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战争

厄立特里亚，阿斯马拉。2001年夏天。

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外祖母家，客厅里充满自家煮咖啡的香气。烘焙咖啡豆的烟在屋里萦绕盘旋，从开着的窗户飘散出去。外祖母阿维耶用平底锅烤过豆子之后，放进“杰贝纳”——一种厄立特里亚传统咖啡壶——里煮。这是一种陶瓷容器，球形底座、长颈、短柄，方便在倾倒这种提神液体时抓在手里。

现在是咖啡时间，房间里充溢着愉快聊天的嗡嗡声。十二岁的我和父母一起坐在沙发上。我爸爸的名字叫吉尔玛，这也是我姓氏的来历。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传统上用爸爸的名字作为孩子的姓氏。吉尔玛的意思是“个人魅力”，在厄立特里亚的提格里尼亚语中读作“吉尔迈”，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中读作“吉尔玛”。两种发音都可以。我妈妈的名字叫萨巴，以坚强勇敢的示巴女王命名，她曾远赴古老的耶路撒冷寻求知识。传说所有的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都是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代。人们告诉我，萨巴看起来就像一个女王。

客厅里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父母的笑声把沙发垫震得直抖。他们继续谈笑风生，声音在房间里来回跳跃穿梭。

房间里围坐着另外七个家庭成员。我的妹妹TT正在帮阿维耶倒咖啡。她九岁了，比我小三岁。我的姨妈罗玛、塞拉姆、塞内特、希维特和艾尔莎也在房间的某处。阿维耶和姨妈希维特以及舅舅特米，常年住在这所房子里。艾尔莎住在荷兰，我们其他人都住在美国。我们争取每隔三年就在阿斯马拉举行一次家庭团聚。

一个姨妈笑起来，声音起伏像鸟鸣。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让我渴望加入他们的谈话。我听不清每个人的声音。他们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就像是粘上口香糖的头发，扯开了这一绺，那一绺又缠上去。不同的语言让辨认难上加难。百分之七十是提格里尼亚语，百分之十五是阿姆哈拉语，剩下的则是英语。

我觉得很无聊，一种困惑的、“在人群中孤独”的无聊。我拉了拉萨巴的胳膊。“我能走吗？”

“不，我要你和我待在一起。你为什么不和我们说说话呢？”

“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那么你应该问。我们可以解释给你听。”

挫败感在我身体里翻涌，有沸腾的危险。突然间我好像又回到了学校那间教室，被迫做其他人不必做的事情，仅仅为了不被落下。我不安地在座位上挪动身体，试图保持冷静。“不是那么简单，你们的聊天我已经错过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话题是什么。我能去拿本书看看吗？”

吉尔玛在我的左边低声道：“你妈妈刚才说她以前叫自己埃塞俄比亚人。”

我震惊得双眼圆睁。

“别听他胡说，”萨巴对我说道，“我是厄立特里亚人。”

我的好奇心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我知道你是厄立特里亚人，但你真的曾经自称埃塞俄比亚人吗？”

“在学校，是的。因为战争。”埃塞俄比亚曾占据了位于它北边的小小邻国，但厄立特里亚并不想成为它的一部分，因此打了三十年的独立战争。到1991年，战争才结束。两年之后，世界承认厄立特里亚为独立国家。

萨巴继续说：“埃塞俄比亚人控制了学校，我们在学校不得不说阿姆哈拉语。但在家里，我们说提格里尼亚语，称自己为厄立特里亚人。”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厄立特里亚的另一个城市，门德费拉。我爸爸是一名警察，上头把他从阿斯马拉调到门德费拉来。在那里的高中，我是一个乐队的成员，我们到处旅行，唱嘲笑厄立特里亚自由战士的歌。”

我困惑得五官都扭曲了。“你嘲笑厄立特里亚人为自由而战？为什么？”

“我们别无选择，”她说，“士兵们来到学校，强迫我们这么做。他们从我们的学校选了差不多二十个学生，让我们加入这个乐队，还给我们歌词，逼我们记住。我们曾走遍厄立特里亚各地的村庄唱歌，有一天来到了我爸爸的村子，那里的村民不喜欢我们，他们感到被侮辱了。我们也是厄立特里亚人。这么做是不对的。但士兵们说：‘唱吧，不然就进监狱。’这就是我们唱歌的原因。”

我颤抖着提高音量：“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受够了，对士兵们说‘不’，我们拒绝再唱歌。”

一个“不”字，一个想法，一份大胆的自由宣言。不，她不会唱歌来侮辱她爸爸的村庄。不，她不会为一个伤害她同胞的组织效劳。不，她将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

“士兵们把我们送进了监狱。头两天不给我们食物，他们问：‘你们唱不唱？不唱就没有吃的，你们会一直待在牢里，别想出去。’我们饿得要命——饿极了！两天后我们崩溃了，告诉他们，我们唱。一周后，他们终于放我们出去了。”

女孩们因为拒绝唱歌就被送进了监狱。这种不公正的行为激怒了我。“经历了这一切，你怎么还能继续唱歌？”

“我们虽然唱歌，但是在心里偷偷计划成为抵抗军的战士，或者去苏丹。”

“可你们不是在读书吗？你们不能学习成为一名医生或者别的什么吗？为什么只有这两个选择呢？”

“因为当时在打仗，我们没办法去学校学习，很多时候都只能躲起来。埃塞俄比亚人会在凌晨五点进行空袭，飞到门德费拉上空投掷炸弹。他们炸了几个月——每个人都会早早起床，逃离城市躲进丛林里，等到晚上轰炸停止了再回家。有时我们假装只是出去野餐。阿维耶给我们做饭，我们在树林里玩耍。一天结束后就回家，心里想着不知道我们的房子塌了没有。”

“即便到了学校，我们也总在担心战争。我们不会想：‘哦，我要学习成为一名医生。我要学习成为一名律师。我要学习成为某个大人物。’我们只会想到战争。当时，高中毕业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兵，要么就去苏丹。”

“你考虑过当兵吗？”我问。

“我考虑过，”她说，“我的几乎一半同学都加入了战斗，男孩女孩都有。但我的一个朋友警告我别去，她遇到了可怕的事情。她不肯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不想谈论这件事，只是不停地说：‘真的很糟糕，别去。’所以，我、我的朋友，还有一个表亲，决定去苏丹。”

“哈本，快吃吧。”阿维耶拿了一盘点心给我。她穿着齐踝的印花长裙，戴着长长的白色奈特塞拉，一种传统头巾。大多数年长的妇女都会戴这种头巾。我家里其他人都不戴头巾，所以这是我辨认出阿维耶的线索之一。

“谢谢。”我伸出手，摸到了托盘上的一块点心，像是奶油夹心三明治。我咬了一口，尝到了诱人的肉桂味道。在美国，我可以通过触摸辨认出许多美味点心，但在这里，几乎每一个小点心都是一个全新的发现。现在阿维耶把盘子拿走了，肉桂的味道开始和周围的咖啡香气抢占风头。也许几个礼拜以后我靠触摸就能知道这里所有的食物了。

我转回萨巴。“去苏丹是什么情况？”

萨巴端起小小一杯咖啡，啜了一口。“我们连离开阿斯马拉都不被允许。埃塞俄比亚士兵控制了这座城市，有任何人想离开都得得到他们的允许。我和大约二十个陌生人一起，我们都想躲避战火。我们告诉士兵，我们要去离阿斯马拉大约三十千米的一个村子探亲，他们发了许可证。我们乘大巴去了这个叫哈拉尔的村子。那天晚上我们和一个走私犯碰头，在他的帮助下走到了苏丹，路上花了两个星期。为了躲避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士兵，我们只能在晚上赶路。一天晚上我们走在两座山之间，一边是埃塞俄比亚，一边是厄立特里亚，他们朝彼此射击，我们为了躲子弹不得不抱头逃窜。”

“那个走私犯，他人好吗？”

“不！”萨巴笑起来，“他可太糟糕了。如果有人累了，他就会说：‘我就把你留在这里喂鬣狗好了。’我们累极了！第一个礼拜过去，我的鞋就散架了，剩下的路我只能光着脚走。他一点也不在乎，还嚷嚷着如果我们跟不上他是不会管的。”

“这个走私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付钱，他就弄一头骆驼来帮我们驮行李。我们都是背着全部家当离开的，所以真的很需要那头骆驼。我们给了他一些钱，每天晚上他都说会买一头骆驼。”萨巴叹了口气，陷入回忆，“我们从未见到什么骆驼。”

“可是，萨巴——”

“别叫我萨巴，叫妈妈。”

我涨红了脸。“可我已经长大了。”

吉尔玛附和道：“你该叫我们‘妈’和‘爸’。”

“别，那让我听上去太老了！”萨巴用她的胳膊环绕住我，把我拉到她的怀里，“我可不希望你这么快就长大。”

每当我想飞向自由，萨巴的胳膊就会把我搂得牢牢的，现在如此，以后也会这样。“那你希望我怎么叫你？”我问。

“嗯……那就萨巴吧。”她颤着身子发出爽朗的大笑。我跟着笑起来。吉尔玛也禁不住咯咯地笑。

等笑声消停了，我催着让她把故事讲完：“走私犯说的鬣狗会吃掉你们，是真的吗？”

“哦！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她松开抓着我的手，陷到沙发里，“第三天晚上我们正在赶路，突然两只鬣狗跑来围着我们团团转。走私犯说：‘别跑！如果你们跑，它们一定会追。待在一起！’但我和朋友都很害怕，我们跑向附近的一棵树，鬣狗紧跟着追来！天哪，它们的眼睛太可怕了！我们爬到树上，鬣狗就在地上瞪着我们。”

听到这里，我紧张得心跳加速。

“其他人朝着它们尖叫，最后把它们赶走了。”她接着说，“有一次我们不得不渡过一条河——河水到我胸口这么高。”

“那你是怎么过河的？”我疑惑地看了吉尔玛一眼，看他会不会趁机开个玩笑。我们去红海的时候他曾试图教会她游泳。

“走私犯带了绳子，我们把彼此绑在一起，虽然很害怕，我还是强迫自己过了河。”

“因为是雨季，当地的蚊子铺天盖地。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都得了疟疾。事实上我们都得了，但是有些人直到抵达了苏丹才感觉到症状。有个女孩没能撑过来，她病得走不动路，男人们抬着她走。但快到边境线的时候她还是死了。在边境，我们这群人被一个厄立特里亚抵抗组织抓住了，他们想让我们加入，但我们说：‘你看，我们又累，又饿，还都得了疟疾。我们根本没法战斗。’所以他们放过了我们，第二天晚上，我们就赶到了苏丹的卡萨拉。”

“所有住在卡萨拉的厄立特里亚人都很团结。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有家人，所以他们让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每一个厄立特里亚家庭都收留了几个难民睡在自己家的地板上和后院里。苏丹人也十分友好。他们帮我找了份工作，我在一家服饰店打工。我在苏丹住了差不多十个月，然后天主教会帮助我来到了美国，他们先把我送到了达拉斯，我讨厌那里的天气，所以搬去了湾区。”

萨巴在湾区遇到了我的爸爸吉尔玛，他们通过当地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社区找到了彼此，这是一个很小但非常紧密的群体。两年后的1988年7月29日，我出生了。

“我在想……”我脑子里艰难地想着怎么准确表达这个问题，“吉尔玛是埃塞俄比亚人，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他不是。他是厄立特里亚人。”她的语气似乎有点生气。

我诧异地看了一眼吉尔玛，他没有说话，像是鼓励我说下去。“不，他不是——他出生在埃塞俄比亚！”

“他是厄立特里亚人，”她坚持说，“他爸爸出生在厄立特里亚。”

“我能说句话吗？”吉尔玛发声了。

“可以，你说吧。”我说道。

“我的确在埃塞俄比亚出生长大——”

“你爸爸是厄立特里亚人，”萨巴插话进来，“所以，你也是厄立特里亚人。”她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哈本，我也有很多朋友是埃塞俄比亚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人民不是战争的始作俑者，政府才是。”

“我能说话吗？”吉尔玛又一次尝试。

“可以。”

“我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出生和长大，”他说，“那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对那儿很有感情，我的兄弟姐妹还在那里，那也是我的家。但与此同时，我也是厄立特里亚人。我的爸爸在厄立特里亚北部的克伦出生长大，每年夏天都会带全家回那儿度假。我和兄弟姐妹们会去山里远足，在湖里游泳，追赶狒狒。我会说厄立特里亚的语言吗？是的。我在厄立特里亚有朋友吗？是的。我同情解放组织吗？是的。但是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也爱埃塞俄比亚。你没法隐瞒这份感情。你出生在哪里，它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吉尔玛问我，“你会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呢，哈本？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当然是美国人了！”我为这个简单明了的答案感到洋洋自得。

“你也是厄立特里亚人。”萨巴纠正我的说法，“你的父母都来自厄立特里亚，所以你是厄立特里亚裔美国人。”

“既然如此，那我也是埃塞俄比亚人啰。”我忍不住故意激她。萨巴与埃塞俄比亚的复杂关系深深吸引了我。恐惧和宽恕之间的跨度如此之大，令我想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的，”吉尔玛回答，“你是美国人，也是厄立特里亚人，也是埃塞俄比亚人。”

我直直地盯着萨巴，希望她能说些什么。虽然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对此她有自己的看法。

“你的名字叫哈本！这是个厄立特里亚名字。”萨巴宣布。

“这是个提格里尼亚语名字，”吉尔玛指出，“埃塞俄比亚人也说提格里尼亚语。”

萨巴挥了挥手。“只有在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地区，人们才说提格里尼亚语。但这不是重点。哈本的意思是‘骄傲’，意味着我们捍卫了自由。埃塞俄比亚有四千八百万人，厄立特里亚只有三百万人，他们想摧毁我们，可我们拒绝让步，而且，我们赢了！”她激昂地提高音调，“我们获得了独立！”

“哈本，你需要明白的是，”吉尔玛继续解释道，“厄立特里亚的斗争是正义的，一个强大的邻居试图粉碎一个弱小的邻居，并且不许它发声。你不必是厄立特里亚人，也能够明白厄立特里亚人的遭遇。不管你是美国人、德国人，还是越南人，你都能理解一个弱小的群体为了自由而与一个更强大的群体斗争的故事。埃塞俄比亚政府对厄立特里亚人的所作所为是非正义的。”

“你在亚的斯亚贝巴长大的时候，知道战争这回事吗？”我问。

“不，几乎不知道。当时，战争只发生在厄立特里亚，而我和埃塞俄比亚人一起长大——”

“当你回到克伦时，你就知道厄立特里亚发生的事情了。”萨巴提醒他。

吉尔玛继续说：“当我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那里的文化，那里的人，说话和写字都是用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政府声称厄立特里亚是我们的一部分。但当我们一家人来到厄立特里亚的时候，却感觉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比方说，人们说提格里尼亚语，而且当时的确在打游击战——不过我太年轻了，知道得太少。我们会去克伦，远足，游泳，和朋友一起玩。我对政治一无所知。后来当我长大后才听说埃塞俄比亚士兵焚烧村庄，伤及无辜，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当时在打仗，你是怎么越过边境线的？”我说出了疑问。

“那个时候，厄立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的第十四个省，我们去那里不需要许可证，就像从加州去内华达州一样。战争始于1961年，但直到七十年代才升级成全面战争，那会儿我已经在加州上大学了。”

“埃塞俄比亚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我上的是圣约瑟夫，一所天主教学校，我们的老师很棒。海尔·塞拉西的孙子也上那所学校。”

海尔·塞拉西是埃塞俄比亚的最后一任皇帝。他的全名简直又长又拗口：“犹太族的雄狮，海尔·塞拉西一世陛下，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天选之子。”海尔·塞拉西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古代以色列国王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儿子孟尼利克一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命令军队阻止厄立特里亚走向独立自决。1975年他去世之后，两国之间的战争又持续了十六年。

“我们学校一座新楼落成的时候，海尔·塞拉西还来过。我们全体集合听他发表演讲。他鼓励我们继续读书——他一直很支持教育事业。然后他给大学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我的妹妹萨巴就从他手中拿到了证书。他还曾给我爸爸颁发过奖章，因为他是阿本亚。”

“那是什么？”

“阿本亚的意思是英雄、爱国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我爸爸当时是吉布提的一名商人，他帮助海尔·塞拉西这一边传递关于意大利军队的信息，他们在做什么，驻扎在哪里，用什么武器，诸如此类。海尔·塞拉西能把意大利人赶走，他也有一份功劳。意大利人禁止厄立特里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接受五年级以上的学校教育，并且禁止他们和意大利人一起走在道路的同一边。你的祖父带领一群年轻人在厄立特里亚抵抗意大利殖民统治。他就是我们所说的阿本亚。”

“哇，我真希望我见过基丹爷爷。你为什么没待在那里？为什么没有去埃塞俄比亚上大学？”我问。

“埃塞俄比亚只有一所大学，如果你不在班上的前百分之一，就没办法上大学。我在班上的前百分之十——很好，但还不够好。我的姐姐汉娜已经去了加州，所以我爸爸希望我也去那里上学。他给了我两百美元——我的人生就从这笔钱开始。”

“他本可以给你更多。”萨巴插话进来，“你爸爸很有钱。”基丹爷爷经营着一桩成功的生意，生产和销售一种叫阿拉基的埃塞俄比亚酒。“为什么只给了你两百美元？”

“埃塞俄比亚政府试图通过限制个人旅行所携带的金额来阻止人们离开这个国家。我只能带两百美元出境。我离开之后，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国家，政府没收了我爸爸的财产。”他停下来回忆，“但我在美国最大的挣扎与金钱无关。在亚的斯亚贝巴，我有十三个兄弟姐妹。但在旧金山，我唯一的家人就是我的姐姐汉娜，而且没过多久她就和男友一起搬去了拉斯维加斯。我在一家很受欢迎的汉堡店Zim's打杂，在城市学院上课，但独自住在一间工作室里就像进了监狱，这种孤独几乎要了我的命。”

“哈本，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萨巴笑着说道，“他姐姐告诉我：他到了美国，不仅不会做饭，连打扫卫生都不会！在你祖父家，有人帮他做饭和打扫卫生。所以有一天，你祖父打电话给吉尔玛，问是否应该给他派个管家，吉尔玛赶紧说是是是！”

我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不会吧！吉尔玛，你最后搞定了吗？”

吉尔玛也笑了，回想起他早年的种种糗事。“我烧焦了好多个锅，好多个平底锅，我的第一个食谱是意大利面和特布斯。”特布斯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各种肉搭配埃塞俄比亚的香料炖制而成——有点辣，但非常好吃。“但事实上，食物从来不是问题。钱从来不是问题。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孤独。我怀念埃塞俄比亚住满人的房子。”

父母的挣扎来自战争和失去，而我则要和对残疾人的歧视做斗争。坐在这里，听着这些故事，我能感受到二者的相通之处。萨巴以强大的内在力量抵抗政府的压迫，从逃难的危险旅程中幸存下来。我爸爸鼓足勇气离开舒适的家，到一个陌生而孤独的国家独立生活，从一盘烧焦的意大利面开始学习自力更生。我的父母都找到了应对挑战的方式，那么，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