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学传统与中国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汉学历史悠久，汉文化的影响几乎渗透到古代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俗文学作为汉文学的重要内容，为近代学术转型时期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背景。

一、日本汉学的传统与特色

日本汉学与西方汉学是国际汉学的两大系统，两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由于历史地理、文化背景等原因，两者又各具特色。与西方汉学相比，日本汉学具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等显著特点。这既是日本汉学的特色，也是日本汉学的传统。

先说历史之悠久。众所周知，日本文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究竟起于何时呢？宽泛而言，应从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开始，特别是中国人移民日本开始；严格而言，则应从汉籍传入日本开始。

中国历代移居日本者，大多都在战乱时期。从最早的春秋战国开始，就有部分吴越人移民到了西日本一带；秦汉之际，又有徐福东渡之说。到汉末魏晋南北朝，战乱的持续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中，当包括了部分知识阶层，他们东渡所携之物中，当有汉籍。而一般认为，有关汉籍东传的最早记载也正是此时，不过不是由大陆直接传入日本，而是从朝鲜半岛传入，即284年百济王子阿直岐荐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赴日。由此可知，汉籍东传从最初开始，就有大陆直接传入和经由朝鲜半岛传入两条不同的路线，这种传播路线基本保持到近代以前。

从中国传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给当时尚处于蒙昧未开阶段的日本带来的刺激和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从汉魏开始，日本方面开始主动遣使到中国，与中国王朝建立联系。日本来使的最早记载是公元57年，光武帝赐以印绶，后在日本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这一记载。曹魏时期，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前后两次遣使曹魏，曹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遣使回访。到南朝宋时期，日本来使更为频繁。而隋唐时代，日本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学僧，则更是广为人知。

由此，从大化元年（645）开始，日本掀起了一场历史上称为“大化改新”的改革运动，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大化改新在日本历史上是一场可以与明治维新前后呼应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改革运动，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模仿隋唐制度，“一个国家如此全面地仿效另一个国家进行制度建设，这在世界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1]。汉籍大规模传入日本，日本传统汉学逐渐形成，此后直到明治维新为止，汉文化一直在日本占据上层和主流地位。

再说影响之深远。历史悠久的日本传统汉学，对日本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飞鸟至平安时代前期（7世纪至9世纪）为第一期，镰仓室町时代（13世纪至16世纪）为第二期，江户时代（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为第三期[2]。

第一期是全盘吸收汉文化的时代。汉籍传入日本时，日本尚无文字，因此当时日本的各种典籍或用纯汉文记录，或假借汉字来记录，如《日本书纪》《古事记》《万叶集》等。后来借用汉字草书和笔画创造了日本文字，但被称为“假名”，汉字才是“真名”，史书等正统典籍当然仍用“真名”记录，“假名”多为女性使用，因此也被称为“女文字”。这一时期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文学方面，日本人开始用汉字创作文学，作者多是贵族、朝臣等。

到了第二期，汉学、汉文化在日本已有相当大的基础，日本已经出现了用汉字创作和用假名创作的文学作品并存的局面，开始呈现日本文学与汉文学争一日之长的趋势。以五山文化为代表的佛学开始独擅大场，宋明理学也开始传入日本。这一时期汉学对日本的影响，已经逐渐从文学领域扩大到学术和宗教思想等领域，但汉字作为日本学术著作的主要文字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的地位没有改变。对日本学者而言，“汉字是第二国字或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文字，因此，汉字与其他外文相比，有根本性质之不同”[3]。

第三期又有新变化。江户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只对中国、荷兰等国开放长崎一港。对内主张以文教治天下，儒学遂成为江户时代的指导思想，日本儒学由此极盛一时，形成了以林罗山为中心的朱子学派、以中江藤树为中心的阳明学派、以伊藤仁斋为中心的古义学派和以荻生徂徕为中心的古文辞学派等。另一方面，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庶民教育空前普及，作为汉语教材的中国俗文学作品也大量输入，这是前两个时期未曾有过的现象。江户时代是日本传统汉学集大成的时代，汉学的各个方面都在日本产生影响，“横亘千余年的日本传统汉学呈现出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4]。

二、江户时代中国俗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尽管中国小说等俗文学作品早已传入日本，其中不少作品如《游仙窟》等，还对日本文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其在日本尚未形成像江户时代那样空前的影响。历史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以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外方面，开始实行锁国政策，只放开长崎一港与中国、荷兰等国保持贸易；国内方面，新兴的商业城市开始出现，被称为“町人”的市民社会阶层日益壮大。而中国俗文学的传播之所以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形成热潮，除中国俗文学作品本身大量出现在明清时代以外，与上述日本国内外形势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长崎一港虽然也对荷兰开放，但主要的贸易对象是中国，包括中国小说戏曲在内的汉籍主要就是通过长崎港输入日本，然后销往江户、京都、大阪等大都市。由于中日贸易、人员往来的空前频繁，对翻译人员的需求也就更为迫切，因此，德川幕府于庆长九年（1604）在长崎设立负责与中国商船贸易翻译事务的专门机构，其翻译人员称为“唐通事”，把当时的汉语称为“唐话”。

唐通事多由历代流寓日本的华裔当任，时值明末大乱，流亡日本的明朝遗民剧增，他们成为唐通事的重要来源。唐通事可以世袭，因此有不少是父子、祖孙相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日化华裔或日籍唐通事逐渐成为主体，这就需要有适合的唐话教材。当时著名的唐话基本教材有《译家必备》《译词长短话》等，唐通事学完这些基本词汇和语法之后，就开始以中国白话小说作为练习口语的教材。其中不少唐通事因为精研中国俗文学而成为闻名一时的学者，开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之先河。

此外，来自中国的黄檗宗僧人与日本学者荻生徂徕及其弟子的交往，冈岛冠山、冈田白驹、都贺庭钟、曲亭马琴等人对中国俗文学作品的翻刻、翻译和翻案，更促进了中国俗文学作品的流行，并直接催生了日本读本小说。

国内社会方面。町人阶层的兴起和壮大，给中国俗文学带来了广泛受众基础。中国俗文学本身就是随着中国市民阶层的兴起而产生的，市民是中国俗文学产生和流布的社会基础。日本的町人也一样，他们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也追求精神娱乐，而中国俗文学作品大多表现市民生活，反应市民的欲求。对日本町人来说，中国俗文学虽是外国文学，但由于其语言相对通俗易懂、人物生动形象、情节跌宕起伏、寓意深远、韵味绵长等特点，到日本后十分“接地气”。

江户时代长达二百六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俗文学在日本的流布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分期特征。青木正儿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江户时代中国小说戏曲流行甚盛，可划为三时期：元禄（1703）以前为第一期，此时期以文言小说为主；宝永至宽政（1704—1800）为第二期，至此中国语研究兴起，俗语体小说戏曲流行，宝历至宽政（1751—1800）为鼎盛期；享和文化（1801）以后为第三期，初尚有前代之余势，后渐衰，中国语能力弱于第二期。[5]

（一）第一期：庆长至元禄（1603—1703）

这一时期是文言小说的流行期，其末叶则渐渐转为出现翻译文白相间或浅易文言小说的风气，开翻译历史演义小说之端绪。

这一时期在日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文言小说是瞿佑的《剪灯新话》。传入日本之前，《剪灯新话》已在朝鲜半岛产生深远的影响，朝鲜作家金时习拟作的《金鳌新话》，其中有不少题材就是来自《剪灯新话》，这些拟作翻开了朝鲜小说史的第一页[6]。

《剪灯新话》传入日本以后，出现了很多翻译、翻案之作，促成了怪谈小说的兴起和发展。最早受到《剪灯新话》影响的日本文学作品是《奇异杂谈集》。《奇异杂谈集》六卷三十六篇，中村氏编，刊于天文年间（1532—1555），是日本最早的怪谈集。其中有三篇分别是以《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记》《牡丹灯记》《申阳洞记》为蓝本编译的。尤其是《牡丹灯记》，大体为全篇直译，成为后来日本牡丹灯怪谈故事的开端，也成为《剪灯新话》日译的开端。

接着是浅井了意的《伽婢子》。《伽婢子》刊于1666年，是日本“假名草子”[7]的代表作，该书由《剪灯新话》中除《富贵发迹司志》《鉴湖夜泛》以外的十八篇和《剪灯余话》等其他作品翻案而成。所谓翻案，就是将原故事中的人名、地名改为日式，笔致流畅，基本不留翻译的痕迹，把中国故事改写成日本故事。《伽婢子》成书以后，其拟作续作迭出，怪谈小说遂形成系统。

此外，罗山子的《怪谈全书》（1698年刊）中也翻译了《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记》；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1776年刊）中也有三篇是据《剪灯新话》中的《爱卿传》《龙堂灵怪录》《牡丹灯记》翻案而成的。除《剪灯新话》外，宋代桂万荣的《棠阴比事》也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末叶，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的翻译逐渐流行起来，对日本的“军谈物语”产生巨大影响。目前所见日本最早著录《三国演义》的文献是《罗山林先生文集》附录年谱，为林罗山庆长九年（1604）所读书目之一。最早的日译本是湖南文山的全译本《通俗三国志》五十卷（1689年完成，1692年刊）。湖南文山是京都天龙寺僧人义辙、月堂两人同署的号[8]。其后，《三国演义》及续书的译本不断出现，如高井兰山的《通俗三国志》、马场信意的《通俗续三国志》、尾田玄吉的《通俗续后三国志》、无名氏的《续三国志》等。

在《三国演义》的影响下，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翻译、翻案也在日本流行起来。早稻田大学曾出版过丛书《通俗二十一史》《中国物语史大系》，几乎涵盖了中国各个历史朝代。其中有部分是日本人按照中国正史改编的，但绝大多数是从历史演义小说翻译而来的。日本由此出现了军谈物语这一系列的小说。

中国戏曲作品在本时期当已传入日本，并成为知识阶层的阅读对象，但总体影响远不如小说。荻生徂徕在与黄檗僧悦峰笔谈中曾问“唱个大喏”及戏曲体制“出”的含义，并认为日本的“能乐”是“拟元曲杂剧之作”[9]。此外，新井白石藏有《元曲百种》，著有《俳优考》，其中论及日本谣曲与元曲之关系。有学者认为，上述两例当是“日本人注目中国戏曲最早的资料”[10]。

（二）第二期：宝永至宽政（1704—1800）

这一时期是江户时代中国俗文学最盛行的时期，其中，宝历至宽政（1751—1800）更是鼎盛期。中国俗文学特别是白话小说之兴盛，是与当时的“汉语热”分不开的，白话小说是作为汉语教材而受到空前重视的。掀起这场江户时代“汉语热”的中心人物就是冈岛冠山。

冈岛冠山（1674—1728），长崎人，名璞，字玉成，号冠山，从清人王庶常及日本人上野熙学汉学，江户时代著名的“唐话学”学者，日本“水浒学”的始祖。1704年前后游京都，译刊《通俗皇明英烈传》，并开始着手翻译《水浒传》。1711年受聘为荻生徂徕的译员，并组织学习汉语的“译社”。冈岛冠山所用的教材就是其所著的《唐话纂要》《唐话类纂》《唐话便用》《唐音雅俗语类》《唐译便览》及《水浒传》等白话小说。冈岛冠山在译社十余年，荻生徂徕“蘐园学派”门下如太宰春台等著名学者都与他相交，这对于扩大“唐话”和中国俗文学的影响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冈岛冠山不仅完成了最早的《水浒传》日译本，还把日本军记物语《太平记》改编成了章回小说体的汉文小说《太平记演义》，共完成五卷三十回，由京都松柏堂刊于1719年。其改编的动机就是效仿《三国》《水浒》二书。

在冈岛冠山翻译《水浒传》等一系列活动的影响下，江户时代的“水浒学者”接踵而至。冈岛冠山之后，在中国俗文学传播和研究上最负功绩的是冈田白驹。冈田白驹（1692—1769），字千里，号龙州，“京师已有悦传奇小说者，千里兼唱其说，都下群然传之，其名噪于一时”[11]。冈田白驹还著有《〈水浒传〉语译》和《〈水浒全传〉译解》。关于江户时代“水浒学”的具体情况，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水浒传》以外，影响较大的还有“三言”“二拍”。翻译方面，冈田白驹从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拟话本小说中选编为《小说精言》《小说奇言》等，其门人泽田一斋又选编为《小说粹言》，被称为新“三言”。此外，选译“三言”“二拍”的还有石川雅望的《通俗醒世恒言》四篇（1789年跋）、淡斋主人的《通俗今古奇观》三篇（1814年刊）、西田维则的《通俗赤绳奇缘》一篇（1716年刊）、江东睡梦庵主的《通俗绣像新裁绮史》。此外，《西湖佳话》《麟儿报》《西游记》《醉菩提》《女仙外史》《隋炀帝艳史》《女仙外史》《平妖传》《包公案》《金云翘传》等也有译本。从1784年刊刻的《小说字汇》所引的白话小说书目中，可知其流行程度。

江户时代又出现了一批以“某某水浒传”为题描写日本故事的翻案作品，此外，尚有一些不以“某某水浒传”命名，但显然是受《水浒传》影响的作品，以曲亭马琴的作品最具代表性。从明代话本小说中翻案的作品则以都贺庭钟的《古今奇谈英草纸》为代表。由此，日本的读本小说——一种受中国小说影响的文体也流行起来。“当时的‘读本小说’作家，奉明代白话小说语言为圭臬”，“‘读本小说’以明清白话小说中所获得的创作经验和俗语运用的启示，以及所提供的内容题材方面的借鉴，终于使‘读本’这一文学样式，具备了‘前近代型’小说的特点，从而成为日本古代小说发展的最后的形态。它的进一步发展，便踏入了近代小说的行列”[12]。

这一时期，中国戏曲开始在日本逐渐流行起来。1744年刊的留守友信《俗语释》中引用了《西厢记》注，《小说字汇》中有《西厢记》《琵琶记》等项，由此大概可推知当时所存之戏曲作品。但戏曲特殊的文体和音律，决定了它不能像小说一样作为汉语会话教材，其翻译和研究不甚乐观：

其时真正能读中国戏曲者甚少，如曲亭马琴，虽曾读金圣叹本《西厢记》、毛声山本《琵琶记》等，然不甚明白。江户时代乃日本儒学兴盛时期，其对词曲之藐视更甚于中国本土，全然谈不上对中国戏曲的研究。[13]

这一时期对中国戏曲的翻译和改编有如下几种：

《新刻役者纲目》，八文字屋1771年刊，作者不详。卷一引李渔《蜃中楼》第五、六出，加以训点并翻译。

《唐土奇谈》，1790年刊，太平馆主人序，后由京都更生阁1929年再刻出版并附内藤湖南解说。将《千字文西湖柳》改编成净琉璃体。

《蝴蝶梦》，岚翠子译，宽政年间（1789—1800）刊，有青木正儿校订本，收入《古典剧大系》第16卷（近代社1925年版）。清代无名氏将《今古奇观》中的故事改编成戏曲形式，分为九出，岚翠子则又据此改译成净琉璃体。据岚翠子序，他另译有《西厢记》[14]。

（三）第三期：享和至庆应（1801—1867）

这一时期中国俗文学在日本流布呈衰微趋势，但前一时期以来的强盛之势并未完全消解，仍保有余势，其中心人物是曲亭马琴。他不仅翻译过中国小说，其创作亦多有受中国俗文学影响的翻案之作。列表如下：

此外，尚有《高尾船前文》《梦想兵卫蝴蝶物语》《松染情史》《秋之七章》《昔语质屋库》《杀生石后日怪谈》《新编金瓶梅》《风俗金鱼传》《押绘鸟痴汉高名》《楚汉赛拟选军谈》《西游记国字抄》《好逑传脚色抄》《五虎平西狄青传》《五虎平南狄青后传脚色国字抄》[15]，都与中国俗文学有关。

对曲亭马琴作品影响较大的小说，都是当时日本广为流传、影响较大的作品。除《水浒传》《三国演义》外，如《金瓶梅》《南柯记》《平山冷燕》《快心编》《好逑传》《梼杌闲评》《虞初新志》《燕山外史》等，都曾被翻刻、翻译或翻案。

戏曲方面，开始出现全本注释或翻译。较为著名的是远山一圭，他著有《北西厢注释》。远山一圭（1795—1831），号荷塘，通传奇词曲，文政年间（1818—1829）在长崎学习汉语，从朝川善庵学《西厢记》《琵琶记》，著有《胡言汉语考》。《北西厢注释》所用底本应是汲古阁本。据《译解笑林广记》（1829年刊）载，远山荷塘还注释过《琵琶记》[16]。

此外，还出现了许自昌《水浒记》的三种日译本[17]：一是山口大学藏本，系毛利元次（1668—1719）旧藏；二是关西大学藏本，系千叶掬香（1870—1938）旧藏；三是早稻田大学藏本，系坪内逍遥（1859—1935）旧藏。三种译本底本均据汲古阁本，其关系为：山口大学本是译者毛利元次的草稿，关西大学本是译者将定稿移录于汲古阁本上的清稿，早稻田大学本是从关西大学本誊录的，但若干细节又有改动。这三种日译本的发现，“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的戏曲的日译本增加一半，也还意味着可以为《水浒传》在日本的影响拓展了一个新的视野”[18]。

到了江户末期的天保时代，随着日本与西方的联系逐渐增多，西学逐渐取代汉学成为日本学术的主流。中国俗文学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近半世纪间显现出明显的衰微，其在日本的再兴，要等到近代学术形成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

[1] 汪高鑫《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2]日本传统汉学分期有不同说法，但差异不大，本书综合了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世界堂书店1938年版）、石崎又造《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近世日本に於ける中国俗語文学史》，弘文堂书房1940年版）、仓石武四郎《日本中国学之发展》（二松学舍大学2006年版）、严绍《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的分法。

[3]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弘文堂书房1940年版，第5页。

[4]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弘文堂书房1940年版，第6页。

[5] 青木正儿《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序》，弘文堂书房1940年版。石崎又造《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弘文堂书房1940年版）、近藤杢《日本近世中国俗文学小史》（《东亚研究讲座》第87辑，1939年6月）也采用与青木正儿相同的分期。

[6] 关于《剪灯新话》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可参看久保天随《〈剪灯新话〉及其对东洋近代文学的影响》（《〈剪灯新話〉と東洋近代文学に及ぼせる影響》），《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研究年报》第1辑，1933年。

[7] 假名草子，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出现的一种用假名写作的通俗读物，大都以劝善惩恶为主题，是江户时代日本小说的雏形。

[8] 关于《通俗三国志》的译者、底本及其与朝鲜本之关系，可参看长尾直茂《关于〈通俗三国志〉述作的二三题》（《〈通俗三国志〉述作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上智大学国文学论集》第26卷，1993年1月。

[9] 《荻生徂徕新黄檗章悦峰笔语》，转引自石崎又造《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弘文堂书房1940年版，第60—61页。

[10] 近藤杢《日本近世中国俗文学小史》，《东亚研究讲座》第87辑，1939年6月，第65页。

[11] 《日本诗史》卷三，转引自石崎又造《近世日本中国俗语文学史》，弘文堂书房1940年版，第149页。

[12]严绍《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377页。

[13] 久保天随《中国戏曲研究·序》，弘道馆1928年版。

[14] 以上参考近藤杢《日本近世中国俗文学小史》，《东亚研究讲座》第87辑，1939年6月，第66—67页。

[15] 上述曲亭马琴作品目录及其相关中国原著，参考了近藤杢《日本近世中国俗文学小史》，《东亚研究讲座》第87辑，1939年6月，第57—59页。

[16] 黄仕忠《日本译本〈水浒记〉整理本序》，收入《早稻田大学坪内博士纪念演剧博物馆藏〈水浒记〉钞本的翻刻与研究》（《早稻田大学坪内博士記念演劇博物館蔵〈水浒記〉鈔本の翻刻と研究》），成志社2013年版。

[17] 关于《水浒记》三种日译本的详情，参见冈崎由美、黄仕忠、伴俊典、川浩二等《早稻田大学坪内博士纪念演剧博物馆藏〈水浒记〉钞本的翻刻与研究》，成志社2013年版。

[18] 黄仕忠《日本译本〈水浒记〉整理本序》，收入《早稻田大学坪内博士纪念演剧博物馆藏〈水浒记〉钞本的翻刻与研究》，成志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