画像，来展示她为何被视为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巨人。

阿伦特对理解的热情，对生活的渴望，对于她自省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是同等重要的。我不认为这两者可以脱钩，因为一个人必须真正热爱这个世界，才能像她那样热情地投入其中。在她人生的至暗时刻，就是她被关在拘留营那段时期，未来一片渺茫，她开始思考自杀的问题，最后她的结论是，自己太热爱生活，所以不能放弃。她决定继续活下去，并且要努力欢笑着活下去。我希望她面对绝境的勇气能够激励我们鼓起勇气，在“我们这个并不美丽的世界”，去抵抗我们今天面对的黑暗。[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