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大道朝天 文章礼乐
李敬泽
我在榆林一座剧场看过《米脂婆姨绥德汉》。
那个剧场是我所喜欢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童年时的影院风格，破旧简陋，但是有人气。观众进进出出，不衫不履，嗑瓜子儿、扇扇子，烟瘾犯了站起来大摇大摆走到大堂抽烟，活生生的百味杂陈的人间。
但大幕启处，是热血男儿，是柔肠百转的女子，是蓝格莹莹的天和莽莽苍苍的地，是悲欢离合，是响遏行云低若游丝的歌。
这样的戏正是人间的戏，戏里人深爱人间，于人于事于物都有情有义。他们走在这俗世里就如远远地走在黄土高坡上，心里是有劲儿的，踏实而敞亮。他们是英雄儿女是俗世男女，也能随时从戏里走出来，走进台下人群。
这是难得的境界。
这戏的作者是阿莹先生。后来我认识了他。
阿莹先生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投身文学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中，很多人随着时势之变放弃了文学的志向。他们没有错，对文学来说，读的人无论如何应该比写的人多。写作和创造，这注定是少数人的事。而阿莹先生属于坚持下来的少数。“坚持”一词其实也不确切，他不是坚持——顺便说一句，我也不太喜欢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词：“坚守”。“坚守”就有一种自我悲剧感。但爱文学的人何须坚持或坚守？比如阿莹先生，以文学的方式与自我相处、与世界相对，这于他不是一件苦事，不过是“悠然见南山”“相看两不厌”罢了。
在这三十多年里，阿莹先生一直在写，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和散文，特别是戏剧和散文，卓然有成。
同时这三十多年里，他也由一个工人一路走来，经历很多事、做了很多事，成为一个高级干部。
谈论阿莹先生的创作，其实都免不了要在做文和做事之间下笔，但这其中的关系似乎又很难说清，大抵也就是止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写作”云云。
现在，我试着说一说。
三十多年来，阿莹先生的写作从未中断，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对中国文学在这三十多年间的种种潮流、风尚似乎不甚在意。即以他后来专注的散文为例，他写乡土，写亲情，写历史文化，写艺术和人生，放在同类题材的书写谱系中，都有一种大道朝天、我自独行之感。他的写作没有“为赋新词”的纠结，没有寻常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强装和弄险，而是脚下一条路，坦然走过去。读他的文章，你不会惊艳和称奇，你会触动、感动，感到沉静、沉着。
“做文”，包含着一层人工胜天然的意思，要做，常常就不免强做，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当然很好，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惊人之语常常不免强行扭曲事物。这在诗歌中或许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散文中，就有可能变成辞胜于意，变成对世界与人生的不负责、不诚恳。
所以，我有时很怕除了写散文什么也不干的散文家，因为他只对他的文章负责，对他们来说，做文最重要，而潮流和风尚就是判卷子的老师，不得不时时窥伺风色、揣摩众意，文章就难免浮浪。但如果，散文家在写文章的同时还做着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不管是摆个小摊还是负一方重任，他们都会知道，事自有事理，不可轻亵。写文章当然要把话说漂亮 ,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把话说漂亮并非为文的目的，为文是为了体人情、明事理。他们的文字是对自己负责、对世界负责的，也许不那么炫目妖娆，但于人心、于世界都更贴切、更亲近。
“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字是真诚，也是诚恳。诗歌的写作与世界的关系可能首先是艺术的，而散文的写作与世界的关系肯定首先是伦理的，是一个人恳切地说自己的所知、所感。李白是好诗人，李白却不一定是好的散文家。当然，如果活到现在，李白也尽可在网上发帖子，天马行空，呼风唤雨。
所以，像阿莹先生这样，一边做事，一边为文，对事负责，也对文负责，也就正可以不看潮流，不观风向，只写自己眼前心底的文字。
这部书名为《大秦之道》，起自《石鼓山之谜》，结于《三秦之游》，五十一篇文章，一以贯之，是一个人的路。阿莹先生在陕西这片土地上一路行去，寻幽探胜，抚今访古。一边走着，有所见、有所感、有所思，形诸笔底，蔚为大观，一个人的路竟被他走成了“大秦之道”，大道朝天，所通者古今之变、文明之理。
新时期以来，写历史、写文化已成散文巨流，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仅是重启私家著史、文人论史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在中国依然是一个尖锐迫切的现代性难题，百多年来聚讼纷纭，大概还会争论下去。时至今日，“自我吊打”仍然多见，“翻案文章”“修正史学”也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随着国人自信的增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如钱穆先生所言，对历史怀着同情的理解，对传统存着温情礼敬之心。《大秦之道》，便是如此。
所谓“同情”，不是以后知之明看当局者迷，而是设身处地，怀着一份体贴的善意，忧古人之所忧，乐古人之所乐，从中领会出先人在他们的条件之下的所以然。由此而生理解，理解先人的艰辛与开创，理解他们的局限与宏阔，由理解而生礼敬之心，在簸荡纷乱的世界上，认同祖国与家园。
这一部书便是温情礼敬之书。
阿莹先生是陕西生人，他写这一切时，心中先存着桑梓之念，这是吾土吾民，是生我养我之地，先人的血在我身上流着，所以，放眼望去，观一切皆有情。
文人论古，常见之病是飞扬跋扈、任性好辩，役古人如奴仆，视万物如刍狗。此病难治，因为病在无情，于古人不亲，并不认他是我的先人。而《大秦之道》为有情之文。于古人先贤有情，于山水有情，于时光有情，于一粥一饭有情，于残碑剩瓦有情……
因为有情，所以有义；因为有义，于这世间担着义务和责任，所以阿莹先生行于大秦之道，便如同老农面对田园生计，目光清明，不任情、不滥情，一切只是珍惜、端正。情中应有理在，他的文是通情达理之文。阿莹先生博闻强记，于乡邦文献多所留意，又曾管过文物、旅游，纵三千年、横八百里，披襟当风，指点今古，这书里有的不仅是知识，更有见识。知识容易见识难，因为这见识断不能靠抄书得来。
情与理，这是散文的根本命题。所谓通情达理，做到很难。古人认为，情动于中，但还要约之以礼。这个“礼”，窃以为就是“理”，就是行于世间的正当和由此而来的表达与书写的得宜。比如阿莹先生的文章，于世间深切用情，但他的看人看物、看山看水、看书看字，其蔼然、肃然，其细腻与脱略、放达与执着，都浸润着诚挚、礼敬。这是性情，也是修炼。情之深浅合度，情之远近得宜，此情与彼情的联类、掩映、平衡等等，自有疾徐轻重的节奏和韵律，这或许就是情达于礼和理及乐的地方。
阿莹先生爱乐，此书中暗自有乐，有大秦之道上的古风。
——终究是写了《米脂婆姨绥德汉》的人。
2016年2月13日改定