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今绝唱”

鲁迅曾经赞美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殊不知，古人早就用“精绝”“绝唱”等字眼赞美过《世说新语》了。如北宋学者高似孙就说：

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纬略》卷九）

这段话包含了两个信息。其一，《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期的临川王刘义庆，最重要的注释者是南朝梁代的学者刘孝标。他们二位为《世说新语》的成书和传布贡献巨大，历史上被称作“二刘先生”。

其二，《世说新语》“采撷”汉代以迄魏晋的“佳事佳话”入书，语言精美，活色生香，文学成就和审美价值很高——“极为精绝”也即精妙绝伦之意。与之参行的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以下简称“刘注”），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一起，被称为“四大古注”，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誉。刘注引用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达数百种，“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乃极言其史料价值之高。

《世说新语》明嘉靖刻本

后世通行的《世说新语》版本中，梁刘孝标注释、宋刘辰翁评点是“标配”。

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古代许多一流的文人学者都酷嗜《世说新语》。比如，在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和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文中，随处可见《世说新语》的人物和典故。苏轼的好朋友黄庭坚生平有两本书寸步不离，一本是《庄子》，另一本就是《世说新语》。对于这些大文人来说，吟诗作赋讲究用典，所谓“无一字无来历”，而名典纷纭、掌故腾涌的《世说新语》，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百宝囊”和“诗料库”。

明代文学家胡应麟也是《世说新语》的“发烧友”。他说：“刘义庆《世说》一书，诚古今绝唱，所谓三叹有遗音者。”（《少室山房集·杂柬次公》）又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胡应麟两次强调此书乃“古今绝唱”，比之高似孙的“极为精绝”，显然更进一步——他是把《世说新语》放在更广远的时空维度上来加以研判，虽然不免夸张，但其中的钦羡之情确是真实而强烈的。

类似的评价还有很多。如明人郑仲夔《清言·凡例》中也有“临川王《世说》极为绝唱”的赞誉。王思任在论及《世说新语》的叙事、写人艺术时也说：“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罗晋事，而映带汉魏间十数人……每奏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世说新语序》）这段话，一方面誉其写人之妙，一方面叹其语言之巧，不是受到过《世说新语》长期沾溉滋润者怕是说不出来的。

清代文学评论家刘熙载在其名著《艺概》中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这是把《世说新语》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文章写作好尚的演变史上加以考察，认为此书对于中国古代的文章风格有着“转移风气”的引领作用。从这个角度说，“古今绝唱”的美誉还真不是大而无当的吹捧，而是言之有据且有理的恰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