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岭南诗派”这一说法，最早出自明代。天顺年间广东东莞诗人祁顺的《宝安诗录序》和万历年间浙江金华学者胡应麟的《诗薮续编》中都有这一说法。此后，“岭南诗派”作为泛指岭南地区地域性诗派的概念逐渐被学界接受。尽管祁、胡等人并非从风格学意义上命名，但既然作为一个地域性诗派为学界认可，它一定有其不同于其他诗派的一些特色。明末清初，岭南诗派以其突出的成就和独树一帜的风格为人称道并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岭南文学不但走上了巅峰，且其独具的特色也得以突出和彰显。这一时期岭南诗人慷慨悲歌，诗风雄直，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典范，可谓之岭南文学的建安时代。
“岭南”在地理上，大致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海南，但学术界则普遍在文学意义上用“岭南”指代当今的广东和传统上属于广东的海南省以及广西的部分地区。因此，地理的岭南和文学的岭南是有所不同的。此处所谓的“岭南”这一概念主要是在文学意义上使用的，所谓的“岭南诗派”主要是泛指传统的广东地区的诗人群体。笔者对岭南诗人与岭南诗派诗人、岭南诗歌与岭南诗派诗歌，这两组概念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也即是说这两组概念都是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这里所谓的“岭南诗派”的风貌也就是指岭南诗坛、岭南诗歌的整体风貌。
在探讨屈大均与岭南诗派的形成这一问题时，笔者把岭南诗派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岭南传统文化和文学，以及明清时代巨变的多重坐标中，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下对其进行多维度的观照。有别于通常的做法，笔者从师承授受关系和秉承的忠烈风雅精神这两个维度上，把鼎革前后岭南诗坛两代诗人视为一个整体，分析这一时期岭南诗派的精神风貌、成就和特色。既力图勾勒出岭南诗派在明末清初走向巅峰的过程和在当时诗坛的位置，同时也力图进一步勾画清初诗坛生态，深化清代文学研究。
在岭南诗派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屈大均是一个重要人物。岭南诗派最突出的特色是在明末清初才最终形成的。其特色既是当时所有诗人的集体创造，也是屈大均等人基于传统和时代的有意建构。笔者通过重点解析屈大均等人基于历史和现实对岭南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梳理和重构，来探究这一地域性诗派的形成。力图为研究地域性诗派的形成和地域书写，探索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范式。既力图探讨屈大均等人基于历史和现实，重构岭南文化传统，建构岭南诗派的情况，也在文献编纂、传统重构、明史书写和地域书写等方面拓展深化屈大均的研究。
明末清初岭南诗人众多，略为四类：一为丁亥之役及其前后死难的志士，一为鼎革后至万不可为而后隐遁的遗民，一为国变前后隐于丛林寺庙的诗僧，一为入仕新朝的年轻诗人。这一时期诗人和诗人世家很多。或兄弟、或父子、或祖孙、或兄弟子侄等二人至七人以上的诗人世家，李德超《岭南诗史稿》收录的有五十八组，收录的诗人仅顺康年间就约有七百一十四位[1]。这一时期的诗人还有所谓的“岭南前三家”“岭南三大家”“岭南七子”“粤东七子”“粤东三子”“北田五子”“广南二方”“岭南五子”等合称。
虽然明末和清初这两个时期的诗人有很大的变化，但这两个时期岭南诗坛鼓荡洋溢的精神、岭南诗人所呈现的气度风貌却是一贯的。从鼎革前后活跃于岭南诗坛的成员来看，虽为两代诗人，但就诗派、诗风的发展和形成而言却属同一个时代。清初较长时期岭南诗坛鼓荡的那股豪情，其直接源头即在于明代末年，尤其是因为丁亥抗清之役而形成的时代风潮。前后两代诗人秉承了同一种精神和气质。
顺治三年丙戌十二月清军破广州，天下版籍几乎尽归清军。第二年初陈子壮、陈邦彦和张家玉等岭南诗人志士，于日落虞泉之时效鲁阳挥戈。据瓯骆一隅，虽难以回天，却改写了清军征服岭南的历史。受其遗风鼓荡，岭海之间数十年士风直雄，以岭南三大家为代表的大批诗人应运而生。岭南丁亥之役的策划者陈邦彦是屈大均之师、陈恭尹之父。“南海则陈文忠主其谋，东莞则张文烈奋其策。”[2]屈大均谓邦彦“之于陈文忠，与文烈之于林公洊，亦皆师弟子也。道义相孚，声气相感……求吾粤君臣之义者，求之师弟之间而可矣！”[3]“公……与文忠、文烈并称。粤有三人，谁曰不宜？公之门人，如马应房、杨景烨、霍师连、霍达芳，皆一时相从以死，虽忠义根于天性，亦师友观摩之所自也。”[4]梁佩兰虽未师从邦彦，却也自称是其私淑弟子。屈大均等人所强调的他们之间的师承授受，重点在对陈子壮、陈邦彦奋身国难、慷慨悲歌精神的继承，而不主要在学问的授受。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子壮、陈邦彦可谓岭南这一时期大批年轻士人的精神导师。
陈子壮是丁亥之役的发动者和主导者之一，也是明末修复南园、诃林、浮丘等多个诗社的倡导者和岭南诗派的领袖，于鼎革之前即极力宣导南园传统，心系天下，慷慨悲歌。崇祯末年陈子壮重开南园诗社，参与活动的“南园十二子”，“自息庵外，多以忠烈称”[5]。入清之后的岭南诗人大多都受到了这次丁亥之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屈大均和陈恭尹等都是丁亥前后抗清行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明末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等岭南士人的这一忠烈风雅的精神，因为明末清初岭南士人参与的这场影响深远的抗清斗争，在陈子升、屈大均、陈恭尹、何绛等人身上实现了代际传承。陈子壮等殉国之后，屈大均等继之积极修建因兵燹而荒废的诗社，逐渐成为岭南诗派新一代的核心。陈子壮等人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一忠烈风雅的精神，通过屈大均等人有意识的强调、建构和发扬，也成为明末清初岭南诗派的精神主轴。屈大均等刻意强调他们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其用意即在于此。
从其后多数岭南诗人的行动和创作可以看出，这一精神明显流贯在入清之后年轻一代岭南诗人的身上。从社会思潮和诗风的演变而言，其余波在岭南一直延续至雍正前后。康熙后期、雍正之后，这一精神逐渐消歇。特别是随着乾隆大规模禁书，社会思潮和诗风学风加速转变，岭南士人的精神面貌和诗风学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惠士奇担任广东学政，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之后，翁方纲又两任广东学政，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岭南的士风和文风。惠、翁二氏长期督学广东，奖掖后学，培植风气，从事实上改变了岭南士人的师承授受关系，也改变了岭南士人的精神面貌和诗风学风。浩荡于明末清初岭南诗坛的雄直之气至此则邈渺矣。
作为地域性诗派，岭南诗派的形成与其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有关。传统的形成既与历史、文化演变的客观过程有关，也与有识之士的梳理、建构和书写有关。岭南诗派最突出的特色是在明末清初才最终形成的。如前所述，其特色既是当时所有诗人的集体创造，也是屈大均等人基于传统和时代的有意建构。明末清初，在岭南诗派的地域特色形成和清晰化的过程中，屈大均等人的地域书写和对岭南诗学传统、文化传统的梳理与重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末清初岭南地区形成了编纂整理地方文献的热潮，其中屈大均成就最大。他以一人之力对岭南文献进行了近乎全面系统的整理。就岭南文献整理研究之精审、深入、规模和系统性来说，迄今为止无人能出其右。目前所知他编撰和参与编纂的二十多种编著相互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和配合。他的文献编纂尤其是对岭南文献的编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岭南文化和岭南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关系的重构。
屈大均认为岭南文化之根在中原华夏文化，继承的是正宗的华夏道统和学统。他对岭南文献的整理、对岭南文化传统的梳理和重构，其目的是保护和延续华夏道统和学统，对其后数百年粤人的自我认知产生了极大影响。屈大均认为粤人来自中原，岭南向属华夏，天下不可分割，神华必须一统。
屈大均不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一流诗人、词人和学者，更是“天下将亡”之时华夏道统学统的捍卫者和继承者。屈大均认为天、道一体，道统高于治统。得天下者需是行王道、承续华夏道统的华夏之人。不施仁义，无论是否为华夏族人，即使窃得天下，亦非正统。屈大均认为华夏治统的丧失，有可能导致华夏道统和学统乃至华夏文脉的断绝，进而导致“亡天下”。他认为儒学为华夏文化的根本，佛教属外夷之学，佛老文化的精髓全在儒学之中，故而他逃禅归儒、极力辟佛。屈大均相信“道存则天下与存”，只要存续华夏道统文脉，即可免于天下之亡，所以他以孔子、朱熹为师，“学为圣贤”，接续华夏道统学统，自塑典型于乱世，成一代大儒。他精研经学，撰成《翁山易外》《四书补注兼考》等，广泛搜集明末史料，以《春秋》之笔撰成《皇明四朝成仁录》等。屈大均对岭南理学的发展脉络和白沙之学与孔、孟、濂、洛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认为白沙、甘泉接续了孔、孟之学，接续了华夏道统学统正脉。为保存华夏道统学统，他坚守道统正学，接续孔子、朱子所传之道，自认为是孔、孟、濂、洛、朱熹、白沙、甘泉所传华夏道统学统的衣钵传人。某些观点，尽管还可商榷，但可以肯定屈大均并非仅是发愤抒情的诗人，而是明末清初一位思想型的诗人和学者。
屈大均等人不但系统整理了岭南的诗歌文献，并对岭南诗歌史进行了梳理。他们不但确立了张九龄在岭南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典范意义，还把“南园五先生”和“南园后五先生”纳入这一传统，肯定他们对“曲江规矩”的继承。从屈大均等人的论述，可以看出“曲江规矩”和宗法汉魏，总体而言即是岭南传承千年的地域诗学传统。
岭南诗歌的风格多姿多彩，但大体来说雄直和清淡是岭南诗歌一直以来存在的两种主要风格。清淡之风主要因缘于岭南的气候水土物产等自然环境，而雄直则主要因缘于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传统。
明清鼎革之初，虽然没有哪一位领袖人物真正主导诗歌的发展走向，但综观诗坛生态，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诗歌创作上的两个主要趋势：抒写性情和以诗存史。这两者都是当时诗歌创作自然形成的整体取向。当时的诗坛之所以形成这两种主要的倾向，与鼎革之初以遗民和志士为主体的诗坛格局直接相关。严迪昌先生认为“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制控的！”[6]由于这一介入，清初诗坛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朝野离立、布衣诗风与辇下诗风离立。二者无论诗风还是诗学主张都有明显的不同。王士禛的神韵诗派所代表的正是辇下诗风；在野的布衣之诗，其创作主体主要是志士遗民，在诗学理论上更强调性情的抒写。清初岭南诗坛是一个遗民长期占主体的诗歌群体。屈大均、陈恭尹、陈子升、王邦畿、王鸣雷、伍瑞隆、何绛及诗僧函昰、函可和成鹫等皆为在野之人，入仕清朝的岭南著名诗人只有梁佩兰、程可则和方殿元，且程、方二人活动主要不在岭南。此时在岭南诗坛成为主导的雄直诗风最能体现在野的布衣诗学的要求。整体而言，长期以来岭南诗风虽有雄直一脉，但至明清鼎革，因为这一特殊的时代，这一诗风才真正成为岭南诗派的主导诗风而产生重要影响。最能突显朝野离立这一现象的是中原、江南和岭南诗坛的领袖人物的出处行藏。王士禛、江左三大家和朱彝尊等皆为入仕新朝之人，而屈大均和陈恭尹等皆始为志士，终为遗民，直至生命的后期仍然保持与朝廷的疏离和对立，这是朝野离立的最具标志性的现象。因此，可以说朝野离立在岭南诗坛表现最为明显。
从地域、诗风和政治这三个角度对清初大大小小的诗派进行整合，大致可以把清初诗坛划分成中原、江南和岭南三个不同的区域。当中原和江南诗风于康熙朝顺时而变时，雄直之气却在岭南诗坛长期保持下来，并进一步强化了岭南诗派的传统。屈大均和陈恭尹等人对雄直诗风的坚守、对诗主性情的强调和对岭南地域诗学传统的建构，实际上与王士禛神韵诗派所代表的辇下诗学诗风形成了对抗态势。相对于中原和岭南，江南诗坛表现出与朝廷不即不离的状态。尤其就诗风而言，清初诗坛实际上形成了以江左三大家和朱彝尊等为代表的江南诗坛、以王士禛为代表的中原诗坛和以岭南三大家为代表的岭南诗坛三足鼎立的格局。
[1] 李德超：《岭南诗史稿》，高雄法严寺出版社1998年，第198—271、347—410页。
[2] 屈大均：《顺德给事岩野陈公传》，屈大均著，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47页。按：本书所引《屈大均全集》之《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文钞》《翁山佚文》《广东新语》等中的内容，如果没有特别注明，皆出自这一版本，不再另注版本信息和著者项；引文有个别标点明显不当者，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径改，不另标注；凡标注为《屈大均全集》第4册者，皆为这一版本的《广东新语》，亦不再另注篇目和卷数。
[3] 屈大均：《顺德起义臣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854—855页。
[4] 屈大均：《顺德给事岩野陈公传》，《屈大均全集》第3册，第447页。
[5] 黄芝撰：《粤小记》卷2，道光十二年刻本，陈建华主编：《广州大典》第395册，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23页。按：本书引用《广州大典》所收文献，皆为广州出版社2015年影印本，不再另注出版信息和著者项。
[6] 严迪昌：《清诗史》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