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如何演义？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而汉末三国可能是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时期。大街上随便拦个人，即使三尺童子，也能蹦出诸如“说曹操，曹操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鲁班门前弄大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周郎妙计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之类的三国话头。要说曹操、刘备、孙权、吕布、关羽、张飞、赵云、周瑜、诸葛亮是最为老百姓所熟悉的历史人物，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只是话说回来，如果细细盘问，大家所知所论的这些个三国人物、故事或者习语，恐怕很少得自史书的记述，大多数都来自小说、评书、戏曲、影视或者民间传说的演绎。

倒也不是说史书上记载的就一定是历史事实，只是史书的文言表述一般来说，并不太容易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罢了。实际上，即便是正经八百的史书《三国志》，在它的正文与注释中，原本就采录了数百种野史杂记，其中不少就是来自民间的传说，注释者裴松之往往会忍不住“发个弹幕”，说这件事比较可信，那件事太过荒唐，恐怕是胡说八道，大家伙儿可千万别听他的。当然，他批评他的，这些传说也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史书上，而是一直在民间流传着，通过随意的抄录、口耳相传或者戏剧表演发挥它的余热。

唐代人追述隋炀帝时，每年遇三月三日上巳节，举行曲水大会，除了喝酒、赋诗等规定动作，也在水中放置一种木制的机械传动装置以供观赏，类似今天常常能见到的大型节日庆典活动中的游行花车；其中就有曹操在谯水中洗澡时斩杀蛟龙、刘备骑着的卢马飞越檀溪等传说故事。木头人偶随着水流，像真人一样自行动作，算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表演了。小孩子们对这些故事也很熟悉，还常常以张飞的无礼和邓艾的口吃为笑料。（李商隐《骄儿诗》）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时代有没有什么长篇的三国故事，但人们偶尔记录下来的一句半句，好像还主要是名人轶事，没有出现什么爱憎分明的情况。

宋代的市民娱乐除了看戏，还流行听说书。

关于说书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一般来说，除了自古以来讲说故事与笑话的传统外，人们也把在唐代寺院中兴盛的变文讲唱看作说书的前身之一。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唐代变文故事里，虽然没有看到与三国有关的内容，但还是有不少讲唱历史故事的。比如讲项羽、刘邦楚汉争霸的《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等，这后一篇在结束的时候还明确说“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可以知道是讲唱艺人根据史书《汉书》的记载改编翻唱，差不多可以看作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演义的老祖宗了。

说书这个行当，在宋代发展出众多的门类，其中之一就是讲史，也就是演说历史故事。讲说三国故事的，称作“说三分”，很受市民的欢迎。南宋时人孟元老追忆宋徽宗时代的往日繁华，提到东京汴梁城（今河南开封）的瓦子勾栏（娱乐场所）里有着众多固定营业的说书艺人，各有各的擅场，其中，有一位名字叫霍四究的，就以“说三分”闻名于世。（《东京梦华录》）苏轼也听人提到过“说三分”的情况，说是街坊中有些淘气的熊孩子，家里边管教不住，看着都心累，往往就给上几个钱，让他们一起上瓦子去听“说三分”，省得到处闹腾，惹是生非。得亏说书艺人讲得精彩，孩子们也听得十分认真，小心情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波动不已：听到说曹操失利，忍不住要欢呼雀跃，大鼓其掌；听到说刘备落败而逃，转而又唉声叹气，偷偷抹眼泪儿。（《东坡志林》）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宋代说书艺人所讲的三国故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孩子们的真情流露让我们知道，那时候的说书已经对刘备很是同情了。

现存元代有关三国的戏剧大多描绘独立事件或者张飞、关羽等人的事迹，比如《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之类，孙权、刘备、曹操三家的争斗只是剧情的背景。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同一部书的另一个刻本，书名叫作《三分事略》，这两个本子现在都收藏在日本），除共享了元代戏剧所热衷的“英雄无敌”之张飞传说外，一般认为也还是保留了一些宋元时代说书人底本的遗迹。而这部平话则是以刘备的事业线为故事的主轴，曹操、孙权等都只不过是顺带提到而已。大家耳熟能详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最早也是在《三国志平话》和戏剧中出现的。这可能和说书的另一个门类有关，就是把说江湖故事（宋元时人称作“朴刀杆棒”）中英雄豪杰拜把子、义结金兰的桥段挪用了过来。但这可不光是刘关张拜把子，戏剧里面还把曹操凑在一起，成结义四兄弟了。在这方面，《三国志平话》还要走得更远一些，刘关张不是结义就完事了，哥儿几个还领着小喽啰们落草当山大王，往后才受了朝廷招安。当然，《三国志平话》这样写也是很理直气壮的。明代小说《水浒传》写正月十五上元佳节，黑旋风李逵闹着要跟小乙哥燕青上东京去看花灯，两人乔装打扮了进城，手挽着手，一路开心地走，正听见瓦子里勾栏锣响，要开场说书了，李逵说什么也要凑热闹听书去。这说的就是三国故事，讲到关羽刮骨疗毒，一边下棋，一边让华佗动刀，李逵听了那叫一个激动，大叫：“这个正是好男子！”李逵最反对给朝廷干活，听到说招安就没好气，他心爱的英雄，要是能落个草，那还真是巴不得的事儿，做梦都得笑醒了。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哪个问世要更早一些，到现在为止谁也说不清，大可放在一边，不去管它。总之，这两部小说都是在明代中期以后才刊刻流行的。《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刻本据说是明代嘉靖元年（1522）刊刻的，书的前面有一篇弘治七年（1494）金华人蒋大器写的序言，洋洋洒洒还挺长，除了一面贬低说书人讲得太俗，一面吹捧这本书够高雅之外，主要是告诉我们，这部书是一个叫罗贯中的人，根据陈寿《三国志》中的各篇传记，参考其他史书改编而成的。翻开书，我们也可以看到，书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署名则是“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的确确给人造成一种这部小说是罗贯中在陈寿《三国志》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印象。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一般认为他是生活于元明之际，在杭州一带说书场谋生的下层文人（也叫“书会才人”）；而现代学者也多已指出小说与史书差距非常大，即便非要举出某部史书是罗贯中编撰的依据，也轮不到《三国志》，而很可能是宋元时代流行的某种通俗历史读物。

当然，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罗贯中是什么人，他所依据的资料究竟是什么都不重要，“热闹，闷时节好看”才是第一位的。书印出来后，很快就风靡开来，成为爆款，热销海内外，现存明代刻本超过三十种，许多是福建建阳的书商刊刻的，并且作为国际贸易的商品或者旅游纪念品，至今保存在欧、美、日等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之中。这些明代刻本大多在前面附有长长的“演职人员名单”和“角色简介”，看上去一板一眼，想要让人相信这小说没有胡编乱造。

广告吹得震天响，也带来一个问题，不少读者还真就把这个号称改编自史书的小说当成史书来读了。对此，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就曾大为光火。他举例什么是好的小说，什么是不好的小说：像什么《列国志传》《东西汉演义》《说唐》还有《南北宋演义》之类，大都是讲说历史事实，他觉得还是不错的；像什么《西游记》《金瓶梅》之类，完全出自虚构，人人都知道那里面讲的事都是天马行空、子虚乌有，他觉得也无伤大雅；只有《三国演义》，他觉得最是可恶。为什么？因为《三国演义》在内容上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很容易就让淳朴的读者搞不清楚哪个是历史事实，什么又是虚构想象，脑子里满满的都是浆糊，一团糟。他尤其生气的是，那个什么桃园结义，居然敢把君臣当作《水浒传》中啸聚山林的草寇一样，结拜为弟兄，真是大逆不道；那个什么诸葛亮，又是呼风唤雨，又是木牛流马，这不就是《水浒传》里的军师吴用嘛；那个什么张飞，好好的知礼义的张桓侯，就给写成黑旋风李逵了，要不得，要不得，不好，不好。他奉劝写小说的人，写历史就要完全按照历史事实来写，想虚构就不要掺和进历史去，千万不要学《三国演义》的样。（《丙辰札记》）对他来说，作为小说，《三国演义》不仅是不及格的，而且还是个反面典型。

章学诚生活在乾嘉时代，他读的《三国演义》是什么版本呢？也不能说他看不到明代刻本，但从他对蜀汉正统论的深恶痛绝，也可以猜想十有八九看的是毛宗岗评本。一般认为，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明代书商包装出来的《李卓吾批评三国志》的基础上删改编订了一个新的版本。这个本子产生之后，很快就完成逆袭，成为最流行的一种。

毛宗岗是坚定的皇叔拥趸，除了对全书文字大动手术外，还“赤膊上阵”，给每一回都批示了详细意见，千方百计要给皇叔点赞。他还在全书的开头预先添加了一篇超长篇幅的《读三国志法》，打算让所有的读者在读小说前，都先去啃他的“袜子”。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强调要以蜀汉为正统，曹魏、孙吴都是僭越，司马晋更是闰出。

我们承认毛宗岗确实有不少精彩的发言，可是读者也有权利不去看，尽管现今通行的整理本大多数采用的仍然是毛宗岗评本，使得今天的读者不得不面对毛宗岗的改写，好在一般都没有收录他这些额外的指导意见，还算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吧。当然，如果读着读着，感到小说中许多事情发生得莫名其妙，搞不清楚来龙去脉，那恐怕还是得退出毛宗岗评本，选择明代版本，重新开始。那个时候，就会发现明代人读的，原来是这样的《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