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蒙泉交游所及王阳明弟子的分析比较

交游方面，与孙蒙泉有来往、可比较的王阳明弟子分布地域很广，除了江浙、江西之外，还涉及一些更为偏远的地区，比如粤闽、两湖、北方等地区，可分别以薛侃、颜冲宇、贺阳亨、张弘山、尤西川、张抱初等为代表。由此既可探讨阳明学传播过程中的学派分化问题，又能更进一步考察良知学思想如何与地域文化融合。

薛侃是粤闽王门的领军人物，他应该是在正德九年（1514）及门受学。当时，阳明先生就任南京鸿胪寺卿，及门弟子非常之多，包括是年因科举落第而来南都受学者，薛侃、季本等就属于这种情况。阳明先生去世后，薛侃召集钱德洪、孙蒙泉、管州等同门筹建天真精舍以祭祀阳明先生，且将其作为教化之地。但天真精舍自创始以来，经营不善，渐趋没落。隆庆五年（1571）秋，孙蒙泉等谒先师阳明祠，正祀典、置赡田、饬祠宇，仿《白鹿洞规》作《天真精舍志》，力主强化对阳明的祭祀活动，以聚拢后学。

“天真精舍”可谓薛侃与孙蒙泉交游、共事的最重要内容。以杭州的天真精舍为中心，薛侃、孙蒙泉都为阳明学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清代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提到孙蒙泉“以《传习录》为规范，董天真之役”。钱明先生还指出，孙蒙泉为阳明学派的门户建设做出三方面工作：刊刻阳明著作、经理天真书院、编纂《天真精舍志》。然而，就开创阳明学传播的新天地而言，薛侃比孙蒙泉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薛侃是粤闽王门的开创者、领军者。他广泛结交各地王门弟子、后学，特别是在广东地区形成一股风潮。在良知学理论发展方面，薛侃也同样关注到了“几”的问题，而且他以“研几”为思想归宿，这正可与孙蒙泉“知几”“真几”思想体系构成比较。

颜冲宇与孙蒙泉是同乡，多有往来论学，而且他们都曾在湖广地区担任官职。比较而言，颜冲宇对湖北王门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更大贡献，因为他的为学格言“一念回头，万火自降”成为弟子贺阳亨的入门心法，并且他们师徒两人都对良知学理论有所发展。孙蒙泉作为湖广提学，主要是在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首先德行，行冠礼，行射礼，与白石蔡公讲论石鼓，刻阳明先生《传习录》，教诸生践履实学，勿为口耳空谈”。总的来说，孙蒙泉在姚江学派中的地位重要，因此黄宗羲提议将其列入姚江书院《祀典》。

在阳明学向江浙以北地区传播的过程中，王阳明弟子、后学无疑是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孙蒙泉作为当时的“王学中坚”，也成为阳明学北传的重要桥梁。这一点可从他的交游与论学活动中得到若干线索。比如，孙蒙泉曾向他的余姚同乡、挚友管南屏说，自己已经“参透”阳明“致知”二字为“千古学诀”。他又曾与颜冲宇论学数次，重点阐发心学宗旨在于“危微精一”以及“体用一源”的基本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知几”之学。这些自得之见，孙蒙泉亦与沈鲤等河南僚友、同好详加论述，由此将良知学思想传向伊洛之地。

接引后学方面，孙蒙泉也曾以“书卷”的形式向学生朱子渐介绍圣贤之学的道脉源流，而且收有亲传弟子徐养相，其可谓阳明“三传”弟子。河南是孙蒙泉为官时间较长的地方，他在这不仅留下了造福当地的政绩，还在选拔、培养士子方面为人称道，其中徐养相拜在孙蒙泉门下。但从北方王门形成与发展的立场来看，张弘山、尤西川、张抱初等阳明后学才真正实现了阳明心学的代代相传。张弘山是山东茌平人。他早年从学于颜钥，得闻阳明良知学，又求学于王艮的弟子徐樾，终有“天然本良说”，深入阐发了良知学思想。尤西川则有“止于良知说”，张抱初有“敬爱主理说”等。尽管孙蒙泉与北方王门弟子、后学的交游不多，但他毕竟长期在此地为官，有机会为阳明学的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与同门、同道、同僚之间的交游应酬、书信往来，特别是参与书院建设、文献刊刻等工作，孙蒙泉为阳明学的传播、良知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与官任河南、江西等地同僚、同年的往来书信中，还可见孙蒙泉将良知学思想运用到了安邦理政的实践当中，包括勉励僚友尽忠职守、造福于民，而他自己也尽心竭力地赈灾平乱、为民请命等等。阳明心学之“知行合一”说最为世所称道，从交游的角度可见孙蒙泉其学、其行也是“合一”的，他所追求的“自慊于心”绝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